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北的那段时期，张国焘尽管在上海已有妻子杨子烈以及儿子张海鹰，但他还是陷入了一场特殊的情感纠葛之中。黄超，这个后来被王明以托派罪名处决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十分积极地为张国焘操办起了这件“事情”。
他把群工部周成云部长和身为警卫排长的我都牵扯了进来，周成云承担起寻找合适人选的任务，而我则负责保证这件事不会外传。
当黄超向我交代这“特殊且光荣的使命”时，说得那叫一个大义凛然，宣称张国焘整日忙于工作，身心极度疲惫，迫切需要一位温柔体贴的女性给予其特别的照顾，还将其说成是革命的必要需求。
他给周成云定下的标准十分清晰明了：得年轻、漂亮且是丰满的类型，皮肤要白净，个子需高挑。原因是张国焘本身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若是找个矮小或者形象较差的女性，自然是不相配的。在政治方面，虽然要求可靠，但如果前面那些条件足够优秀，文化程度有没有都可以。
周成云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可谓是尽心尽力，花费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在南江城里找到了一位曾在达县师范学校读过书的姑娘，她就是杨岳卿。当时她年仅 16 岁，其美貌用“倾国倾城、国色天香”来描述都不为过。
不过她有一个不太理想的地方，那就是家庭出身，她的父亲是南江城里一个开百货店的老板，属于非无产阶级，所以在政治上难以保证绝对可靠。然而黄超见到杨岳卿后极为合意，立刻表示政治素养可以慢慢加以培养，就像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生铁也能够被锻造成精钢一样。
之后，杨岳卿剪掉了辫子，穿上军装，成为了黄超的秘书。在黄超和我的介绍下，没过多久她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她白天在黄超那里工作，晚上就陪伴在张国焘身边。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件事在总部机关的上层小圈子里逐渐不再是秘密了。
杨岳卿是个大好人，没一点坏脾气，见人就是一张笑脸，说话像小鸟儿唱歌一样好听。
张主席非常宠爱她，我们对她的印象也很好。
最让我们这帮卫士难忘的是，杨岳卿没来之前，每天清晨当班的内卫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儿，
就是给张主席倒尿罐。
从我们住的木楼到旁边的公共厕所，大约有100多米的距离。这个活儿虽然算不得啥，但毕竟一个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战士一手提尿罐，一手握涮把，一路上碰见机关里其他的同志，总有些不太好意思。
杨岳卿一来，就把这活儿揽了过去，把我们4名内卫彻底“解放”了。
不仅如此，张主席的饮食起居，也基本上由杨岳卿承担起来。
张主席的生活是相当有规律的，在通江公园里那两年时间里他每天6点钟准时起床洗漱后，吃两个荷包蛋，然后在公园和文庙间跑步10来分钟上楼办公。
到8点钟，再吃早饭，一般是稀饭下包子馒头，喜欢用泡嫩姜芽子、霉豆腐做菜，或者干脆就吃一大碗泡蛋面条。
中、晚两餐，一荤一素再加个汤，不是川汤肉就是丸子汤。
张国焘牙不好，喜欢吃肥肉，荤菜离不开烧白、红烧肉，烧蹄膀，粉蒸肉，一样样换着上。素菜多系黄豆芽、豆腐和各种时鲜青叶菜。每顿3小碗饭。
陪同进餐的有杨岳卿，或是来总部开会、或是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一些高级首长。
张主席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上午九十点钟时喝牛奶一杯，晚上十时吃银耳羹一小碗（通江盛产银耳，算是相当普通的东西）。
当然，这是专门给张主席开的小灶，所有生活必需品后勤部经理处是给予充分保证的。
在红四方面军中，伙食是有区别的。总部就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一般干部吃大灶，机关里的负责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吃中灶，而少数几位高级首长则享受小灶。
当然也有例外，像过草地、翻雪山时，就官兵一致，全部吃干粮了。
我现在要郑重地强调一个问题，张国焘后来背叛了革命，从政治上理应受到党的唾弃。
但在当时，他并不是像现在某些文章里所写的那样，生活作风一团糟糕，三天两头地叫卫士把红军剧团里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喊到他卧室里左拥右抱。
他的卫士就归我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红军铁的纪律根本不允许。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正儿八经的中国工农红军。
不能因为张国焘在政治上走到了对立面，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进行妖魔化。这样做，只能表明写作人的心态不健康！
而且这不仅仅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对我们红四方面军众多女战士更是一种污蔑和侮辱！
如果我们脱离当时处于残酷的战争生活中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一定要用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要求张国焘的生活作风的话，那顶多就是他结了婚，就不该再有杨岳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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