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数字法院建设系列报道之④——
数助治理：“老问题”有了“新解法”
推销办卡时夸得天花乱坠，结果办卡后没用几次，机构就“跑路”了——老百姓的“钱袋子”谁来保护？
一家刚成立的科创企业，因为一个标的额仅10万元的案件，导致1500万元的贷款被银行拒了——小微企业如何“破局”？
社区矫正对象在缓刑假释期间实施了违法行为，企图瞒天过海，不向社区矫正部门报告相关情况，公检法司如何合力形成更有力监管？
2023年以来，上海法院在推进数字法院建设过程中，将“数助治理”作为其中一大重要板块，从海量司法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数据，打通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促进司法协作治理，助力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数字法院建设的“助攻”下，“老问题”终于有了“新解法”。
助力预付式消费治理
让预付卡变“放心卡”
预付式消费常见于教育培训、健身、美容等民生服务行业。随着预付式消费的迅猛发展，机构“爆雷”“跑路”的情形也频频出现，导致众多消费者面临着退款难、维权难的困境。防范预付式消费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2024年7月5日，上海市普陀区政府一会议室内，来自区委政法委、商务委、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教育局、市场监管局、体育局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汇聚一堂，正酝酿着这件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
“可以将银行、税务等部门一并纳入，实现源头、过程、全程监管。”
“社区、租赁房屋的物业往往能够提前觉察机构的不正常经营情况，可以将他们纳入数据共享范围，获取对机构的第一手信息。”
“确实有一些‘爆雷’机构的情况我们原来不太掌握，法院应用场景提供的数据对我们很有价值。”
大家口中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共享数据又是如何诞生的？事情要从普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批预付卡消费纠纷讲起。
案情并不复杂，家长们在某机构充值办理了预付卡，结果机构“跑路”，钱打了水漂，家长们诉至法院要求机构退款。庭审结束后，当事人讨论道：“听说这个老板之前就圈了一波钱，一身官司。现在换了家公司、换了个地方又故技重施骗老百姓钱，怎么不管管？”“早知道他们已经在法院有诉讼了，我绝对不会办卡的！”……
听着家长们的抱怨，承办法官盛利心中五味杂陈。实际上，上海已出台多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规定，要求发卡企业在市商务委的“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登记备案。“然而实践操作上还是有困难。”盛利告诉记者，“不少企业为逃避监管不按规定进行备案，导致相关管理部门和消费者都无法掌握企业的经营信息及发卡情况，也无从判断和防范风险。”
此外，部分企业对“跑路”实有预谋，他们在闭店前以低价促销的形式吸引消费者大额充值。更有甚者，趁“跑路”之前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减资手续，造成消费者后续维权上的阻碍。
那么，究竟如何遏制预付式消费的乱象，刺破恶意“跑路”公司的面纱？随着上海数字法院建设的推进，综合运用大数据思维优化创新现有工作方式的路径逐渐清晰，难题破解的关键也越来越明朗。
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2023年，普陀区法院与徐汇区人民法院共同建设了“预付式消费风险预警及协同治理”应用场景。该场景可筛选出多次被诉、涉案金额高且未执行完毕的预付卡发行企业清单，并与相关行政机关的数据进行比对碰撞，筛选出未登记备案的企业以及存在“换壳逃债”可能性的经营者。
截至目前，普陀区法院依托该场景，已发现1500余家未依规在平台上备案登记的企业，其中存在“换壳经营”可能的自然人达211人。在此基础上，法院还根据预付式消费纠纷的特征、变化趋势等情况，从司法角度分析涉及影响消费信心、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治理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形成决策报告，并向市委报送。在上海市商务委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积极对接下，上海法院决策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已在新修订的《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中得到体现。
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也已在积极行动。“法院提供的数据对于我们进一步掌握问题企业、风险企业的情况非常有帮助。”以体育行业为例，据普陀区体育事业管理中心产业科科长屠嘉衡介绍，目前他们已对一些筛查出来的涉诉较多且未备案的机构进行了重点关注，并督促这些机构尽快在市商务委的平台登记备案，如发现企业存在不正常经营情况，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及时介入督促整改，防范风险扩大和蔓延。
未来，上海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互通、合作，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参与、企业自我规制的多元共治联动架构，助力预付式消费监管治理，让预付卡变成“放心卡”。
精准描绘企业“信用画像”
守护小微企业资金链“生命线”
“银行刚拒贷，投标又失败，融资更难了……”一连串的问题把童女士给难住了。
童女士是一家刚成立的科创企业的财务负责人，由于该企业有一个标的额10万元的涉诉案件，虽然完全不影响资金流，却导致其1500万元的贷款被银行拒了，给企业的融资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和困扰。
这不是童女士所在公司的一家之“困”。原来，企业一旦涉诉，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会收到第三方机构推送的涉诉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往往不够完整、准确、及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准确、深入地了解企业被诉原因、标的额等具体情况，难以对涉诉企业开展精准的信贷评级，即便想贷也不敢贷。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控制风险，银行往往会对企业采取‘一刀切’式的拒贷、停贷、断贷等政策。甚至有的企业以原告身份涉诉，也有可能受到贷款限制。”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曲劲松告诉记者。
小微企业本身资金流、生产力、稳定性都比较脆弱，一旦融资不畅，就会让本就脆弱的现金流变得更加“弱不禁风”，怎么办？
宝山区法院想了个招——为涉诉企业提供信息说明。2023年6月起，该院在向小微企业发出应诉材料的同时一并发送《关于为涉诉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的告知书（试行）》，告知其如果因涉诉信息被不完整获取，导致企业在信贷融资、招投标等经营活动中遇到困难，可向宝山区法院申请相关涉诉信息说明服务，法院可视情况出具《企业涉诉信息说明函》。
童女士所在的公司就是该机制的首位受益者。据了解，银行收到法院的《企业涉诉信息说明函》并进行综合评估之后，认为童女士所在公司风险可控，最终同意放贷，原本一筹莫展的小微企业重获生机。
随着该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运用，“说明函”越来越受到企业欢迎，但新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例如，范围受限，区法院不掌握企业在其他法院的案件情况，只能就企业在本院的案件进行情况说明；再如，时效受限，流程通过线下进行，案件查阅和材料流转需要一定时间，无法完全满足及时性需求等等。
数字法院建设为这些堵点开辟了新思路。在上海高院的支持下，“企业涉诉信息澄清协同治理”应用场景于今年3月在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正式上线，顺利从线下推广至线上，从宝山区推广至上海全市，为广大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
据统计，截至2024年10月15日，全市商业银行通过上海市联合征信平台查询贷款申请企业涉诉信息6000余次，目前已帮助461家企业获得逾10亿元贷款，有效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在今年新修订的《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特别增加了涉诉澄清机制相关条款。
“法院提供给银行的企业涉诉信息，为企业融资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某绿化工程公司审计法务负责人许全民对该应用场景表示高度认可，“我们期待将来在多部门的协同推进下，这一场景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为企业带来更多发展和可能性。”
“通过这一场景，我们得以为企业精准绘制‘信用画像’，助力化解企业融资困境，但这还只是‘富矿’的一隅。”上海高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曹克睿说道，“希望未来能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完善企业涉诉信息融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
织密“数字监管网”
司法协作助力社区矫正治理
“被告人，你为何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监管规定，实施了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
“我就开了100米，当时抱着侥幸心理。”
“你因危险驾驶被取保候审后，有无将取保情况报告社区矫正机关？”
“没有……”
站在被告人席前的周某悔恨地低下了头。
前不久，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社区矫正对象在缓刑考验期间犯新罪的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对于缓刑考验期内严重违反监管规定或者再次犯罪的缓刑社区矫正对象，应当撤销缓刑收监执行或撤销缓刑数罪并罚。本案中，周某实施了违法行为，却没有向社区矫正机关报告相关情况。
“违法违规不存在侥幸！”法官对周某进行了严肃的法庭教育并作出判决：“撤销前案判决主文中对被告人宣告缓刑的执行部分；被告人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前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社区矫正是完善刑罚执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实践中，由于刑事生效裁判信息与司法局社区矫正信息、公安局行政违法及刑事强制措施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类似周某这样的问题未能被及时发现，产生了监管盲区，影响了刑罚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针对这一情况，上海法院依托数字手段，通过应用场景的建设，实现了监管方式的新突破。2023年9月以来，奉贤区法院结合社区矫正监管的需求，在上海高院的支持下，建设了“社区矫正对象全流程监管衔接的监督治理”应用场景。
该场景以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为“枢纽”，将全市法院判处缓刑的社区矫正对象数据信息及时、动态、准确、完整地归集并对外推送，实现了及时发现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违法违规行为、避免遗漏撤销缓刑的功能。具体说来，法院提供判处缓刑的本市社区矫正对象数据信息，公安局经比对后提供社区矫正对象被行政处罚或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数据线索，司法局对其中行政违法情节严重的社区矫正对象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对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最后由法院依法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周某正是经数据推送被查获的“漏网之鱼”。据悉，继周某案被妥善处置后，奉贤区各职能部门持续加强协作，已对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宣告缓刑后又在缓刑考验期内无证驾驶的冯某、高某提起撤销缓刑建议，并分别对二人作出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的刑事裁定。据统计，截至2024年10月15日，奉贤社区矫正部门共收到全市推送社区对象数据576条，其中推送比对行政违法、刑事违法对象线索数据48条。
记者从上海高院了解到，为规范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发展，上海法院还立足内部监督，建设了“宣告缓刑案件生效日期确定及法律文书送达规范提示预警”“撤销缓刑、假释案件生效方式规范提示预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送达提示预警”等近20个应用场景，为缓刑准确适用、程序规范开展、条文正确引用等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院是解决矛盾的集中地，也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上海法院通过数字法院建设，筛选数据、碰撞数据、运用数据，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道路上，迈出了司法大数据助力社会治理的第一步。
但是，抓前端、治未病，单凭法院一家还远远不够，上海高院研究室副主任张果说：“需要各级单位、行业协会等的共同参与、共同推动，才能真正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我们的社会治理水平，形成更加高效、更具规模、更大效应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要深度挖掘民生热点、社会治理、金融商事等领域案件背后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数字法院不仅以数据共通共享促进共建共治，还从超大量级的司法数据碰撞中及时发现苗头性隐患，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关口有效前移，使司法审判与社会治理真正达成融合互动。”上海高院副院长王光贤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一步已然迈出，未来当有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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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人民法院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高院供稿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
记者：陈凤
责任编辑：张巧雨
编辑：左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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