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当涅瓦河畔的炮声响起,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种目光掺杂着好奇和钦佩。
就像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一样,高尚的苏维埃理想,拥有无穷的魅力。一时之间,国际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几乎全都步调一致,对苏维埃俄国给予了热情的颂赞。
令人尴尬的是,苏联在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的表现,仿佛被恶意做空的股票,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价位。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鲁迅走得早,至死不改初衷;胡适活得长,有幸看到了乌托邦另一面。这又应了一句话:活久见。
提起活久见,不得不说一个人——罗素。这位公知领袖、才子班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活得最久的知识分子。罗素活了98岁,并且曾经亲自游历苏联,因此,他在不同时期对苏俄的看法,于我们似乎更有参考价值。
十月革命刚爆发时,罗素的态度与多数人并无二致,既兴奋,又期待。他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苏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1920年,罗素为了尽可能地观察当地局势,亲自去了一趟俄国,并与列宁等人长谈。
亲身体验过苏维埃之后,罗素如冰水浇头,热情骤灭。在俄国有一种“斗争哲学”,与罗素的理念格格不入。
在罗素看来,俄国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权威——所有人将生杀予夺的大权,全都交托于政府官员。
从苏俄回来后,罗素写了一本小书,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这种不与时俱进的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为了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埋汰的外号。尽管如此,风言风语无法撼动罗素丝毫,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秉性不可动摇。
离开苏俄后,罗素挥一挥衣袖,去了中国,一边讲学一边游历。
斯时斯世,如罗素这般看透苏俄真相的中国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胡适没看透,鲁迅没看透,其他人更看不透。
胡适这样的盗火先驱,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苏维埃鼓掌,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
鲁迅先生一反尖酸刻薄的文风,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激赏文章。
偌大一个文坛,似乎只有二十四岁的徐志摩跟罗素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徐是罗素的粉丝,罗素《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小徐就找来如饥似渴地读了,读完后,他针对苏俄问题,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罗素对苏俄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罗素来中国后,力挺苏俄的鲁迅率先发难,跟他打了场不大不小的笔战。
罗素游玩西湖,看见轿夫十分辛苦,却有说有笑,不知忧愁为何物。罗素受到震撼,遂撰文称赞轿夫乐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
听了罗素的论调,鲁迅颇为不满,也写了篇随笔,讽刺罗素:“如果轿夫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
罗素离开中国之后,写了一本《中国问题》,他对中国人的三个缺点的剖析,成为历史的一笔宝贵资料。
罗素和鲁迅对“无产者”有着迥异的看法,这源自他们对苏俄的不同态度。如今,那套鼓动仇恨的理论,所带来的灾难,已成历史事实。罗鲁二人的这段公案,孰对孰错无需赘言。
随着的阅历不断增长,罗素对苏俄模式也看得也越来越深刻。
他说,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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