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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自顾顺章叛变革命后,党中央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生存颇为困难,尤其是经费极为紧张。人员生活费用、印刷宣传册、营救被捕同志,这些都需要钱。那时党中央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共产国际,一部分是自筹。由于白色恐怖,共产国际很多时候都进不来上海。所以,为了维持中央机关正常运转,只能由全国各个苏区向上海中央机关提供经费支持,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江西的中央苏区。

1931年底,上海的中央机关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刻,于是便向毛泽东同志发来电报,让他赶紧派人运一批经费过来。毛泽东接到命令后,没有怠慢,立即下令收集黄金,弄了一堆金戒指、金项链等等。但这些东西不好运送携带,于是又熔成了小金条。其实不小,10两一根,一共12根,120两,差不多七八斤的样子(那会儿16两一斤)。

黄金弄好后,将进一个箱子里,锁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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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来了,当时白色恐怖极为严厉,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关卡,如何将这箱子金条运到千里之外的上海去?另外,如何能保证这笔宝贵的经费不丢失或者被偷?

当然,这难不倒咱党内的能人。

当时苏区的财政部长是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他具体负责筹集了这笔经费,同时也想好了如何运送。

从瑞金到上海的路程一共分为七段,由七个地下交通员来负责运送。为什么要分这么多人运?很简单,路途遥远,一个交通员不可能每个地方都熟悉,找的七个交通员都是在自己特别熟悉的地面上走,他才知道哪儿有敌人、哪儿有警察、哪个旅店更安全、哪儿有盗贼等等。

找了七个交通员后,每个交通员如何来交接?林伯渠想了一个法子。他专门做了一枚棋子,上面写了一个“快”字,之后用开水煮,做成一个别人没法模仿的一个老棋子,于是就把它切成七瓣。七个交通员每个人手里有七分之一个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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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棋子,每个交通员的上级再给每个交通员一把锁跟一把钥匙,但是这锁呢并不是这把钥匙开的,这锁跟钥匙不是一套的。怎么操作的?就是,这120两金条,交给下线之前先对两样东西:第一就是下线的钥匙要能开上线手里这把锁,要能开我这把锁,说明你就是那交通员;第二咱俩再把棋子一对,咱俩都是七分之一个棋子,于是你带着你的锁和棋子继续往下走,你的下线会开你这把锁,如此循环往复,到最后一站就合成一枚完整的棋子。然后棋子就交回到中央去。直到七个都拼齐了,这边就知道金条送到了。如果缺失,说明其中一环就出事了。

可以说,这套运送方式已经将可能遇到的危险降到最低了。

但即使如此,最后还是出事了。

按照计划这批金条应该是12月上旬到的,可上海中央等来等去一直没等到经费,于是便几次发电报到江西苏区询问情况,毛泽东回复说,经费11月就已经派人送出去了。

很快,七块棋子中的前六块都回来了,就只有最后一块没有回来。到了年底,依旧没等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批经费在中途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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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到经费,上海中央将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一顿,这事毛主席自然是冤枉的,在运送问题上他已经作了如此周密的安排,但那种环境下,千里迢迢他又如何能掌控?

虽然如此,他还是让当时的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来调查这事。

但这事压根就无从查起,因为那批金条是上海附近的松江失去踪影的,总不可能跑到松江去查吧?

加之当时反围剿斗争激烈,之后又是长征,这案子也就放下来了。但毛主席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这案子。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他找来新上任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要他查这起案子。

当时公安部有一个悬案办,专查历史悬而未决的案子,所以,这起案子自然划归到悬案办来查。因为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子,公安部在悬案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精兵强将,成立了专案组,专查这个案子。

这事当年是林伯渠具体负责的,专案组先是拜访了林伯渠同志,问这批金条第一个交给了谁。林老回忆一番后,说:记得是交给了高自立的警卫员,你们去找高自立吧。

高自立当时是三军团的政委,如今是热河财政局的局长。于是,专案组赶到了热河,找到了高自立。高自立说:这警卫员姓林,如今在广西军区当副师长,你们去广西找他吧。

于是,专案组又赶到了广西,找到了林副师长。林副师长回忆说,他清楚记得交给第二个交通员,但不知道他名字,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专案组又让他回忆这第二个交通员的身体特征。林副师长回忆了一番。经过一番查找,专案组终于找到了第二个交通员,如今在山西某县当县委副书记。

就这样,经过半年查找,陆续找到了当年第三、第四、第五以及第六个交通员。

这第六个交通员是一个竹匠。这个30年代的交通员也算是老革命,怎么成了竹匠呢?其实,当年他将那批金条交给第七个交通员后,他就一直没有接到上级委派他任务和指示,加之当时白色恐怖,他也没有再找组织,一直隐居在乡间。解放后,他找到组织说明了情况,但他已经脱离组织超过10年,不可能再回到组织,没办法,只能回到乡下,以竹匠为生。

专案组让他回忆当时是如何将金条交给第七个交通员的。

竹匠说,他到了松江以后,就住在一个叫汉源的旅馆里,刚入住没多久,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而且还这样揣着手的人,进来就问那掌柜的,说杭州口音来的客人住在哪间屋(竹匠是从杭州送往松江)。竹匠对他说我就是。于是俩人进屋,按照所有程序先对暗语,下线拿钥匙开上线的锁,然后对棋子,都对上了以后,就交给了那黑衣人,二人并没有多说话,因为交通员对交通员基本上除了对暗语什么话都不说,然后这黑衣人就走了。竹匠就回杭州了,他说我到现在为止就知道这些事儿。

专案组听完,有些灰心,因为就知道一个黑衣人,过了18年,如何找?

专案组对竹匠说,“你再仔细回忆一下,看看这黑衣人有没有什么特征?”

竹匠努力回忆了一下,终于想起了一件事:“当时他从皮包里拿棋子的时候,我发现他包里有一张蓝色的单子,像是旅店的押金票据。跟我住店的押金单子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