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季里最炎热的几天，我本计划自驾穿越黔东南，到云南边界去。不承想，我住进了医院，开启一场迥然不同的"沉浸式避暑"。
头几天清晨，喊醒我的总是护士女孩："19床，抽血了哦！"每天抽一次血，为的是看看我的血红素有没有新的变化——最低的时候，它只剩下59g/L，是正常人的一半，到了需要输血的程度。这很令我吃惊，死亡竟能"突然地"离得这么近，近到颠覆我的认知：原来并不需要绝症和车祸，一个人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再后来，每天喊醒我的人变成了隔壁的18床。她的命运可谓坎坷，三十八岁就查出了癌症，动了大手术切除了那个患癌的器官，没几年又复发了，转移到了另一个部位，这一波住院，是为了做六次化疗。我听了都替她觉得痛，说：你真是受罪了！而她说，自己其实想放弃治疗，但是丈夫不肯，因为两个孩子还小。18床长着一副健壮的体格，和一张带笑意的脸，这让我觉得她有一种令人钦佩的乐观，但她说：我是没办法，活一天算一天。
18床每天早上天一亮就爬起来。她来自远郊的乡村，平时在家，这是她种菜浇水的劳动时节。她起了床喜欢坐在我床头那把扶手椅上，跟我唠嗑起来。
她有无限的话题："你的枕头不是医院里的？"
她把我吵醒了，但我拿出耐心，闭着眼含混地答："是从家里带的。"
"你的洞洞鞋好穿吗？"
"不好穿，平时放在车上，顺便拿上来的。"
"你竟然带了电吹风？"
"没有，昨天晚上想洗头发，叫外卖买的。"
"你住个院带这么多件衣服？"
"嗯……"聊着聊着，我重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也毫不在意。
18床很关注她的住院费用，每天都要反复地逐条确认护士送来的医疗单据。化疗折磨她的身体，但费用折磨她的神经，一看完单据，她就情绪激动，如果看到哪一条她认为没有做过的治疗也列在了上面，她就会费力地跟护士争辩。
我深深地理解这焦虑，虽然18床也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但治疗一回要花掉十几万，而且是举债的结果。她说钱是弟弟主动借的，家里的积蓄已经在上一次治疗中花完了。
那些天，我躺在床上，常常思考一个问题：生病，究竟是身体的事，还是情感的事？我想，表面上看起来，生病接受治疗，这是身体的事。但在治疗中，它就越发变成关乎情感的事。
一天早上，18床说她再也咽不下那些淡口味的鸡蛋豆浆，想吃麻辣烫。她丈夫跑到医院外面的街上买了一碗麻辣烫上来（大清早的麻辣烫，想必也不好买），18床刚吃两口，就碰到医生来查房。医者仁心，医生自然都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但这位医生尽管也是兢兢业业的专业人士，嘴上却很不留情，对18床高声呵斥起来："不能吃了！快丢掉！听到没有！跟你说了要吃营养餐，你吃这个！你身体受不了的知不知道？"
18床诺诺地应着，求饶似的说："我是真的吃不下那些没味道的了……"医生没理她，呵斥完了，走了。18床没再动筷子，她的丈夫也久久沉默着，连靠背椅都没发出一贯的吱呀作响。
我和18床之间隔着一方布帘，我也在沉默，我为她的际遇感到痛苦，此刻，病房变成了一个"困顿时空"。我想，18床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待多久呢？一碗麻辣烫给予一个人的精神慰藉，相比"没啥营养"，孰轻孰重？医生的呵斥固然很正确，但这呵斥增加了病人的精神负担，让大家心情抑郁，再严重一点，还可能让18床又一次想放弃治疗……我不禁思考，苦痛的现场除了医疗的存在，是否还应有其它柔软的东西……比如，人文关怀的"入驻"？
在我动完手术时，一群女医生和女助手们告诉麻药尚未退去的我，说手术很顺利，切除的组织第二天便会送去做活检。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暗暗感慨道，妇科无疑是当代社会中的一种"女性同盟"，一群优秀的妇科医生，其发挥的意义恐怕要胜过当下的一场女性主义行动。
但我躺在病房里，察觉到的却是，在专业领域的分工细化之下，人文精神实际上是被医疗体系排除在外缘的。接受治疗的病人，比如18床和我，我们身体上的苦痛能够得到治疗，但精神上的苦痛却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甚至，正是治疗我们身体的医生，无形中在增加我们的精神苦痛。病房，是一个尚未被人文关怀照亮的地方。
比如，当我询问医生，我打的这种副作用较大的针剂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医生冷漠地回答："有啊，切除器官！"当我问她能否开一些消炎药给我，因为手术时用了导尿管，我感到有些不适。医生却训斥我："就叫你要多冲洗你不冲洗！"导尿管造成的感染恐怕很常见，而此时，则变成是我（不由分说就被认定的）"邋遢"，加上不听医嘱的后果。
住院，即是我们必须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空间——离开一种惯常的受保护状态。因而，我与18床同病相怜，双双体会到人们常说的"生病就没有了尊严"。我有时不禁悲观地觉得，住进病房的我们，要遭遇到种种突破个人认知和个人经验的事物的"入侵"，这些"事物"，就像拉康说的"实在界（The Real）"，它构成了伤害性，但它才是某种真相的代言人，正是它们运作在社会身体的深处，组成我们所处世界的内部"骨骸"，要想突破这副骨骸，何其之难！
所幸我发现，已有许多非医学领域的人文学者，关注到了人们所遭遇的医疗困境。比如台湾已故学者余德慧，在十五年前便提出了"人文临床"倡议："能否将人文学科带进人们的受苦之处，在那儿，人文学科能否舍弃它的书斋传统，直视乃至投入受苦现场？"余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广义的临床"， 将宗教学、人类学、人文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甚至文学、艺术与哲学，介入受苦者的现场，正如日本学者鹫田清一所认为的那样，"临床"的希腊文原意是"在（病）床边"，即让哲学返回到受苦之处去成长起来，使其成为一门适应当下社会背景的新哲学，而不是仅仅将传统哲学用作受苦处境的某种纾解。
人们一定会关心，人文学科如何能够有效缓解受苦的折磨？罹患过重症的哲学家S.Kay Toombs的话，像是在回答这个发问，他说："对最重要的伦理问题进行开放而贴心的对话，（受苦的）人们会将注意力从世间纠缠难解的事情上转向，去到内心最深的情感处，从而体会到，什么才是自己的终极意义。"
因而，"开放而贴心的对话""追寻意义"等，是医疗之外的、病房里至关重要的事物。在这苦痛的现场，各类人文精神是能够以综合搭配的方式开展行动的。比如，文学可以协助苦难者以叙说的方式怡情，宗教可以成为受苦者的抚慰，哲学以其特有的分析、诠释和超越观，可以让人厘清自己因苦痛而纷乱的内心……这些，都有助于转移人们身体上的苦楚，让"受苦"变得能够疏解。
我出院后，好友思呈安慰我：经此一役，万事顺意。我感慨道：经此一役，感受良多。如果说在病房之外，我对苦痛的观察是一种从上往下看的方式，而躺在病房中，则变成了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只可惜这些思索，是我在出院后才厘清的，它没能帮助我对18床在日常情谊之外实践得更多。除了琐碎对话的聊以慰藉，除了我曾邀她共享一次鱼汤，熟悉精神分析的我，在她遭遇苦楚，情绪低迷的时候，本应多做点什么。
由此，我也萌生出对社会系统的期盼：是时候将人文关怀引入病房中了！虽然，这不但要求践行者能够对受苦的处境给予多层面的思考，包括命运、生存、情绪、人情世故、事件逻辑，甚至包括身体的感知与觉察……诸此种种皆不易，需要行动的勇气，更需要行动中的智慧。而在这理想的愿景得以实现之前，我怀着一个朴素的心愿：在苦痛的现场，人与人的相遇之处皆能温暖以待。温暖，即是一种最基础的疗愈。
【给黎明写着信】是连芷平在笔会的专栏
作者：连芷平
文：连芷平 图：连芷平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转载此文请注明出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