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明珠集团
青史如镜，鉴照峥嵘岁月；初心如炬，辉映奋进之路。
九曲黄河，浩荡东行，行至中游下段的三门峡谷中，在激流中可见一巨石，因其形状如柱而得名砥柱，在古文献中也写作“厎柱”，“中流砥柱”这个成语由此而来，意为不论浩荡狂风掀起巨浪惊涛，抑或人间沧海桑田动荡巨变，其都矗立于风云惊涛之中不可撼动。后来，“中流砥柱”被广泛用来比喻那些在动荡艰难的环境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起到支撑和引导作用的集体或个人。
由于砥柱石在黄河水流中的独特位置和在河运中的独特作用，以及人们赋予它的特殊精神寓意，砥柱自古被喻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历代文人墨客围绕砥柱，以诗、词、歌、赋等各种文体，颂扬砥柱的精神内涵，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句，使其成为中华大地一个著名的地理标志。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砥柱则被赋予民族脊梁的意涵，中流砥柱精神也被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核心意蕴。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个个重要关口，中国共产党总是挺身而出，肩负天下兴亡重任。砥柱精神的实质，就是砥柱中流，就是人民、民族和时代的“脊梁”。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峡谷中的一声开山炮响正式拉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热潮。因为砥柱石正好位于三门峡峡谷中，在施工范围内，有人提议炸掉这块石头，以方便大坝修建施工，但周恩来总理坚持要把这块石头留下。周总理认为，“中流砥柱”是一种形象，更是一种精神，应该永久保留，激励中华儿女不屈不挠、自强不息。
被保留于大坝下方的砥柱，作为大坝建设的见证者，见证了大坝建设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场攸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所体现出的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大无畏精神。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为国分忧、为民解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迎难而上、敢于抗争，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的精神，更是中流砥柱精神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运用过程中的发扬光大。
千古一梦——在“为国分忧、为民解难”中探索决策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滔滔黄河水从三门中怒吼而出，无休止地冲撞、拍打着砥柱，而砥柱石孤峰定波，作为航标指引着过往船只，这是一种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起着巨大支持作用的力量。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同时也是一条承载着中华民族苦难记忆的河流。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泥沙含量高、治理难度大而闻名于世，其水少沙多、水沙异源、为灾为患。千百年来，黄河与中国、黄河与中华民族，河运与国运、河运与民生早已生死相依，缔结为厚重的命运共同体。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前，距离1855年铜瓦厢改道后形成的现行河道已接近百年，距离1843年花园口洪峰流量33000立方米每秒的大水已超过百年。“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魔咒”是高悬在黄淮海平原人民头顶的一把利刃，时时警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决策者！
为彻底解除黄河下游的洪灾威胁，党和政府在当时国力还十分贫弱的状况下，毅然决定对黄河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开发。
该规划首选在黄河三门峡处修建一座控制黄河流域面积91.5%、控制黄河来水量的89%、来沙量的98%、足可拦蓄上游“涨上天”的特大洪水，并能对下游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洪水起到错峰减量作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迫切需要，是保护黄淮海平原安全的迫切需要，是保护共和国安全的迫切需要！
1952年深秋，毛泽东主席首次离京视察就来到了黄河岸边。当说到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毛主席说：“三门峡这个水库修起来，把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发电、通航，可以研究。”并叮嘱时任黄委主任王化云一行“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主席的视察黄河之行，使黄河治理问题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治理黄河不仅是一项技术问题，更是涉及亿万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大问题。毛主席深刻地认识到治理黄河的重要性，1952年到1955年，毛主席先后4次听取治黄汇报，不仅在行动上给予了支持，更在思路上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时任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提请大会审议。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同时强调，下游已是危在旦夕。黄河洪水威胁着黄淮海平原25万平方千米、8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黄河一旦决口改道，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部署。因此，修建三门峡水库拦沙防洪，实属刻不容缓之事。于是，黄河干流阶梯开发计划选定在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三门峡地区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对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的作用。报告还引用了一代文豪郭沫若《洪水时代》中的诗句：“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表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治理洪水的信心和决心。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在其坝址的选择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慎之又慎。从水利专家李仪祉1933年提出“于上游设拦洪库”的设想到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整整22年，先后有7个国家数百位优秀的水利及相关行业的专家参与黄河的考察、论证、规划，在一次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项工程的科学、民主、求实和严谨态度。
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考察的专家，他们很多时候是背着小米、骑着毛驴在高山峡谷、黄土沟壑间跋涉，风餐露宿，历尽艰险。1953年查勘黄河时，王化云曾感慨：“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和工人跋山涉水，冒着严寒盛暑，从河源到海口，从干流到支流，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黄河流域的原野。他们为了解黄河流域全面情况，作了宝贵的贡献。”
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综合众人意见指出：“从龙门到邙山，看到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坝址。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综合众多中外水利专家的意见，万里黄河第一坝首选三门峡，是因为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质地形优势：一是三门峡峡谷位于黄河中游最狭窄的河段，便于给黄河扎上“腰带”，建高库大坝容易形成“小口大肚子”型的理想水库；二是三门峡峡谷分布着坚硬细密的闪长玢岩，岩体横跨黄河长达700多米，厚度为90—130米，每平方厘米的闪长玢岩能够承重1.8—2吨，地质条件优越，是坝基的上佳之选；三是三门峡的人门、神门、鬼门3条峡谷便于截流和施工导流；四是三门峡峡谷水深流急、落差大，建坝后可以产生可观的水力发电量，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初能源电力不足之困扰；五是从三门峡只修15千米长的铁路就可与陇海铁路相连，便于建坝物资的运输等。
为做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组织管理和施工建设工作，1955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工程机构——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并调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湖北省省长刘子厚、黄委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组成领导班子。如此高规格的配置，显示出国家对这项重点工程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关爱。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全过程，始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8年4月、1959年10月、1961年10月，周总理曾3次亲临工地现场，主持会议、研究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刘少奇、朱德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曾到工地视察，关心关注工程建设和发展。时任副总理习仲勋还亲自参加了三门峡工程建设问题的讨论会，1959年6月7日，他在渭南写信给周总理，针对三门峡工程建设质量方面，专门写道：“三门峡工程数量不成问题，质量也不坏，但今天的中心问题还是讲求质量，这是千年大计，必须保证质量是中国第一，甚至是世界第一，我反复和他们谈到了这一点……”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决策历程，体现了党和国家“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初心坚如磐石，虽历经沧桑风雨而始终不变。
河川誓言——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中铁臂担纲
关于砥柱石，豫西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说砥柱石是一位老艄公的化身，引导着过往船只安全航行，其“朝我来”的奉献精神一直流传至今，象征着那些在狂风暴雨中坚忍不拔、奋斗不辍、奉献不止的坚持与坚守。
1956年7月5日，中共中央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干部职工调配发出通知。很快，2900多名行政和技术干部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有关省、市奉调来到三门峡，一支支精锐的施工队伍陆续从丰满、大伙房、官厅、徒河、狮子滩、梅山等水利水电建设工地移师三门峡，一批批技术工人从北京、上海、辽宁等地转战三门峡，6000多名水电精英从河南、山东、河北3省应召聚集三门峡，还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大中专毕业生，怀揣着报国理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入三门峡……在这“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的三门天堑周围修桥铺路、排兵布阵，从而拉开了治理开发黄河、造福人民的战幕。经过1年多紧张繁忙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前期施工准备，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具备开工条件。
1957年4月13日上午，隆隆的开山炮声打破了三门峡峡谷的宁静，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建设正式动工了！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征服黄河的开端——举国瞩目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为题，热情洋溢地报道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盛况，同时，还发表了社论《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引起全国响应，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成千上万名水电工程建设者，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积极投身于这一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20000多名工程建设者，怀着梦想，冒严寒、战酷暑，在艰苦的条件下，打响了挑战“三门天险”的战役。山上山下红旗飘扬，镐起锨落挥汗如雨，面对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诗人冰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工人们分三班工作，日夜不停……几千个英雄的工人在大坝的上下、远近、周围，在机器上、火车上、汽车上，和辅助企业的基地上，或藏或现地在操纵着7000多台施工机械，使用着来自国内50多个城市和苏联等10个国家的建筑材料……”大坝工地上呈现出“白天一片红（旗），夜晚一片明（灯）”的壮丽景观。从陕州城遥望工地夜空，光亮映红了半边天。无论是谁，只要到工地一看，就会为建设者们万众一心、气吞山河的精神所鼓舞。
刘子厚在他的回忆文章《根治黄河的伟大开端》中这样记录：“那时职工生活条件很艰苦。没有住房，就搭席棚，住窑洞；缺少工具，就手抬肩扛。用水，要到井里或坡下几里外的黄河边去挑。即使那样，广大职工也无怨言。他们不计较报酬和名利，默默地为中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事业作着无私贡献。”
高连业当时任浇筑混凝土作业队队长，他最难忘的是1959年“大战100万方”的日子。“一天睡4个小时，天天如此，坚持了1年。包括工程局领导都是昼夜值班”。就这样，高连业和他的同事们硬是啃下了全年浇筑103.8万立方米混凝土的国内新纪录。
刘祥吾他们用手风钻、电铲挖坝基，一天下来两个膀子都震麻了，吃饭的时候连碗都端不稳。蔡保林夫妇家里没有人照看孩子，为了不耽误工作，就将孩子用绳子捆绑在推土机上，在风大浪高的黄河边上继续奋战。女焊工田素芝生孩子那天，白天照样挺着肚子干活，蹲不下去就跪着干，晚上回去就生了。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就是那个时代普通而真实的写照。广大建设者们敢啃“硬骨头”的精神至今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战斗力，诠释着忠于国家的使命担当，创造了中国水电建设的奇迹。
黄河截流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的一场攻坚战。1958年11月17日，河水流量仍为2030立方米每秒，超过设计流量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截流，危险性相当大，但若推迟截流，工程将拖后1年。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党委经过充分计划和准备，决定自11月17日9时起，先进行截流演习。连续3天成功的截流演习极大地鼓舞了建设者们的士气，大家一致要求一鼓作气，截断神门！
气可鼓而不可泄，演习直接演变成一场机械化大兵团实战：50多辆载重为10—25吨的各种型号自卸车，昼夜不停地奔驰着，满载着一车车的岩石，从右岸横过鬼门溢流桥，跃上鬼门岛；旋即一个急转身，背对着指向对岸的戗堤尽头，吼叫着直逼神门河心……经过连续33小时在神门河中抛投3.2万立方米石渣、700块3—5吨重块石、80块重达15吨的混凝土四面体，神门河成功合龙。随后，又陆续采用立堵加钢管拦石栅结合瞬时爆破法，一举封堵了神门岛泄水道。1958年11月25日，截流指挥部宣布：经过7天又21小时45分钟的紧张战斗，截流工程于当日6时45分基本结束，神门河和神门岛中间的泄水道已全部封堵，鬼门河的闸门早已安装好，随时可以落闸截流。自此，战天斗地的三门峡人，一举锁住黄龙！在场的苏联专家称赞道：“你们创造了世界江河史上的截流奇迹。”
截流成功后，三门峡大坝第二期工程——电站坝体、电站厂房的基础开挖工作也迅速展开。在这一阶段，建设者们同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经鬼门、神门和人门3股激流汇集冲刷的河床中，有一条长约250米、宽50—60米、深30米的河槽，人称“龙宫”。整个电站坝体和电站厂房及尾水渠的基部淤泥达4万立方米。由于该部位无法进行机械施工，因此只能靠人力挖。当时正值三九严冬，天寒地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从局长、党委书记到一线工人，全员上阵。就这样，1500人的队伍，经过50多天的连续奋战，开挖清理淤泥45300立方米，爆破岩石94200立方米，胜利完成了这场“龙宫会战”。
靠着顽强拼搏、迎难而上的精神，建设者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水电工程建设史上的奇迹。
1957年，通过实施分期导流，开始左岸基坑开挖，并修建导流建筑物，开创20世纪50年代分期导流的范例。
从1958年3月浇筑大坝第一罐混凝土起，当年便完成了隔墙、隔墩、溢流坝底孔等部位的混凝土浇筑。同时，大坝混凝土掺用大量粉煤灰，节约优质水泥22300吨，这项新工艺亦属当时国内首创。
1959年4月，第二期大坝工程中的右岸坝基开挖和处理工作全部完成，为大坝全线浇筑创造了条件，当年即创下浇筑混凝土量100万立方米的国内纪录。
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基本建成，较原定工期提前1年多。建设者完成了建设之初的铮铮誓言，1961年4月，一座长713米、高106米的混凝土重力坝拔地而起，三门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筑坝历程，体现了广大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它如旗帜、似号角，感召人、鼓舞人，推动着治黄事业不断前进。
风雨求索——在“迎难而上、敢于抗争”中砥柱中流
千百年来，无论面对狂风暴雨的侵袭，还是惊涛骇浪的冲刷，砥柱石一直力挽狂澜，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从未被淹没，其刚强无畏，抗击惊涛骇浪、风雨侵蚀的风骨世代备受景仰。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利枢纽下闸蓄水后，经历了研究、改造、实践，再研究、再改造、再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三门峡水利枢纽一边革弊立新，一边发挥着巨大的综合效益，一边为中国乃至世界多泥沙河流坝工建设探索、实践、积累着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随着苏联专家撤走，350吨起重闸门机终止供应，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被扣留，使得因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来后也无法安装。周总理决定中国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召开会议安排有关部门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解决困难，太原重型机器厂圆满完成了350吨起重闸门机的设计制造安装，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门式起重机诞生并广泛推广应用。为解决水轮机焊接问题，周总理亲自请来沈鸿、李强、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号召全国有经验的专家一起攻关。1961年10月，周总理在陪同尼泊尔国王参观三门峡水电站时，曾仔细观看水轮机转子，询问焊接是否变形。焊接专家和工人们在周总理的关怀鼓舞下，胜利完成了水涡轮机焊接任务，取得了大型水电站水涡轮机热焊技术的突破，为此后国内水涡轮机焊接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
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实现拦洪蓄水运用后，黄河下游也开始出现河槽下切、泥沙冲刷的好势头。但仅仅1年后，由于该年份来沙量大以及对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足，水库发生严重淤积。从这时起，三门峡水利枢纽迎难而上，成为中国多泥沙河流治理开发运用的试验基地，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探索之路。
1962年2月，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汛期闸门全开敞泄，这样库区淤积虽有所减缓，但入库泥沙仍有60%淤在库内，运用方式的改变并没有解除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困境。
针对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中出现的问题，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改建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周总理在北京民族饭店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周总理参加了6次会议讨论，会议决定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改建。会议批准了“两洞四管”改建方案，即在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2条泄洪排沙隧洞，同时将原建的8条引水发电钢管中的4条改建为泄洪排沙钢管，以加大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
1964—1966年，“两洞四管”分别改建完成并投入运用，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泄流能力在库水位315米高程时，泄量由原来的3084立方米每秒增至6102立方米每秒，水库排沙比由6.8%增至82.5%，潼关以下库区开始由淤积变为冲刷。
成效是显著的，但这对于精益求精的枢纽人来说还远远不够。库区泥沙淤积虽然明显减少，其泄流排沙能力却依然不足，20%的泥沙淤积库内，使得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泥沙淤积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它已为进一步改建赢得了时间，并从改建工程的实践中探索出了解决水库泥沙淤积的有效途径！
为了彻底解决库区泥沙淤积问题，发挥已建工程的效益，1969年6月，在三门峡市召开了晋、陕、豫、鲁4省会议，确定三门峡水利枢纽进一步改建的计划，并提出“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的改建原则。
第二次改建中，三门峡水利枢纽于1969—1971年打开了1—8号原施工导流底孔作为泄流排沙孔，1973—1978年降低了1—5号发电钢管进水口底板高程，安装5台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
在改建的同时，1973年年底，水库开始实行“蓄清排浑”控制运用。增大水库的排沙能力，避免了小水排大沙，提高了下游水流的输沙能力，加大了河道排沙入海的比例，使库区泥沙淤积得到了控制，潼关以下库容可长期稳定保持。
经过两次改建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显著增强，潼关以下的库区已由淤积变为冲刷，出库沙量占入库沙量的比值从1966年的71.62%增大到1971年的117.19%，330米高程以下的库容，较1964年10月第一次改建之前增加10.5亿立方米。由于“蓄清排浑”的运用，使潼关以下库区河床发生大量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量较三门峡建库前有较大幅度减少，每年可使下游河道减少泥沙淤积6000万吨左右，渭河洪涝灾害得到减轻。三门峡水库335米高程以下可长期保持防洪库容约60亿立方米，并发挥了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和生态等巨大综合效益。
探索唯艰难困苦，方玉汝于成。从“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再到“蓄清排浑”的转变，是三门峡水利枢纽人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的探索精神的生动折射，为治黄事业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历史总在曲折中前进，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探索完善的脚步并未停止。1980年，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底孔进行检查时，发现各泄流孔边壁的混凝土过流面和门槽导轨埋件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严重磨蚀破坏，导致溢流坝底孔和深孔等泄流建筑物难以再维持安全运用。于是，1981年3月，三门峡水利枢纽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泄流工程二期改建。
二期改建底孔的工程包括压缩1—8号底孔出口过水断面，对其过水部位进行抗磨处理，并对闸门槽进行改造等。为尽量减少对水库正常运用的影响，对底孔的二期改建只能分期分批进行。至1988年，经修复和改建的底孔才得以全部投入运用，底孔出口压缩后，泄量有所减少，因此又相继打开了9—12号底孔，以弥补由于改建而减少的泄量。到2000年汛前，原12个施工导流底孔全部打开。
在与泥沙博弈的过程中，三门峡水利枢纽人凭着执着、勇气与智慧，在曲折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行，走出了一条有黄河特色的奋进之路。为保证改建期间三门峡水库正常运用，他们又探索创新解决了底孔进水口处的施工围堰问题，研究出世界首个特种深水围堰技术，为已建水工建筑物的修复提供了可靠有效的检修手段， 该技术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攸关水库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通过2次改建和3次运用方式调整，最终使三门峡水利枢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实践是在与泥沙斗争中走过的，工程的建设和运用是一次次突破传统理论，一次次破解治黄“死结”的伟大实践，经历了不断探索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成功探索出了通过水库“蓄清排浑、调水调沙”，保持长期有效库容和控制泥沙淤积上延的有效方法，也使中国的水利专家们通过三门峡水利枢纽真正认识了黄河，找到了解决泥沙淤积的方法，逐步形成了中国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的系统理论及比较成熟的计算原则和方法。此后，黄河上兴建的刘家峡、龙羊峡、万家寨、小浪底以及此后的中国水利工作的巅峰之作——长江三峡，都借鉴了三门峡经验的丰硕成果，三门峡经验也为美国波多黎各水库、巴基斯坦卡拉巴格水库等在多泥沙河流上建设水库提供了“中国方案”。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在《跟随周总理治水》一文中指出，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反复实践总结，大大提高了对泥沙冲淤规律的认识，并创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运用水沙的方法。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北京与中国合办国际泥沙培训中心。中国的泥沙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如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已成为构建完善的黄河防洪减淤体系、水沙调控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秉承黄河宁、天下平的执着初心，其与黄河上的诸多水利枢纽和防洪工程一起，防御黄河中游洪水，协调黄河水沙关系，优化调度黄河水资源，共同构成了“维护黄河健康生命，促进流域人水和谐”的治河新体系。三门峡水利枢纽，无疑是这个体系中最先承载国人“俟河之清”、千古一梦的探路先锋。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探索历程，体现了三门峡水利枢纽人迎难而上、敢于抗争、永不止步，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担当，直面困难挑战，不负人民重托。
功利千秋——在“信念坚定、敢于担当”中圆梦大河安澜
中流砥柱于激流之中屹立，于风雨之中坚守。千百年来，作为黄河漕运的咽喉，往来行船很多，但行船每遇惊险，只要看到它，总能化险为夷。
有了三门峡，黄河始安澜。在造福于民的道路上，三门峡水利枢纽一刻未停。
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后，发挥了巨大的防洪保安功能。其控制了黄河3个洪水来源区的2个：中游北干流及泾、北洛、渭河支流，并对“三花间”（三门峡至花园口）第三洪水来源区发生的洪水，也能起到错峰减量的作用。1964年、1971年、1977年、1979年，黄河上游曾发生过6次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大洪水，特别是1977年7月9日到8月8日，1个月内，花园口水文站接连出现从13000立方米每秒到16000立方米每秒3次洪水过程，防洪形势异常严峻，但因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控制运用，削减洪峰，在波澜不惊中，黄河下游化险为夷。小浪底水库建成投运后，黄河下游防洪体系进一步完善。通过小浪底水库、三门峡水库与故县水库、陆浑水库联合调度、控制运用，可以使黄河下游避免千年一遇以下大洪水决口。黄河岁岁安澜、千里大堤安然无恙，三门峡水利枢纽功不可没。
有了三门峡水库调节，黄河下游再未发生过凌汛决口。从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到1955年的100年中，发生凌汛决溢的年份有29年，决口近百处，平均3年半就有1年发生凌汛决溢灾害。山东为凌汛灾害的重灾区，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危害。在三门峡水库建成前，黄河下游的防凌措施主要靠人工爆破形式的“武开河”，不能完全避免凌汛决口，1951年、1955年曾2次在河口地区决口，致使利津、滨县、沾化3县866.67平方千米土地和482个自然村受淹，1.4万间房屋倒塌，83人死亡，26 万受灾群众近4个月在冰水中受煎熬。三门峡水库建成后，通过科学调度，使黄河下游防凌由人为破冰发展到利用水库调节河道流量（俗称“文开河”）的防凌新阶段，避免了小流量封河和“武开河”，从此，黄河下游再没发生过凌汛决口。黄河下游平均每年需防凌库容约35亿立方米，小浪底水库建成投运后，承担20亿立方米防凌库容，其余15亿立方米由三门峡水库来承担。通过三门峡水库、小浪底水库两库联合调度，可以确保黄河下游防凌安全。
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为黄河下游供水、灌溉提供了坚强保障。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运用以后，每年利用凌汛和桃汛蓄水，在黄河下游春灌时，可使河道流量增加300立方米每秒，大大提高了下游引水的保证率，是下游沿黄地区可靠的水源。有了水库调节，下游的引黄灌溉事业迅速发展，引黄灌溉面积达20000多平方千米。昔日的黄泛区成了“聚宝盆”，河南引黄灌区粮、棉总产量比开灌前增长4至6倍，以前穷得出了名的豫东兰考县，1983年成为全国夏粮增长的先进县；山东引黄灌区小麦平均单产比1970年增长3.2倍，长期靠吃统销粮的菏泽地区，1985年提供商品粮占全省商品粮总数的四分之一。沿黄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高兴地说：“致富仰仗责任田，丰收多亏黄河水。”有了水库调节，枯水期为中原、胜利两大油田和沿黄城镇提供了大量工业和生活用水，多次为河北、天津及青岛供水，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改变了生态环境。
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下游河道减淤发挥了重要作用。1960年7月至1970年6月，下游河道的冲淤总量表明，由于三门峡水库的拦沙作用，下游河道相当于10年不淤。1973年以来，三门峡水库采用了“蓄清排浑”调水调沙的运用方式，提高了下游水流的输沙能力，增大了排沙入海的比例。2002年开始实施调水调沙，三门峡水库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为小浪底水库人工塑造异重流并推动其排沙出库提供了强大动力，不仅对黄河下游减淤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对调整小浪底水库淤积形态、延长小浪底水库淤积库容使用年限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河下游主槽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180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5000立方米每秒，极大保障了下游堤防安全。
由三门峡水库蓄水而形成的285平方千米湿地，上万只白天鹅嬉戏飞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白天鹅越冬栖息乐园。三门峡水库库区内拥有植物743种、动物867种，库区湿地有木本植物38种、草本植物560种、浮游植物124种，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野大豆和14种省级重点保护植物，有鸟类279种，对于调节地区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三门峡市鸟类由过去的175种增加到315种，占河南省鸟类总数的82.5%。三门峡水利枢纽用越来越多的蓝天白云、清水绿岸书写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水电工程建设的探路者，三门峡水利枢纽锻炼、造就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队伍。1963年，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曾经统一领导三门峡、陆浑、刘家峡、盐锅峡4个工程局的工作和施工。三门峡施工高峰期过后，建设者们西进南下，组成了几个新的工程局，先后建设了盐锅峡、刘家峡、龚嘴、南桠河、铜街子等一批大型水库和水电站，开启了中国水电建设不平凡的征程。
三门峡水利枢纽发挥的巨大综合效益，体现了“信念坚定、为民造福”的忠诚和热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水电专家潘家铮曾这样评价，三门峡工程像是一座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下了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念，刻下了为探索治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刻下了为挽回败局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也刻下了留给人民的宝贵经验和光明前景。
一部治黄史，也是一部治国史，三门峡水利枢纽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粟，是中国水电建设的一座丰碑，是中国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不慕荣辱，砥砺前行。它，铸就了以中流砥柱精神为基础的筑坝精神，这一独特精神特质，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壮阔而磅礴。
本文刊发于《黄河 黄土 黄种人》
2024年10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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