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升级在即，曾经边缘的一线公益亟需被看见|一线|公益人|基金会|教育|社工

每4个孩子中，就有1个在流动。

据"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流动儿童达7109万名。他们跟随外出务工的父母，穿梭在城市的边缘……

即便脱离了“留守”，流动依旧给孩子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一个社区有多少流动儿童，流动对孩子的成长有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问题鲜有人关注和细究。

2024年8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来：民政部等21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首次将流动儿童纳入国家关爱保护范围。过去三个月，不少地区已在镇街层面开展流动儿童的监测摸排工作。

厘清地方流动儿童底数，将这个“隐形的群体”拉回公共视野。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起点。

但流动儿童被政策看见只是第一步。

图/制衣厂楼顶天台带孩子的制衣从业人员。

在政策的聚光灯照进来之前，流动是一项鲜少被讨论的公共议题。至今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些草根公益力量在“筹款难”“关注低”的情况下持续探寻并回应流动儿童的需求。

他们了解一线的复杂处境，有思考流动儿童需要什么，但他们也同样身处边缘，资源有限甚至面临生存挑战，想去发声却始终声音微薄。

如今，流动儿童终于进入公众视野，也是一个更大的问号的开始：

怎么知道哪些是流动儿童真正需要的社会支持？

政社之间如何围绕一线需求形成互动和推力？

围绕上述问题，专家学者、公益人士和资助机构选择在此时向民生频道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些真的是孩子需要的吗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陆续开展流动儿童的监测摸排和统计分析，相信了解到相关数据后，下一步就会开展服务了。”

有基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了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关爱服务——

· 家庭教育

· 心理健康关爱

· 精神卫生文化生活

· 城市融入

上述基层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的，不过结合地方实际，具体要围绕这四个方面做什么还有待确定。”

而不少公益人士则认为，这时流动儿童政策正处窗口期，想清楚做什么很重要。

图/流动儿童多聚集于城中村。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生态。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过去不少地方并不是没有给流动儿童提供一些关爱服务，但由于不了解儿童心理、家庭、文化、融入背后所面对的复杂挑战，往往是“直接套用现成的服务或机械地分块执行”，导致服务碎片化、表层化。

用服务者的视角代替儿童需求，最终其实也回应不了政策提到的四大内容。

一公益人士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有的孩子可能封闭自我，看起来像是缺乏心理引导，但有时，再多的心理引导也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有的孩子缺的是持续的陪伴，以及对结构性问题的回应。

陪伴是没办法用活动来填补的

很多人觉得，流动儿童如果缺陪伴，那就定指标、办活动。但实际上，这也是个误区。

广州市海珠区康鹭村被誉为“制衣王国”，从外地来这里打拼的人们数以十万计。至于有多少流动儿童，并没有人清楚。

“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在赶着‘小单快返’，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关注孩子。”一位当地工作人员坦诚道，“这个地方不属于孩子。”

图/孩子们勉强只能在天台找到一个空间。

艺冰很清楚这种空间缺失带来的感觉。2021年，广州市海珠区图书馆凤阳分馆·满天星公益图书馆好不容易在附近的凤阳要到了一个空间开馆运营，每周只有星期一闭馆。作为工作人员的她发现，这个地方迅速成为了许多流动儿童活动的大本营。

“还有一个孩子天天来这，中午和周末都待这里不回家。”艺冰说，他爸妈开了间服装作坊，每天下午5点开工，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5点。除了晚饭，其它时间都是放养的。而这样的故事，在康鹭村并不罕见。

原来，周边的城中村孩子在图书馆运营前经常无处可去，周末父母也没空带他们走出城中村看看这座城市，唯独有了图书馆后能看书、聊天、参加活动，而这里也随时欢迎孩子们。如果说流动给孩子带来了变动和不安，那这里便提供了对抗这些的安全感。

在艺冰看来，这种安全感不是举办活动所能给到的：“因为孩子不是被动地接受服务，等着被安排或设定，大家知道这里随时为自己开放，在这里是自由自在，被包容被支持的。这种细水长流的服务和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图/凤阳图书馆外的孩子们，对这里很有归属感。

也有人问，孩子们不是还可以选择去社工站、学校和村里的公共服务空间吗？

有公益人士坦言，城中村范围很大，有的公共空间不一定在孩子脚程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很多服务被指标‘绑架’，服务者被指标推着走，身不由己，很难成为持续的陪伴者”。

那些因有项目而“涌进来”的人，不可能成为流动儿童的陪伴者。真正的陪伴者是伴随流动儿童生活周边的人。

广州市番禺区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又被称为“火把社区”，在新桥村同样打造了一个面向流动儿童的社区空间。机构负责人小凤说，有些公共空间虽说也会提供儿童关爱服务，但目光停留在办了多少场活动。

这些空间平时不会主动邀请，甚至能感觉到是抗拒流动儿童家庭走进空间或办公室互动闲聊，“可能是认为这些与他们的工作无关”，孩子是能从言语中感受到“厌烦”的。

流动儿童家庭肯定能感受到自己不被这些空间所欢迎，他们更喜欢去火把社区营造的空间。

图/火把社区服务点。其所在地区流动人口多达2万人，流动儿童也有上千人。

小凤告诉记者，火把社区日常会开展面向孩子和家长的活动课程，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让流动儿童和家长成为空间的主人，一起举办活动，一起闲聊，一起开茶话会。

“聊天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需要花时间。”小凤说，“我们很清楚我们服务的是家长们和孩子们，而不是一个个冰冷的指标数字。再回过头看，其实孩子家长需要的是这些陪伴。”

建立关系后，他们想要改变什么

陪伴不是流动儿童支持者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与流动儿童家庭的互信关系，为孩子和家长提供更多的赋能手段。

无论是艺冰还是小凤，这些一线公益人都清晰地意识到，“家长”才是流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变量，甚至是决定性的变量。

但现实中，家长也是资源薄弱的群体，从积分入学到中考填报，再到平常的家庭教育，在每一个关系到孩子的选择中，家长既缺方法，也缺有效信息。

图/孩子们在城中村里长大，真正的挑战往往是在教育阶段。

● 流动儿童要在广州读书，如果想要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取公办学位，大部分情况都需要通过“积分入学”这一关。社工月婵在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区开展社会工作。她告诉记者，很多家长的学历本身就不高，政策条文往往又只有专业人士才读得懂，在操作层面，还有很多地方得有人手把手教才知道怎么操作，但家长往往不知道到哪里咨询，“有的地方会开展政策宣讲进社区，但没办法服务到每个流动儿童家庭”。

● 再往后，孩子到了中考阶段，职业高中、中专、技工学校和普通高中等升学路径背后，纷繁复杂的学校类别、时间节点、专业划分和培养模式对应了不同的选择，然而，更多选择意味着更复杂的规则，同时还夹杂着真真假假的海量信息。不知不觉中，“选择”也成为比拼的一部分。而教育资源薄弱的学生及其家长往往因此难以面对这场隐藏的“考试”做出合适的升学选择，最后甚至有可能“破罐子破摔”。

● 而在平时的相处模式中，有的流动儿童家长在教育、工作压力叠加下，选择“棍棒教育”或“批评式教育”；有一些家庭认为与生活压力相比，家庭教育方面的需求显得不那么重要，优先级不断被后压。有公益人士指出，“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连锁反应的一环，在教育资源本就薄弱的基础上不断被放大，而且不可能靠支持者说教就能改变”。

广州日报民生频道此前也曾报道探讨相关议题。

“哪怕请很厉害的家庭教育导师，家长学不会，也没用。”小凤告诉记者，火把社区会邀请适合流动儿童家长的老师分享家庭教育技巧，主讲实操，大家一起探讨。

而广州市越秀区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研发出一本流动家庭亲子沟通指南，列举了366个话题，希望支持家长们与孩子平等对话，并制作了45段亲子沟通小剧场。

此外，青草也持续面向流动儿童提供升学咨询公益服务，让学生和家长知道怎么选学校。

不过，这些一线公益组织服务目前仍大多停留在“小而美”的阶段，迭代推广难。

一个较为明显的原因是，流动儿童的这些深层次需求和背后的服务细节，鲜有机会进入到公共服务的讨论框架里。流动儿童需求之中的细节，常常轻易地被社会所忽略。

当大家想迈向下一步，却卡住了

流动儿童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很难通过一个点解决一个问题。

一位公益人士举例说，你让一个孩子形成自信心了，然后回家又被父母打击打回原形，然后你灌输家长家庭教育方法，结果大人又因为不了解升学信息，强化了唯高中论，工作压力无处释放，个人感受到职业瓶颈，有时又反作用于孩子身上……

该公益人士认为，大家各自就做某个服务点，一直做，其实一直解决不了问题。在一个理想状态下，流动儿童的支持或许应当是形成陪伴关系后，接着，对应需求和问题，对接各类资源，与孩子和家长一起持续地解决背后各种问题，并逐渐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说，在公益图书馆，可以在与孩子和家长建立了羁绊后，进一步地开展家庭教育，可以联动别的一线公益机构开发的工具，开展家长和孩子的赋能活动，持续深入。再往后，家长可能需要形成互助的小组，能自己开起相互支持的活动来。

比如说，当社区里的一部分流动儿童进入了中学阶段，可能需要升学信息的指导，需要提前做好定位，判断接下来的成长和就业方向，这时可以链接垂类公益机构，可以提供有效的资讯和行动指引，当孩子和家长都陷入迷茫，指引怎么成长。

图/为儿童讲解”什么是暴力“。

一位曾经是流动儿童的受访者也表示，公益组织的短期干预虽然能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综合支持，支持没办法连贯起来，也就无从谈改变发生，终究只能是孩子自我发展的一个“苗头”。

如果没有连贯支持，没能带来真正的改变，一个公益项目的投入也就白投了。那么，为何不能做更长期和连贯的投入？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公益组在这方面已经开启了一些探索。

其中，青草也有意识地察觉到，在很多短期活动后回到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和家庭，这些青少年依旧面临一个问题：如果想要给自己设立成长目标并予以实践，可以从哪里得到支持？2021年，青草发起“行动家项目”，希望通过至少一年时间的支持，引导孩子们实现突破自我的里程碑。

在一年时间里，参加的同学要制定自己的目标，通过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强健身心的能力，向自己发出挑战，参加行动力工作坊，完成计划并打卡等。而青草作为公益机构，提供陪伴、赋能的灵活支持。

图/行动家计划

作为一个个普通但同样期待更美好未来的个体，能在成长路上获得足够支持，这才是流动儿童所期待的。

但用“高强度的投入”，陪伴一个个体探寻和实现目标，这是一个很难获得资助的社会创新实践，因为更多人追求量化指标和短期变现，而一个一个的改变“太慢”“太不成规模”。

没办法深入以“个体”为中心提供赋能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源联动”和“议题共创”能力存在瓶颈。

在一线走访中，记者观察发现，不少公益力量展现了多元筹资带来的灵活性、创新力以及延续性——他们尝试着跳出“自上而下”或基于“传统”设置的指标，不是制定一个月回访流动儿童家庭几次的机制，而是融入到社区和社群之中去进行“田野调查”。

那些最终做成一些事情的公益组织，都在灵活地设置议程，围绕一线实务中发现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成为流动儿童群体的朋友，能一起开茶话会，并能在志愿者想要且能推动一项服务时，放手交给志愿者。

然而，作为目前流动儿童服务的主力，这些公益力量却呈现式微之势，其探索难以成为公共探讨的内容。

越来越边缘，越来越难联动

记者留意到，不少公益力量只能依靠感召实习生参与来填补全职工作人员数量的不足，但显然与后者相比，前者经验不足且流动性更强，深度服务难以延续。

式微背后，暴露了公益机构筹款难的问题。

“今年比去年更难了。”小凤告诉记者，火把社区去年的开销约为60万元，包括运营整个儿童空间以及维持团队运转，“我们的开销控得很紧，仅有三个全职员工，不定期招募实习生，想办法尽力节省来维持基本服务，包括空间的运营、托管，还有兴趣课程以及家庭教育的工作，但今年预计筹款情况更不乐观”。她坦言，“我们也开通了月捐，但每个月稳定的非定向捐赠收入仅2000元。”

图/如果只能维持空间运营，很多深度服务也就没办法延展开来。

满天星公益凤阳图书馆馆长梁颖梅表示，满天星公益运营图书馆一年的成本需要25万元左右，其中约七成为人力费用，但无论是向公众筹款还是申请社会资助，人员费用的支出都不太能被认同，这也限制了满天星公益的筹款工作的进行，“大家光是应付日常场馆开放和阅读服务，就基本耗尽精力”。因此，延伸开展家庭服务等其他服务时需要取舍，日常工作同样需要招募实习生和志愿者帮忙。

扎根在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的流动群体社区公益空间——微光社区学堂，每年只支出10多万元，但对于一个没有募捐渠道和达不到申报资助门槛的主体而言，筹款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连想在空间装空调，让孩子来玩的时候凉快点也做不到”，该空间负责人表示，“如果未来还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基金会提供面向这个议题的资助，这个领域的生态恐怕是不健康的”，草根公益团队会不断失去独立性，其生存会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图/融合活动进行中。

有公益人士指出，目前草根公益团队核心人物依旧可以用“燃烧情怀”的方式带动大家探寻服务的专业化和深度，但这条路并不长久，而如果让别的机构介入开服务，恐怕又得重新来过建立关系，形成共情，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也不值得。只是，社会资源对一线公益人的支持，如今已经明显进入瓶颈期。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梁海荣透露之前在对珠三角社区工作者的调研中了解到的数据：在其调研的33家流动群体机构中，有76%的全职人员薪酬低于5000元/月。

有公益人士指出，此前一直有“政策是公益慈善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流动儿童议题长期处于社会关注边缘，也导致了这些草根公益力量越来越边缘，可供这些草根公益力量申请资助的基金会越来越有限。

而为数不多的公益资助也有碎片化（额度小）和指标化趋势，对于草根公益力量来说，非常鸡肋。

与此同时，这种边缘化有可能带来另一种情况是：

当流动儿童话题重新进入社会关注的视野里，成为社会捐赠和资助的又一个方向时，一线公益力量却有可能因为长期处于边缘，想要重新与社会多方交流合作时，缺乏对接的桥梁和接口——彼此之间长期没有交流而难以互信，且不适应彼此的话语体系和行事风格。

如何打破瓶颈

如今，《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提出各地加大支持社会组织开展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资助和购买服务力度，加强对相关社会组织开展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支持指导。

如何推动政社协同，找到专业的、可以解决问题的社会组织，或是推动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有效落地的关键之一。

不少负责资助业务的公益人和专家学者认为，关键在于避免劣币驱逐良币。过去，有的地方为了方便管理社会组织，管理者会让资源在较为紧密的公益慈善圈内流动。

这时，有的地方会因为“过度的管理”而非“治理”，错失培育一些社会力量创新探索的机会。

图/水泄不通的城中村道路。

如果需要流动儿童的服务和探索活跃起来，或许需要让管理部门向自己聚拢的资源有效地流动起来，并开放给社会，做到“搭台而不占舞台”，进而看见公共服务一线中的行动者并予以陪伴支持。

但这时，怎么评估和选择，背后也有很多细节需要进一步探讨。

怎么判断是否真为了流动儿童

实际上，社会上并不是没有面向流动儿童议题的官方资助活动，只是这些申报的门槛，有时会不经意间把草根机构拦在了外头。

有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长期勉强生存的草根公益力量基本把所有人力资源用在了实务服务中，不一定有额外资源回应资助活动的管理要求，“没有人能把台账细致到足以匹配资助活动要求的财务审计和活动留痕水平”，同时，部分资助活动对人力投入有限制，很难回应这些公益组织的人力成本，于是“申报了也帮助不大”。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要求，怎么判断一个机构是不是真的为了流动儿童，值不值得资助呢？

一名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资助业务工作人员透露，大多资助活动资助周期是半年至一年，加之流动儿童的特点，很难以个案长期追踪变化成果，也因此缺少立体的评估机制，这时，文书便成了很多资助评估的标准。

“我们不会看机构的出身，本身也希望找到好的项目进行资助，我们也的确发现，有的机构人力有限，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社区关系的培养中，没办法既做好服务又把文书做漂亮，这时如果从文书看，肯定是不如文书写得好的机构有竞争力的。”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但我们走访过部分草根机构，发现一些草根机构的文书看起来不怎样，但实务又做得很好，但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项目都实地走访又是个问题。”

图/一获得资助的公益组织开展流动儿童服务。

不管如何，光看文书，的确不一定能选出最值得资助的社会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徐珊亦表示，在缺少专业的评价标准时，加之社会组织在生存压力的逼近下会很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些社会组织追求大而全的服务，什么都可以做，但又每项都浅尝辄止。她认为，接下来其实需要政府、资助型基金会、执行类社会组织、捐赠方等形成共识，支持不同规模、不同定位、提供不同服务内容的社会组织，共建分层分类的服务网络。

如果不仅以文书为评价标准，还可以看什么？

“我们其实也长期开展流动儿童服务的项目资助。”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梁海荣告诉记者，虽然流动儿童服务板块分支多，目前对于怎么评估流动儿童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暂未有统一的认识，“但我们在评估一个项目值不值得资助时，会看它的发心、对议题认识的深度以及专业度和执行力，了解它做这个事有没有内驱力，以及是追求指标还是以儿童为中心，更重要的是信不信任伙伴”。

此外，在梁海荣看来，有一些公益项目，的确需要通过现场走访交流，“我们是很难仅仅通过文书来判断一个伙伴能否资助”。

图/城中村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地结伴回家、回厂里。

如何打破多方合作之间的壁垒

值得关注的是，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落地和升级，不仅仅是缺资源和缺评估，一线流动儿童服务同时也面临“不同板块之间资源割裂”的情况——

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缺少议题的互动和联动，所以有时各自探索服务，比如都在探索家庭教育，但没有互通工具和服务，有的在做升学指引，有的在做素养支持，但仅限于部分公益人互相知道，而家长不知道可以获取支持；

社区和社会组织之间同样存在行动的张力和信息壁垒，彼此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找不到协作点，同在一个街道社区，但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合作，顾忌太多。

记者走访了解到，一线流动儿童服务的公益力量扎根在地社区的同时，与社区多个主体难以联动起来。当地社工站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不知道草根公益机构的存在，而草根公益机构也很难联系上社区资源。因为社区慈善一定程度上还是“特定的人在做，而不是人人都能发起参与”，草根公益机构的流动儿童服务想要推动融合，但自己本身就被悬浮在外。

这时，社区慈善基金无法共享，无法资助。社区有社区的五社联动，公益机构有公益机构的社群，双向奔赴成为难题。

在这种社区本身的割裂下，流动儿童家庭也很难感受到完整的社区存在。

图/城中村街道巷内独自走着捡烟卡的孩子。

问题出在哪里？有公益人士分析道，一线流动儿童服务过去并不在其他社区主体的年度考核指标里，大家都需要优先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在没有找到共同点的时候，往往很难合作。

同时，大多数公益主体都以执行型为主，也就是要自己亲手做项目，而且只将自己视为问题的最终答案，把自己视为流程最终点，结果，本来引入专业资源就能解决的问题转介不出去，也没有转介的意识和认知，于是，要引入别的资源乃至合作就更难了。

理想状态下，社区慈善基金本应该成为资助型平台，不同领域的一线工作者都要意识到自己是系统的一环，挖掘社区需求之后，还需要引入专业服务。

该公益人士认为，与此同时，草根流动儿童服务机构或许也需要人力资源再分配，掌握与社区其他主体的交流方法。此外，一线专业公益机构也需要政府部门的背书破解此前边缘化带来的信任和转介难问题。

“无论是流动儿童服务还是其他儿童服务，其实都需要政社多方共同奔赴，并不断磨练能力。”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范斌提到，“像有的具体服务一开始不一定有财政资金配套支持，但又特别需要时，其实在良好的政社互动中，政府部门可以提供背书，链接基金会等资助型平台支持试点开展，并不断探索一个社会需求的服务方案，然后逐渐形成地方方案，争取财政支持。”

梁海荣则表示，其实社区层面能为公益组织提供公共空间和设备设施的维护支持，帮助已经很大了，“可以省下场租这个大头，社区公共物业的支持无形之中也是对服务的认可和背书，即活化了社区公用空间，也通引入专业公益组织的服务，补足流动社区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双赢”。

孩子们在城中村里逐渐长大。

值得关注的是，记者了解到，目前南沙区已经开始尝试社区合伙人计划，社区的共建配套可以引入个人、公益组织等，在社区开展普惠收费服务，在极大丰富社区服务内容的同时，也极大刺激社区能人和公益组织，实现了服务的可持续性。

梁海荣发现，目前南沙的试点还尝试在普惠服务的收益中提取部分注入到社区基金，给社区基金带来“活水”，实现社区基金可持续发展，为社区服务提供资源保障，极大推动社区治理的工作，“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尝试”。

也有公益人士表示，这一模式的关键之处，还得看未来能不能有效撬动社区慈善基金进一步转型为资助型平台，使其他社会组织通过获得资金赋能，得到专业性发挥的空间。

政协委员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可以说，流动人口的议题已经成为公共关注的话题，它不仅仅是一项公共服务，也关系到了一座城市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广州市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协未保委副主任郑子殷表示，“过去流动给一线城市带来了人口虹吸效应，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而我们在收获这种红利的时候，也有必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随人走，才能让这种优势有效延续，让人们放心地在城市打拼、成长，而他们的子女可以茁壮成长，继续为城市贡献力量。”“但要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不仅仅是在字面上下功夫。”他分析道，近年来，广州各个社区不断加大随迁子女的服务活动场次，也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推动了各类公益创新落地，但由于流动儿童面对的挑战复杂而反复，在“精准支持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只有回应流动儿童的根本挑战，才有可能带来有效改变。”

“比如流动儿童的家庭支持网络薄弱，但因为流动，很容易被忽视，这时需要的不是偶尔的活动或定期走访，而是在社区多主体支持下，有效推动家长落实家庭监护责任，或通过家长小组互助，或共学正面管教等等；比如面对升学困惑，应当有效沟通一线需求，推动公共服务补给，同时推动社会力量为家长孩子提供有效的指引，避免错失政策支持；再比如说，一些复杂的流动儿童个案，应当建立未保专家和流动儿童服务议题专家的联动机制，避免传统服务干预的空转。”郑子殷建议道，未来希望有条件的街道社区盘活闲置场地资源，引入随迁子女专业服务主体入驻社区持续提供有效支持，并将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作为政社协同的指标，同时建立流动儿童专家库，对接起来。

此外，流动儿童家长往往处于“两点一线”的生活状态，隐匿于城市角落，有时也遮蔽了其具体的公共服务需求，导致管理者不知道流动人口具体需要什么，流动人口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在推动公共服务落地时，大家都陷入了被动的状态中。针对这一问题，郑子殷认为，“在推动相关服务落地以及更新相关公共服务时，可以有意识地建立一线机构与流动群体对接沟通机制，通过有效地对接沟通机制，一步步推动精准化的流动群体公共服务有效落地。”此外，郑子殷认为，“一线流动儿童机构也有必要建立定期的议题交流机制，不是务虚会，而是推动交流，通过互通多方一线了解的实际需求，工具和服务共享，同时也针对发现的新问题，联动推动政社协同，这才是良性循环。”

它们都是一线的公益力量

矿泉街社工服务站

科蚪实务学堂

微笑图书馆

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活力未来亲子园广州小洲中心

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

蓝欣社区（傍江村）

绿石头社区服务中心（石岗东村）

广天社区服务中心（凌塘新家园）

火把社区

满天星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