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韩国电影和文学对戒严的反思，成为无形的防弹衣，防止尹锡悦戒严之夜流血。韩国军队没有完全被工具化。在最长一夜中，韩国百姓期盼希望的曙光，却迎来暧昧的权力黎明。
这是韩国最长的一夜。总统尹锡悦在十二月三日晚上十点二十七分宣布戒严，但不到六小时之后宣布取消，整个世界格局都被这个历史上最短的戒严打乱，让很多韩国民众仿佛回到四十五年前的戒严时期，但漫长的政治动荡还在延续，要走出戒严后遗症的惊悚。
韩国政治弥漫不确定的元素，总统成为高危职业，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善终，被讥为“青瓦台魔咒”，背后既是制度设计的缺陷，也是总统与财阀和美国势力的恩怨情仇，处处都是陷阱，成为继任者清算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韩国的国民性格刚烈，往往“较真”到极致，最后就会爆发高强度的矛盾冲突。
但韩国近年民主化运动，却造就了一个高强度的民间社会，勇于投入各种社会运动，也在文化艺术上勇于反思与沉淀。韩国电影都不讳言政变和戒严，将历史上几次惊心动魄的事件都推上银幕，让昔日的禁忌与痛苦都转化为全民的记忆。《12.12：首尔之春》《南山的部长们》《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和《正义辩护人》等经典作品，都让观众看得热泪盈眶。
热泪背后其实就是韩国政治的内在张力，永远在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摆荡。由于韩国要面对朝鲜强大的军事威胁，首尔距离朝鲜三八线前沿只有五十多公里，就在朝鲜火炮的射程之内，因此举国上下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五十年代韩战的伤痛，是每一个家庭挥之不去的历史。但从八九十年代开始，韩国推动转型正义，落实民主权利，又深入民心，对于专制独裁的政治，都有高度的警惕。
文学界也重视这些集体的伤痕。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作品《少年来了》，就是写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的残酷，青春面对血腥的蹂躏，成为一代人刻骨铭心之痛。韩江笔下的少年就是时代的见证，控诉军政府的暴虐，不仅是肉体的、也是心灵的扭曲变形。
这次尹锡悦的闪电戒严，并没有闪电消逝，反而留下来一道难解的政治方程式，为何韩国的民主如此脆弱，为何戒严的心态还躲在政客的工具箱内，动辄被总统拿出来摆弄，成为全民挥之不去的阴影。
韩国电影和文学对戒严和政变历史的反思，成为无形的防弹衣，防止“一二．三”戒严之夜血流成河。韩国的军队没有完全被工具化。十二架直升机凌空而来，特战队七零七部队在国会表决之前就已经全部撤离，即便一度被前电视主播挑战抢枪，也能自我克制，没有酿成悲剧。
这也许是韩国反政变文学和电影反思的效应，全民都认为军队不应介入政治斗争，不应该将枪口对准民众。在最长的一夜中，韩国百姓期盼希望的曙光，却迎来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纠缠的暧昧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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