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行动周×BISFF：我们与未来的距离|中国气候行动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能源

气候变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威胁，而是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热浪、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以及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都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能源转型中也存在公正问题，如山西这样的煤炭大省，煤炭产业的退出将对当地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更多地由下一代承担，而减排的成本则需要当代人承担。不仅如此，儿童和妇女等都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人群，气候变化的不断恶化实际上影响了我们享有健康权、居住权、食品权等基本人权。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涉及到我们是否愿意牺牲当前的便利和舒适。

BISFF积极响应由WWF发起的“中国气候行动周（CCAW）”倡议，在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的支持下，本届影展特别策划了环境影像单元“未来伦理学”（Future Ethics），我们试图以影像为媒介，引导观众反思人类在生态网络中的角色和位置，探索共生的可能性。

不仅是气候变化问题，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归根到底其实都是在聊人的伦理道德问题，关乎我们究竟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我们在面对弱者时是不是仍然能发挥出我们的人性，这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就像影片中所说的，“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就不能再假装不知道了”。

影像具有情感唤醒的作用。这组环境影像放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展示了气候变化、能源转型、野生动物保护等议题的复杂性，以及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需要考虑的多个维度。它同时也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场行动中发挥作用。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主持人：周思雅

对谈嘉宾：滕飞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博士。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气象学会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第五次及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主要作者。2007~2017年作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成员参加气候变化多边谈判工作。

大家处于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它在缓慢变化，缓慢到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

主持人提到影片中有一个片段：50年后加油站是否还会存在？实际上，进行预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可能很快就会被证伪。然而，根据目前全球的承诺，到2050年或者2060年要实现所谓的碳中和，即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按照这个速度，全球能源系统需要进行重大的变革和转型。

在这个目标要求下，从交通系统分析，我们基本需要实现接近百分之百的电动化。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乘用车和许多重型卡车都需要通过电动化方式，替代以汽油柴油为主的能源消费，从而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如果我们实现碳中和，可能等不到2050年或者等不到50年以后，我们可能需要在2040年到2045年这个时间段来实现交通电气化。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燃油车将要消失。当然这存在假设，前提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实现设定的目标。

实际上，研究气候变化的问题并非是我们就要耗尽化石能源了。从目前的化石能源储采比来看，即我们的储量与每年开采量的比例来看，化石能源比如像油气还有几十年，煤炭还有上百年才会接近枯竭这个标准。从过去这些年来看，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进步，储采比其实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那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应对气候变化呢？

其实在第四组中有一部关于年保玉则地区藏族的短片《我的摄影机，我的土地》，提到他们当时面临的是草场退化问题，草场退化的问题非常缓慢，当地牧民可能没有将其视为一回事。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大家可能处于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它在缓慢变化，缓慢到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拉长现有的时间段和视角，我们的气候系统就已经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比方说我们最近有很多研究是关于如果将我们出生在70年代的人与大概100年前1860年的这代人相比，我们所经历的一年的热浪平均要比1860年增加6倍。今天这个时代出生的婴儿，他终其一生所要经历的热浪是我们的6倍，即1860年出生的人的36倍。

《我的摄影机，我的土地》截帧

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组数字，除了热量之外，还有干旱、洪水、粮食减产等，这些事件都会随着气候变化严重的程度，呈现一种急速增加的状态。我们身处在变化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并不这样觉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放到桌面上，我们会认为我们面临着关于人类的重大危机和挑战。所以它可能并非是悬浮的，它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未来以及下一代息息相关。试想一下，我们是否愿意我们的孩子和下一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过去二十年，国际气候大会讨论的议题上，不变的是关于责任分担和减排目标的讨论。我们究竟应该将气候变化控制在何种程度才是相对安全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科学的进展，我们已经有了更清晰的目标。即现在所谓的2℃和1.5℃目标，它是指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即1860年前后，2℃或1.5℃的水平。目前的科学认识认为，这是一个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安全，但仍是相对比较安全，可以避免重大风险的温升目标。

如果想要实现1.5℃的目标，那么现有剩余的碳预算只有大约4000亿吨，4000亿吨是什么概念呢？目前全球每年的能源排放约为600亿吨，按照现有速度计算，我们大约再过7年预算就会用光。如果是2℃目标，将会稍微宽裕一点，大概有20年左右。这意味着如今比例有限，每个国家都要减排，你多减多少或者我多减多少，这是这些年来谈判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不同，发达国家需要为发展国家提供多少支持，比如说气候融资，这也是一直在谈论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公正转型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转型速度仍是很慢，全球气候温升不断被突破。在媒体上可以看到说每年都是最热的一年，这可能在以后会成为常态。因此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而发展中国家感到不仅要减排，还要应对已经出现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我们的资源是有限，应该如何应对这一系列问题？因此目前新问题出现了，即损失损害的问题。已经产生的气候变化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存在赔偿问题或者其他渠道的支持问题？同时在转型过程中，我们现在要求的转型速度非常快。例如中国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三十年的时间内，需要完全把化石能源的剔除到能源系统之外，快速的转型会对现有的社区、行业、工人和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例如在《5年、50年、100年后》中的石油炼厂关闭，它讲述的就是此问题。在转型过程中，这并非没有代价，而是由一些行业、地区和社区的人承担，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公平和公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所谓的公正转型的问题？我们要转型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减少对相关社区、相关行业人群的不利影响，这也成为了一个新问题。我们需要应对气候变化，如果不应对就会影响人权。在应对过程中，如果应对不当，也会影响人权。

《5年、50年、100年后》截帧

例如山西作为一个煤炭大省，大约全省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左右是建立在煤炭产业基础之上的。而为了实现碳中和，煤炭必须退出能源系统，这相当于对山西省收入的重大打击。

整个社会服务有很多建立在化石能源行业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采用很多方式来减缓这种冲击，但可以想象，基于煤炭产业的山西经济会难以避免的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面对公正转型的问题。我认为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人权问题，气候变化的不断恶化实际上影响了我们享有健康权、居住权、食品权等基本人权。

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由于转型速度和程度要求非常之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生计和幸福的权利。在这两者之间如何考虑和平衡是我们这一代面临的本质问题，也是非常艰难的选择。

我认为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的谈判本质确实是一个利益的博弈和平衡的艺术。同时，全球的共同努力也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就好像在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非常危险，已经破烂不堪，即将坠毁。我们需要在飞机上商量如何修理飞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相互争吵和妥协，谁来付出更大的努力，谁来做更危险的工作，如果我们失败，飞机就会坠毁。因此，这既是斗争，也是妥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30年的多边进程，即所有国家共同商量方案，但目前来说是越来越困难的。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剩余的空间越来越少，在大家都饥饿时更难取得成果。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均衡性越来越凸显，例如对于小岛屿国家，很多小岛屿国家面临着被领土淹没的风险，很多国家的平均海平面可能只有不到一米，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流离失所了。然而一些大国仍然有更高的能力去适应气候变化。

滕飞（右）在活动现场

每个国家的不同人群的脆弱性不同，例如儿童和妇女等都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人群。不同国家内部的人群对应对气候变化有不同的认识。所以这个问题一方面变得越来越紧急，另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困难。今年的气候大会拖延了30多个小时闭幕，这其实是一种常态。

这种伦理选择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不是企业要做的选择，而是每个公民都要做的选择。

目前在全球600亿吨的排放总量中，中国有140亿吨，已经占到全球的20%多，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的总和。按照人均水平计算，相当于人均10吨，这超出了全球人均排放水平。

因此我们的排放减排压力非常大。在过去这些年，全球一致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不仅在国内控制排放，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信心的目标。例如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我们在人均GDP约为2万美元时实现排放不再增加。三十年后实现零排放。与欧美国家的历史情况相比较，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在碳达峰时我们的人均发展水平比这些国家碳达峰时更低。

近年来全球在低碳转型方面的进展并不理想。在固定能源方面有一个“红绿灯系统”，用红黄蓝的这个红绿灯系统来表示转型指标。红色表示差距较远，黄色表示仍有差距，绿色表现良好。目前全球只有三个地方亮绿灯，即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建筑照明。在这三个目标中，中国是主要的技术生产部门，如果没有中国的技术，那么情况将不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为全球问题的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目前全球需要实现碳中和或者净零排放，大家的路线基本一致。一方面我们称之为终端电气化，另一方面称之为电力低碳化。终端电气化可能在终端行业，例如工业交通建筑等，我们尽量使用电力，而不使用像汽油和柴油等。然而在许多地方无法使用电力，因此必须使用其他替代燃料，例如氢和生物质合成的零碳燃料。

在电力部门，电力低碳化主要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零碳电力，甚至不够。这是由于在终端部门，如钢铁、水泥无法减到零，也无法用电替代，因此还存在剩余排放问题。为了实现零排放，又存在剩余排放，怎么办呢？就只能采用负排放技术，将碳不仅减掉，还要将其减成负的。

滕飞（右）在活动现场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生产侧的问题，每个消费者都非常重要。全球平均60%的排放由消费引起，例如我购买了一件衣服，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电、油、气、水产生排放。因此有60%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影响上游排放。因此这不仅仅是生产问题，消费者在其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如何去实践一种低碳生活，实际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考虑排放时，很大一部分是从交通、居住和食品这三个方面产生的。从交通方向来看，如果我们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或者电动化的交通方式，就会比其他方式减排更多的二氧化碳。在居住方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多使用可再生能源，那么会非常有帮助。在食品方面可能是非常有争议的。

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平均肉类消费低于欧美国家，但已经超出健康膳食指南的标准。然而，蛋奶平均消费远低于膳食标准的推荐值。如果达到膳食标准的平均值，那么可能会增加排放。如果我们主动调整饮食，不仅可以减少排放，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通过这样的行为转变，实际上不仅能减排，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健康以及其他一系列生计和福利问题，只是我们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这就回到了我们是否愿意付出额外的成本这个问题上。

有影片提到，人们抗拒改变，可持续发展最大的障碍是人们对固有事物的眷恋。我认为虽然我们讨论能源转型，但是人类社会永远处于转型过程中。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看到旧行业被消灭，新行业蓬勃发展。我们今天面临的能源转型问题不仅仅是转型，更重要的是速度。它的速度要求太快，在30年内中国现在的煤油气这些行业可能全部消失。

滕飞（右）在活动现场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体现在每个人身上。我们研究中有一个数字，即碳社会成本。它指的是今天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或者温室气体，它在未来所能导致的所有气候变化损失，如果折现到现在，它相当于多少钱。

通过现有的研究，这个数字基本在10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不同的研究对其看法有所不同。例如今天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在未来造成的全球性经济损失接近1000人民币。这1000人民币分散在每个人身上，并且主要影响下一代，它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二三十年之后，而并非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因此气候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所谓的代际公平问题。

虽然我们造成了气候变化，但是遭受到气候变化最大不利影响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下一代。如果要减排，那么付出成本的是我们。如果要减排，我们必须在今天减排，避免的损失在我们下一代身上体现。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我们当代人伦理选择的问题。你是否愿意以牺牲你的生活为代价，为你的后代换取一个更安全、更宜居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种伦理选择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不是企业要做的选择，而是每个公民都要做的选择。

从应对旧变化的行动方面，我们刚才提到虽然许多排放在生产过程中，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有选择权利，可以选择低碳商品，改变消费行为，减少生产消费品过程中的排放，为后代换来更安全的地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每个人不仅仅作为消费者，作为公民，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来深入考虑这件事情。

对谈嘉宾：柴子文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博士生，自然之友野鸟会资深领队志愿者，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区域负责人。从事鸟类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方向研究，长期在渤海湾开展野外工作，参与科研项目十余项。

总要有人为不能发声的、容易被忽略的自然环境做努力。

我从去年开始正式深入做防鸟撞的工作，鸟类由于无法识别玻璃上的反光或者受到光线吸引，导致在飞行过程中撞击到玻璃，失去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鸟撞情况。目前我们正在建设防鸟撞行动网络，首先要了解中国这种情况的发生规律，季节、月份、建筑以及周边环境会导致这种鸟撞现象。之后我们想进一步做一些改变。防鸟撞的工作，包括许多高楼大厦和玻璃幕墙，这是城市环境中人类享受的工业条件，然而这种环境给自然野生动物带来了困惑。

我们刚才观看了很多影片，最后的影片《野兽之歌》确实令人触动。如果平时这些动物离我们很远，作为资源享受者，我们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

《野兽之歌》截帧

如果我们在调查或者刚才的影片中直接感受到生命的痛苦和流逝，即使是其他物种，例如鸟类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和形态都很远。当真正意识到失去生命的死亡是一个漂亮鲜活的小生命，并非它自身错误原因导致的死亡，这种触动让人心里难过。因此我们想采取一些行动，探讨如何让这些建筑不给鸟类带来困惑，让鸟类不受到损伤，这也是我目前想做的事情。

由于目前国内的调查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见识到的鸟撞数量相比于实际数量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的志愿者数量相比城市中高楼大厦数量非常少。今年秋天在北京，我们的志愿者记录到有近100起鸟撞事故，这些鸟撞是100起事故，一起事故中可能有很多只鸟死亡。同时在调查期间，我们也在小红书和朋友圈看到很多我们调查之外非常严重的鸟撞事故。

我想结合影片《归零地：海洋破坏者的自画像》，关于海洋保护的状态与我们平时自然保护的行动非常类似。作为资源享受者，如果仅仅关注和关心，那么这非常容易实现。

《归零地：海洋破坏者的自画像》截帧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方便的生活习惯，那么这种改变并不容易实现。以我为例，虽然我是行动者，但是使用一次性餐具等方式，我无法完全舍弃它带来的便捷，甚至防鸟撞改造。我们尝试发现最大的阻力在于物业管理者，他们对整个建筑是否想改变现有结构。此外，最直接的因素是经济因素。

很多人提出“人的问题还关心不过来，为什么要关心动物和环境”这样的问题，即使我没有特别好的解释，但是对我而言，有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人完成。许多人在为人类发展、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工作，总要有人为不能发声的、容易被忽略的自然环境做努力。因此，我认为人的发展与关心环境并不是冲突的。

柴子文（中）在活动现场

我们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都具有多样性，我们应该寻找每种声音中的平衡。我们课题组在读书时会进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工作，例如保护北京最近的海域渤海湾的天然滩涂，即潮间带的保护。我们希望那边有很多鸟类在海边栖息，如果我们把这片区域用作填海造陆、建海港和海洋牧场，这些鸟类就没有生存的区域了。这其中存在冲突。如果那片区域用作经济生产，那么当地将带来经济发展。然而从生物多样性和环保角度来看，这导致了许多物种和环境破坏。在实际工作中，这是典型且剧烈的冲突。

在工作中，我们不断询问自己所做的事情具体意义，以及如何让更多人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有意义。因为我们周围的人更能互相理解，所以我们能不断增强自己的信心。

对谈嘉宾：谭羚迪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主要关注城市生物多样性，在夹缝中给多样性创造空间。

只有你能看见、了解离你近的动植物，才会想要保护。

我在城市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城市本身就是为人类而建造的地方，在城市里的人也需要感受生物多样性，或者城市人也应该有接近其他动植物的权利。因此我们在城市里做这项工作，例如对城市绿地或者城市的管理措施做一些微小的改变，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动植物在城市里有一些生存空间，这样城市人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动植物。正如刚才很多影片里所说，只有你能看见，了解离你近的动植物，才会想要保护，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我是为了这个原因去做城市的保护工作。

我们平时经常面对一些灵魂拷问，例如什么是生物多样性，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这个有什么用。有一个命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者的存在主义危机，你需要面对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它实际上并非主流。

谭羚迪（右）在活动现场

事实上，我们平时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与环保行动相冲突，例如使用清洁能源，我们机构的一项工作就是关注清洁能源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大规模建设清洁能源设施的过程中，可能有些设施过多建设会对生物栖息地产生很大影响，因此需要逐步完善。大部分人认为环保主要体现在清洁能源层面，如果考虑生物多样性，那么情况会更加复杂。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不可度量性较高的问题，难以用指标衡量。因此，我们平时面临着缺乏确定的衡量指标，例如物种数量增加，可能是观察水平增加，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观察水平增加。我们认为没有确定的指标能衡量生物多样性的改善，这与减排、减碳或者碳汇等方面的环保行动相比会更困难。

正如最后一部影片所说，如果伤害动物，最终也会伤害人类。为什么要做动物保护？因为人们仍然需要保护。虽然大家都喜欢身边有一些动植物，但是暂时没有意识到生产活动或者行为与动植物消失之间的直接联系。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正是为了帮助大家看到联系之后再做判断而努力。

文字整理：周思雅，周菁晶，焦静怡

摄影：陈坚，陈泊言，褚金源

为纪念于 2020年9月22 日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2021年9月 22 日正式发起“中国气候行动周（CCAW）”系列活动。2024年是CCAW正式启动三周年。CCAW通过多种形式描绘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营造人人参与讨论和传播气候议题的良好氛围，以此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的了解和意识，获得公众参与实现碳中和的动力，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