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在湖南长沙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和遥远的北京城一样,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

人们用无限崇拜又无比激动的心情,高高举起毛主席的画像,在丽日蓝天的映衬下,兴高采烈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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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因为日子特殊,值得庆贺,因此,不论男女老少,大家都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拿出来,最时髦的新鞋子穿起来,一路欢声笑语参加游行去。

在这一群群长长的游行队伍里,有一位名叫罗元鲲的年近古稀的老人,也在游行队伍中。只见他穿一件深蓝色的半旧长褂,脚上穿一双旧粗布鞋子,一看就是出身贫寒之家的老者。

但是,老人脸上的激动喜悦之情,却和身边的人们一样。他一次次凝望毛主席的画像,脸上露出喜悦满足又自豪的表情,那流淌的笑意,在饱经沧桑的脸上,一道一道轻轻舒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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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识这位老者,和旁边的人絮絮说道,这老人今年已经67岁了,还在妙高峰中学教历史课呢。

闲谈至此,大家都不免要感叹一番,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着养家糊口,做着教书匠的苦差事,真是难为他了。

别人私下里同情他,罗元鲲却同情起别人来了。这一天游行回来,罗元鲲一人静静坐在书桌前,伴着窗外迟迟的夕阳和唧唧的虫鸣之声,无限感慨起来。

他既欣喜激动于新中国的宣告成立,又担忧起好几位和自己一样,身为旧时代教员的老同事们的清苦生活。

这些老同事中,一个就是曾经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张干,因为家里人口多,日子和他一样过得清苦极了;一个是已经过世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先生的遗孀戴常贞,已经七十多岁了,却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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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到此,罗元鲲不觉眼眶就湿润了。他凝神思忖一番后,决定给自己的一个学生写一封信,和他说一说目下旧时代教员们的艰难处境。

说写就写。研墨、铺纸、握管,罗元鲲提笔写道:

你在一师就读时的教师尚有一部分健在,如张干、刘策成等。你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先生已于一九三二年去世,现家境极其艰难。其妻戴常贞现年七十余岁,常无隔夜之粮,旧社会给教师造成之困苦,可见一斑。现已解放,想其生活当会慢慢好转。

信写好后,罗元鲲郑重地将信纸小心翼翼放入信封,让家人寄往遥远的北京城,寄给他的学生。

这位老人在北京的学生,正是毛主席,而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罗元鲲正是他的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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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寄出去之后,罗元鲲又自己疑惑起来,他不能确定这封信能不能寄到毛主席的手中,他甚至都不能确定毛主席是不是还记得他这位昔日的老师了。

毕竟,湖南一别,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三年了啊。

教书育人志不移

罗元鲲清楚记得,他第一次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是1913年。而就在同一年,毛主席也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

一年后,第四师范学校合并进入第一师范学校,自此之后,罗元鲲就成了毛主席的历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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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的罗元鲲,成绩优异,毕业后,谭延闿还曾邀请他留校任教,但是罗元鲲谢绝了邀请,回到了新化家乡,当起了新化中学的历史老师。

数年后,罗元鲲才辗转来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一辈子热爱教书育人事业的罗元鲲,一生之中,曾先后在新化、复初、明德、妙高峰、一师、湖南大学、稻田女师等几乎长沙所有的学校教过书。

1916年,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曾继梧曾邀请罗元鲲入幕工作。当时正值暑假,罗元鲲在他的幕府干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决定离开此地,回到长沙继续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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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继梧问他为何执意要走,罗元鲲回答道:“我不感兴趣,不如教书好。现在问你要事干的人很多,不如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我仍干我教书的事。”

罗元鲲在自己终其一生坚守的教书生涯中,始终秉承教书育人的崇高要求和标准,坚持认为:“不敬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自食其力忧同仁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日子里,罗元鲲渊博的文史知识和严格的自律意识,深深影响着毛主席。平生热爱历史知识的毛主席,对于罗元鲲的历史课,也兴趣盎然,学起来专心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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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主席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罗元鲲在课堂上讲起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历史故事,罗元鲲对于陶渊明不与官场同流合污躬耕田野的精神极为佩服,为此,特意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自食其力”四个大字。

随后,又对同学们说道:“我在家给孩子们编了一首歌谣,要吃饭,得流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都不是好汉。”

罗元鲲说完这话,同学们都纷纷鼓起掌来,毛主席也和同学们一道,热烈地鼓掌。望着黑板正中央,罗元鲲端端正正写下的“自食其力”四个大字,毛主席在心底油然而生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这四个大字,如同烙印一般,从此深深印刻在毛主席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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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元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来,他衣着朴素,粗布蓝褂子、粗布黑鞋,就是他最为常见的穿着。

出门上班办事的时候,他坚持步行,从不坐车,更不坐轿子。别人问他为什么,罗元鲲总是笑着答道:“我不忍心坐在别人的肩膀上。”

正是因为有此悲悯之心,当罗元鲲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无限喜悦之时,又想到自己的老同事还有同事的遗孀,忍饥挨饿之际,罗元鲲心急如焚,又无力帮忙,这才想到了给自己的学生写信倾诉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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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想到虽然是毛主席的历史老师,但是,毛主席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和他结下特殊的师生情谊,罗元鲲又不禁在心里犯起嘀咕来,他不能够确定毛主席是否还记得他这个老师,他甚至都有些怀疑,这封信能不能到达毛主席的手中。

事实证明,罗元鲲的担忧是多余了。

亲笔信至解燃眉

在北京的一天深夜时分,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突然接到毛主席的一个电话,要他立刻赶往中南海丰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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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听到毛主席在电话里焦急的声音,周世钊心里七上八下,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就立刻赶赴中南海了。

当内心忐忑不安的周世钊来到丰泽园,看到丰泽园内毛主席的书房里还亮着温暖的灯光,周世钊的心里一下子就感觉宁静了。

周世钊轻轻下了车,就看到听到动静的毛主席早已等在了门外。十月的北京,夜凉如水。周世钊立刻迎了上去,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

毛主席见到周世钊,笑呵呵地立即说道:“敦元兄,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把你叫来,但现在有件急事,必须你去办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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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毛主席这话,周世钊原本平静的心,又忐忑起来,不知道毛主席要接待他去办的事,是什么样的大事。

说着话儿,两人一前一后进到毛主席的书房。双双落座之后,毛主席这才缓缓说道:“我们之前的历史老师罗元鲲先生,给我寄了一封亲笔信来,你先看看咱们再做讨论。”

一面说着,毛主席就把那封信递给了周世钊。而后,毛主席点起了一支烟。

打开这封老师的亲笔信之后,还没开始细读,周世钊就惊讶地发现,毛主席在这封信上做满了各种标记,由此可见,毛主席对于这封老师的亲笔信,是何等重视啊。

周世钊将信件仔细阅读之后,毛主席严肃地说道:“你想想该怎么做,你应该是最了解他的情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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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钊郑重点了点头。毛主席又补充强调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现在全国已经解放,总不能看着老师饿肚子而坐视不管吧。”

临别之时,毛主席又向周世钊建议道:“我觉得应该将一些长期从事教育的老师,一律聘任,并按照机关干部的规定,给他们呢同样的待遇,而且,老弱病残也必须重视起来。凡是新的解放区,一个月内复课,你觉得如何?”

身为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周世钊对于毛主席的建议,非常赞同,于是,连连点头道:“就这么办。”

从毛主席的丰泽园离开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回头看了一眼毛主席窗前明亮的灯光,周世钊的眼眶不觉湿润了,他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第二天一大早,毛主席就派人将写好的回信送给周世钊。怀揣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周世钊没有耽搁,很快就坐上了飞往长沙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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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长沙之后,周世钊将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了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在这封信里,毛主席对于自己老师的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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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读毛主席的亲笔信之后,王首道不敢耽搁,立即派人前去了解情况,随后,又和周世钊一道,亲自登门拜访罗元鲲先生,并将1200斤救济米和50万元人民币(旧币),先后送到了他和张干校长的家中。对于袁仲谦先生的遗孀,也及时给予了接济。

最重要的是,根据毛主席的建议,王首道还对湖南全省全体教师的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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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世钊将毛主席的亲笔信送到罗元鲲手中的时候,周世钊珍宝一般小心翼翼打开信件,爱不释手地把上面的字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情激动不已。

师生相聚乐融融

1952年9月的一天,已经七十岁的罗元鲲,正在书桌前整理自己的文稿。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了敲门声,罗元鲲打开门一看,来人正是自己的学生周世钊。

周世钊一进门,就满脸激动喜悦地告诉罗元鲲,接省委统战部通知,毛主席要接他和张干校长去北京叙叙旧。

听到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罗元鲲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一般,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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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罗元鲲和张干校长等人一道,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那日,毛主席早早等在门口,车刚一停下,他就走到车门边,亲自扶着罗元鲲一步一步慢慢走下车来。

在丰泽园,师生济济一堂,忆往事话今朝,说一回笑一回,其乐融融。毛主席一再对罗元鲲表示感谢:“多亏您给我写信反映现实问题,这可真是帮了一个大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希望先生还能继续发现问题,请多多指教啊。”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毛主席特意嘱咐厨房多烧几道菜。当湘笋炒肉、油炸青椒、莲子炖鸡、红烧肉这几道湖南当地家常菜齐齐端上桌子的时候,罗元鲲不禁感叹起来,毛主席虽然离家千里万里,最爱吃的还是家乡的味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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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流连数日,临别之时,在罗元鲲的请求下,毛主席特意为他的屋舍题字留念,还送了50万(旧币)零花钱给了他,令罗元鲲感动不已。

“老师,您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上课的车时候讲自食其力,你说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都不是好汉。我想,贵府不如就叫力食居,您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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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放心,这些都是我的稿费。我讲话、写文章,都是老师教的,这些稿费你们自然也有份,都是我们自食其力得到的钱,是干净钱,我们一起用。”

结语

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年,71岁的罗元鲲就因病在长沙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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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块高高挂在罗元鲲自家院子前房门上写有“力食居”三个字的匾额,在无声诉说着毛主席和他的老师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特殊而浓厚的师生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