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苏区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国民党的封锁。
“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
苏区的物资进不去出不来，缺盐的问题尤为严重，敌人设立食盐专卖局，限制群众购买食盐。
没有盐，红军的体力消耗迅速增大，甚至在一些地区，盐被视为比黄金还贵重的奢侈品。
群众的粮食也被反动派搜掠到堡垒里去了，粮食短缺导致军队不得不实行配给制，普通百姓常常靠野菜和树皮充饥。
苏区军民还不得不面对医疗物资匮乏，伤病员缺少药品，甚至连简单的纱布都极其稀缺，感染和死亡率持续攀升。
另一方面，中央苏区初步形成时，人口约有 400 万，红军主力部队总兵力约 4 万人，随着革命的发展，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到后来十万红军的给养问题，成为了巨大的难题。
除了物资不足，国民党通过伪造假币来扰乱苏区市场，导致民间对苏区发行的货币失去信任，纷纷抛售或兑换硬通货银元。
一时间，市场陷入混乱，商贸活动几近停滞，没有稳定的货币支持，红军军费捉襟见肘，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战斗需求。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苏区高层意识到，靠传统方式解决问题已经远远不够。
单纯的“打土豪、分田地”只能缓解一时之急，但要让十万红军长期立足并生存下来，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可这谈何容易？缺乏工业基础、技术人员稀缺，加之敌军的层层围剿，让经济建设几乎从零开始。
而这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他便是毛泽民。
毛泽民是毛主席的弟弟，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由于家境不富裕，年少时的毛泽民没读过几年书，读了四年私塾后辍学。
父亲毛顺生曾一心想让长子毛泽东跟随他经商，但大儿子离开韶山外出求学，次子毛泽民则遂了父亲的意，一心一意帮他发家致富。
他随父亲学做小本生意，从盐巴到粮食，从手工制品到牲畜买卖，他经手过的交易不知凡几，十多岁便学会干农活和算账。
在生活的磨砺下，他学会了勤俭持家，默默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1920 年毛顺生过早去世，当时毛泽东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上学，家里的事全部落在毛泽民身上。
1921 年春，大哥毛泽东回到了家乡，他此次回来，主要是为父母祭坟，同时也说服全家跟他一起出去干革命。
在哥哥的影响下，毛泽民毅然决定放下家中的担子，从韶山奔赴长沙，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在初期，他在革命学校中负责后勤事务，为师生解决衣食问题，甚至连教材的印刷成本都由他精心核算。
通过这样的实践，他熟练掌握了资金调度、物资管理和经济规划等技能。
1931年，毛泽民被调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那时的瑞金虽然是革命的“首都”，但经济基础极其薄弱。
缺乏工业、商贸活动停滞、货币体系混乱，苏区需要一个能协调资金流通和资源分配的机构，而在此之前，这样的机构根本不存在。
要想让苏区维持运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银行体系。
当时，银行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只能在简陋的平房中运作；人手不足，仅有包括毛泽民在内的五名工作人员；资金匮乏，银行几乎是从一无所有起步。
即便如此，毛泽民迅速制定了工作计划。
他以极强的组织能力建立了银行的基本框架，包括存款、放贷、兑换、货币发行等功能，在毛泽民的领导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以解决物资交易中因缺乏硬通货而导致的问题。
这些货币不仅用于日常消费，也被用来支付红军的军饷，在最困难的时期，这些纸币成为了维持苏区经济运转的重要工具。
除了发行货币，毛泽民提出“以银换粮”的策略，即通过银行的货币发行与管理，吸引地方百姓存入实物或货币，再将这些资源用于支持苏区军民的生活与战争需求。
他的这些努力，让苏区经济开始显现出活力，但毛泽民并未满足于此，他清楚地知道，仅靠内部资源，苏区的经济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在深入调查苏区资源的过程中，他逐渐将目光投向赣南的钨矿资源。
虽然这些矿藏早在清末便被发现，却因交通闭塞、技术不足，始终未能大规模开发。
钨矿是一种高熔点金属，因其极高的硬度和耐热性，成为制造武器装备和工业设备的重要原材料。
尤其在国际市场上，钨矿一直供不应求，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如果能够将钨矿开采出来，并通过合适的渠道运出苏区，不仅能换取急需的外汇，还能获取大批战争物资，为红军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但是赣南地区的钨矿开采难度超乎想象，矿区多位于山区，路况恶劣，甚至连最基本的运输设施都没有。
加之采矿设备的缺乏，红军只能依靠人力和简陋的工具进行开采。
敌人的封锁更是让运输工作变得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开采的矿石便可能被敌军截获，甚至导致参与运输的人员付出生命代价。
面对这些困难，毛泽民组织了一支由500余人组成的采矿队伍，将钨矿的开采逐步规范化。
在工具不足的情况下，他提出“就地取材”的方针，鼓励工人利用当地的资源制作开采工具，改良锤子和铁钎，以提高挖矿效率。
同他推行分工协作制，将矿石的采掘、筛选和运输环节细化分工，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生产效率。
钨矿开采出来后，如何运送到苏区核心区域成为另一大难题。
毛泽民决定采用灵活多变的运输策略，他命令运输队尽量避开敌军封锁线，选择小道和夜间运输，将钨矿悄无声息地运出矿区。
为了应对敌人的搜查，他还设计了多种掩护手段。
将钨矿装入棺材的双层底板中，用“送葬”的名义通过敌军检查站；或者将矿石封装入密封铁桶，悬挂在船只底部，用水路绕过敌军封锁。
毛泽民的这些策略大大降低了运输风险，使钨矿的外销成为可能。
他还制定了严格的物流计划，确保矿石能够快速转化为外汇，用于采购粮食、药品和武器装备。
他依托中华钨矿公司，将开采出的钨矿通过地下贸易网络出售到国外，这些稀有金属以高价换回了苏区急需的粮食、布匹和药品，为革命根据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同时，毛泽民推行货币信用改革，通过实际行动恢复苏区货币的信任度。
当挤兑潮发生时，他果断下令从金库中取出库存银元，与百姓兑换，以稳定民心。
他还积极支持苏区的轻工业发展，例如组织人员制造纸张、纺织布匹，进一步提升了根据地的自给能力。
在最困难的时期，中华钨矿公司扮演了经济“心脏”的角色，它为红军提供了足够的物资保障，确保了革命战争的持续进行。
长征结束后，毛泽民出任陕北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积劳成疾，胃病愈发严重，因而被安排前往苏联治疗，在途径新疆时，他化名周彬投身当地建设。
毛泽民在新疆身兼数职，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并代理厅长之职，他凭借自身丰富的工作经验，对新疆的财政体系展开了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
他主导改组银行，一手促成了新疆商业银行的成立，这一举措为新疆的金融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他大力推进币制改革，发行以“元”为计价单位的新币，成功扭转了原本混乱不堪的财政金融局面，有效制止了通货膨胀，使得市场物价趋于稳定。
此外，他还积极创办财政专修学校，不辞辛劳亲自授课，为新疆培育出一批专业的财政金融人才，为新疆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942 年，新疆军阀盛世才露出其反动狰狞的面目，在新疆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毛泽民与陈潭秋等一众共产党员不幸落入其魔掌，被盛世才逮捕入狱。
在狱中，敌人妄图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击垮毛泽民的意志，他们严刑审讯，逼迫毛泽民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策划“暴动”的莫须有阴谋，威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党组织的相关信息。
但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掷地有声地回应道：“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最终，在 1943 年 9 月 27 日，毛泽民被敌人残忍地秘密杀害，年仅 4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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