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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度量的标尺,看见被忽视的女性需求。 」

这一次关于卫生巾的大规模讨论,从第一个女孩测量卫生巾长度,发现卫生巾长度不足、偷工减料开始。

这一现象引发关注后,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自发展开关于卫生巾长度的测量,实践涵盖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国产卫生巾品牌,结果发现,大部分卫生巾标长与实际测量棉长相差20-30mm,最高甚至达到50m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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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测量的各品牌卫生巾的标长与棉长差结果)

“卫生巾长度造假”话题登上热搜,卫生巾品牌集体回应“产品长度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范”,±4%的误差区间,合理化了“偷工减料”的存在。尽管国家标准允许合理误差的存在,但所有的品牌无一例外偏向负差,甚至踩着-4%的基准线,网友直言这是“用最低的标准回应女性最日常和重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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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卫生巾品牌回应“长度不足” )

从不容质疑的长度问题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对卫生巾的全面声讨,关于侧漏、闷热、粘性不足、吸收速度不足等设计失焦女性需求,黑心棉、虫卵等质量问题层出不穷,税率降低价格却不降,再到公共空间中月经关怀的缺失、月经教育普及的不足,再到月经贫困与视障群体的使用,与卫生巾相关的讨论不断冲上热搜,女性在舆论场中寻求更高的关注度,以及更好的破局之道。

从-4%到+4%,是女性需求的长征。每一次的测量、质疑和讨论,都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改变的渴望±4%的合理误差不应成为品牌推卸责任的借口,更不应成为忽视女性需求的遮羞布。

01 月经羞耻:共筑一场集体沉默‍‍‍‍‍‍‍‍‍‍‍‍‍‍‍‍‍‍‍‍

在电影《好东西》中,小孩王茉莉在饭桌上聊起月经,小叶说“谁没事会聊这些啊,多见不得人啊”,小孩却回复道:“可是这世界上一半的人都会流血啊”。小叶的惊讶与排斥,正是社会对于月经普遍态度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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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好东西》中王茉莉与小叶关于月经的讨论 )

月经羞耻是女性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从有月经开始,女性便要开始与之漫长的斗争。接受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克服生理性的疼痛与情绪的困扰;接受它作为不被正视、言说的一部分;接受它作为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却要因此感到羞耻的一部分。

《看不见的女性》一书指出,“女性的身体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给这具身体赋予了社会意义,且无法从社会层面为之负责。”作为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月经在社会语境中,却被赋予了“不洁”“不祥”的文化意象,成为了秘而不宣的共识。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来指代“月经”的表达超过了五千个。从用五千多个不同的隐喻取代“月经”,再到用“女神节”替代“妇女节”,从未停止的美化与掩盖之下,是与女性相关的称呼似乎永远无法摆脱性别偏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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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关于月经的代称 )

社会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其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提出,性别是表演性的,是不断被建构与解构的过程。月经羞耻,正是这一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对女性身体进行规训与压制的体现。它让女性在面对自己的生理需求时感到羞耻与不安,进而在公共场合下选择沉默与隐藏。正视的缺席、公共讨论的不在场,不仅加深了月经羞耻的烙印,更让女性在寻求帮助与支持时感到孤立无援。女性的生理需求以及月经困境,也因此被掩埋。

而卫生巾,即便存在各种设计缺陷,甚至卫生质量问题,却难以在互联网上形成巨大的声量。由于社会对月经的禁忌与回避,女性往往难以公开讨论卫生巾的质量问题与使用体验。遵从沉默的惯性,受众群体总是自我归因,而很少指责外界。直到再也无法指向自我苛责的“长度不足”出现,我们才可以放下自觉的羞愧,惊觉“原来不是自己的问题”。

改变卫生巾,从看见“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会流血”开始。

02 性别数据缺口:构建想象的“女性”

“性别数据缺口完全是一种存在了数千年的思考方式的产物,因此也可说源于不思考。双重的不思考:男人不言而喻,女人不被提及。”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通过大量的数据与案例揭示了性别数据缺口对女性权益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当我们说到人类,总的来说,我们指的是男人”。

男性的视角与经验成为普遍,而女性视角则成为隐秘、小众、容易被忽视的存在。女性视角的缺席在卫生巾行业也不例外,八点健闻关于中国卫生巾发展历史研究的文章,标题便称“中国卫生巾发展简史:一段女性失语的历史”。

卫生巾作为重要的女性用品,在其发展历程中,从生产、销售到推广,女性似乎只扮演着最后一环使用者的角色。企业往往基于男性视角或刻板印象来设计产品与市场策略,即从社会层面理解的“女性”形象出发。如此一来,卫生巾的设计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女性的需求,真实的需求和产品设计与理念之间鸿沟的存在,开始变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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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在博主 @ 塑料叉《小时候你看过的卫生巾广告,有多离谱?》视频下回忆过往看过的卫生巾广告 )

而在卫生巾广告中,商家也倾向于塑造即便是在经期,也热爱运动、亲近自然、怡然自得、毫无不适的女性形象,美化女性的月经状态。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女性经期的真实体验存在较大的差距。商家可能认为这种“无痛化”的风格更能吸引女性消费者的青睐,但实上却误解了女性处于经期的生理状态,也忽视了女性对卫生巾产品的真实需求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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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常见的卫生巾广告类型)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卫生巾作为必需品,产品区分度难以拉开距离的现实之下,卫生巾商家更多地将重心转移到包装设计、品牌理念的差异化竞争,从包装到香气,卫生巾赛道卷出“新高度”,似乎卫生巾不是日用品,而是装饰品。优先消费卖点而不是消费者痛点,成为了资本主义逻辑下商家的共识。

然而,比起多样的香气,女性更在意的是,一觉醒来,是否需要清理被血染红的衣物和被单;比起精美的包装,女性更在意的是卫生巾是否透气,没有闷热长痘的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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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小央画话关于卫生巾事件的发声漫画)

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提出社会性别的概念,指出社会性别源于社会建构,规范人的行为,并决定了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特征。我们所谈论的“女性”,并非仅仅基于生理构造,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塑造和期望下的女性形象。而卫生巾的设计、生产、销售到推广,在女性失语的状态下,都是基于一种想象中的社会角色。父权制下自觉内化的月经羞耻,神秘的拥有无数代称的“月经”,广告中扮演经血的蓝色液体,共同构建了人们对女性月经的想象体。

03 切身的生命体验:还原真实的“女性”

性别是一种不该被忽视的立场。男性与女性生理构造的不同决定了生理需求的不同,然而,在社会层面,身体早已被赋予了符号学的意义,承载了政治、文化层面的意涵。作为父权制下相较于男性的“第二性”,女性的身体无法获得平等的肯定与重视。在医学的传统理念与历史发展中,女性的身体从作为“残缺的男性”,再到如今仍然服从于“男性的身体是人类的代表”的逻辑,女性是“默认之下的例外”。而卫生巾作为女性生理需求的重要载体,就这样掩埋在默认之下。

作为占世界一半的人群,月经不该是只在这一半群体中流淌的话语,而在卫生巾作为商品流通的市场中,女性也不该丢失对于这一必需品的话语权。

从“高铁该不该售卖卫生巾”,讨论公共空间中对女性正常生理需求考虑与应对措施的缺席,再到菜菜在《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中以喜剧的形式直言关于月经羞耻的荒诞故事,再到电影《好东西》以王茉莉的视角重新审视月经,指出“血怎么会脏”,以独属于女性的默契,抚慰集体记忆中因月经而起的愧疚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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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好东西》路演中邵艺辉导演关于月经的讨论)

我们在公共话语空间讨论月经,是在寻求一种正视,寻求对于偏见的消除,寻求对需求的回应,寻求构建真实的“女性”。它生发于女性的视角,立足于女性切身的经验。当以月经羞耻为首的女性月经刻板印象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作为一种典型思想被男性所认识和接受,被女性所内化,那么这种认识便会开始不断的循化与固化。而男性必然无法拥有与女性相同的生理经历。经验的缺席,需求的不在场,必然导致了其视角的缺失。如果一个人自身没有这种需求,那么要让他相信这种需求客观存在,就并非易事。

这些似乎无需解释的,从我们有认知开始便存在的共识与文化,唯有从我们个体的视角出发重新加以审视与批评,才会有改变的可能。女性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消除身体层面的误解与污名化开始,参与到“女性”这一社会身份的建构当中去。

(图片素材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 看不见的女性[M].(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新星出版社.2022

[2] 中国新闻周刊,《卫生巾品牌集体被骂,不冤》

[3] 青年志Youthology,《做一片安全、好用的卫生巾,很难吗?》

[4] 新周刊,《卫生巾集体翻车之后,女孩决定亲自下工厂》

[5] 三联生活周刊,《月经羞耻:一个黑袋子背后的观念变迁史》

[6] 腾讯新闻,《一个“乖女孩”决定上脱口秀讲月经羞耻》

[7] 八点健闻 ,《中国卫生巾发展简史:一段女性失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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