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战犯管理所，即我们常说的功德林，这里最早是一座名字为“功德林”的佛寺，清朝时改为了粥厂，专门向贫苦百姓发放粥食等物，到了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设立罪犯习艺所，经光绪皇帝批准后，这里便成了“京师习艺所”。
所谓“京师习艺所”，主要的作用，是“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因此，在设立之初，这里就有包括织巾科、织布科、铁工科等多个生产部门，另外还设有相关的监督部门，如考工处、稽巡处等。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功德林就成了一个专门用于对犯人劳动改造的地方。
到了民国时期，这里的名称先后被改为“宛平监狱”和“京师第二监狱”，从名字中就能看出，这里的作用与清朝时没啥区别，不过在规模上扩大不少，民国政府还特意拨款8万余元，在原有的基础上，建造了现代化的监狱。
而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
而在1928年时，国民党政府依旧把这里当做了监狱，当时有不少遭到逮捕的我党党员被关在此处，曾经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为救出这些党员同志，亲自策划组织了一次“劫狱”行动，最终成功的把关押在这里的所有犯人全部救出。
也正是因为此事，让国民党惊恐万分，为了防止再次被劫狱，在此之后一直到解放前，国民党把在天津、河北等地抓捕来的我党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关押在了北京西安门外的草岚子监狱，并加大了看守力度。
当然，功德林作为监狱的性质一直都存在，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便被公安部接管，同时名字改为了“北京战犯管理所”，不过在私底下，很多人还是会称这里为“功德林”。
与其他监狱不一样的是，这里关押的犯人很特殊，大多都是曾经在国民党中长期位居高位之刃，比如军官就是军级以上的，文官则是省主席一级。
之所以把这些原国民党高管关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曾经长期为讲解实现效劳，也大多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不少重大决策，同时，这些人对于战败基本上都持不服气的态度，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改造起来就相当有难度。
正因为如此，中央对这些战犯的改造十分重视，而为了更好的改造这些高级战犯，好让这些人早日成为新中国遵纪守法的公民，中央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比如在生活待遇方面，这里就和其他监狱大不一样，曾在国民党担任过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的沈醉就回忆过，在他与其他几个国军将领来到功德林集中改造后就发现，这里不仅脚镣和手铐都去掉了，伙食上也较之前改善不少，甚至每个星期还能看一场电影。
这种待遇，引得当时关押在别处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羡慕不已，一个个都说，“去了功德林，就好比是过去中了举人被送往京城的太学差不多”。
但待遇改善，并没有让一些反动思想根深蒂固的战犯马上有认罪改过之心，反而依旧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的一套看法，比如沈醉，在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
沈醉被俘于云南昆明，而在被俘之初，他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枪毙，但一直到1957年，他依旧活得好好的。
而在这年秋天，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转送到了功德林监狱，刚开始，沈醉还以为自己要被送往法场了呢，结果到地方下车一看，有好几个熟人在面前。
不仅有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还有廖耀湘、范汉杰和黄维等，就连曾经同在军统共事过的文强，也赫然在列。
能见到这么多熟人，让沈醉既激动又意外，而在与大家聊天叙旧之际，沈醉就发现，房间内的床上，有一个很大的石膏模型，里面好像躺着一个人。
等他走近一看才知道，躺在石膏里的人，居然是杜聿明。
看清楚是杜聿明之后，沈醉的心里不仅吃惊，还泛起了一丝沉重，吃惊是因为他在之前就听说，杜聿明作为头号战犯之一，早就被枪决了，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活人，属实是让他没想到。
而沉重则是因为，他看到杜聿明躺在石膏里动弹不得，嘴里还不住的哼哼唧唧，就以为这是杜聿明在接受什么“残酷的惩罚”，因此，心里就不由的泛起一股同病相怜的滋味。
毕竟他和杜聿明以及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是养尊处优的国民党高管，如今却成了阶下囚，不仅要担心自己随时随地都有被枪毙的可能，还得接受各种“残酷惩罚”。
所以，在众人散去之后，沈醉就低声问杜聿明，“你这是咋回事？身上带的是啥刑具？”
杜聿明刚开始并没听明白，等他弄懂沈醉的意思后也是哈哈大笑，他告诉沈醉，自己身上的石膏，是管理所专门为他定制的，为的是给自己治病。
当初，杜聿明在淮海战役期间担任了徐州的“剿总”副司令，在国军节节败退、解放军节节胜利之际，毛主席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文章，希望杜聿明能悬崖勒马，主动投降，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但杜聿明当时并没有听进去，而是继续负隅顽抗，而最终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苦苦熬了几天后，还是被解放军悉数歼灭。
而在国军溃败之际，杜聿明乔装打扮试图逃走，可最终并未成功，而是被解放军俘虏，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在被俘之初，杜聿明谎称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军需官，可当解放军问他他的直属上级名字时，他却答不上来。
所以，杜聿明被当作特殊人物看管了起来，而在身份彻底被确认之后，杜聿明一度想要自行了断。
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输掉了几十万国军，对不住蒋介石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和沈醉的想法一样，认为自己名列头号战犯名单，大概率会被枪决，与其如此，倒不如自己主动给自己来个痛快，自行了断得了。
因此，在一次看守他的人员离开的短暂机会，杜聿明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就朝着自己头上猛砸，一直砸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
但最终，杜聿明想要自行了断的想法并没有实现，解放军的军医将他救了回来，并精心照顾他的伤情，让他逐渐开始康复。
而在杜聿明伤情恢复的过程中，为他检查身体的军医就发现，杜聿明身上有不少病症，包括肺结核、胃溃疡等，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根本治疗，再加上长年的战场生涯，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极差。
比如当时杜聿明的脊椎都扭曲到呈S形，此外他的腿一长一短，腰也无法彻底直起来，而在经过彻底检查之后，又发现他患有脊椎结核。
面对自己的诸多病情，杜聿明倒是无所谓，当时他就觉得，反正自己早晚都会死，那还害怕这些病干什么？于是，他整日里闭口不言，试图用沉默来进行对抗。
也正因为试图顽固对抗，杜聿明在刚来到功德林时，就被同伴笑称为“花岗岩脑袋”。
但对于杜聿明这样的“花岗岩脑袋”，中央并没有放弃他，不仅有包括陈毅在内的将帅去看望他，劝他认真改造，早日脱胎换骨，同时，在中央的指示下，功德林的军医也在治疗和照顾杜聿明这方面，做的非常到位。
比如在检查出杜聿明的脊椎有严重变形后，军医们为了防止病情加重，就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套石膏模型，也就是沈醉看到的那种，每天杜聿明只要往这个模型里躺一躺，就会对他脊椎恢复有很大帮助。
除此之外，杜聿明的其他病症也在积极治疗中，而经过治疗，杜聿明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在这种情况下，深知自己身体变化的杜聿明，也开始对自己之前的“愚忠”有所怀疑，他并不怕死，但共产党却能把他这样的罪犯当人看，为他治病想尽办法，这让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毕竟人非草木。
当然，仅仅是因为给杜聿明治病，还不至于让他彻底扭转思想，而在此之后，一件小事的发生，让杜聿明顽固的“花岗岩脑袋”真正有了大的转变。
在来到功德林一段时间后，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就让战犯们写一写历史材料，原本，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共产党要他们交代罪行呢，于是，绝大多数人都写的是自己曾经与红军、解放军打仗的情形和经过。
杜聿明同样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当初在大别山阻击红军以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与解放军是如何对抗的过往，写了满满几大张。
写完之后，杜聿明觉得自己“交代”得够清楚了，但结果没几天，工作人员就找到了他。
就在杜聿明回忆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遗漏之处时，工作人员接下来的一番话，让他不由得感慨万千：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国民党参与抗战在历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页，你当年在昆仑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又率领远征军去缅甸抗击日均，这些历史都应该认真写出来，不能光交代罪行啊。”
昆仑关战役，是杜聿明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一次战斗，此战中，杜聿明率第五军与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血战数日，最终在舍生忘死的精神下，消灭日军达五千余人，还击毙了旅团长中村正雄。
而杜聿明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是，共产党人没有忘记他为这个国家所做过的贡献。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新中国对于这些国民党战犯，并没有歧视和虐待，反而在各个方面关怀备至，这就让杜聿明从心底开始有所转变。
而在杜聿明的影响之下，沈醉也是如此，他逐渐消除了最开始的不端正态度，也开始主动积极进步，并且，他和杜聿明还成了挚友。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了久违的自由，踏出功德林的那一刻，杜聿明恍若隔世。
而在宣布特赦名单之际，由于没听到自己的名字，让沈醉一度情绪低落，甚至十分消极。
这一切，被杜聿明看在了眼里，在他离开功德林前，就找到沈醉与他进行了一番畅谈，他告诉沈醉，只要好好改造，一定也可以获得特赦的。
经过杜聿明的劝导，沈醉也调整了情绪和改变了心态，果然，在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沈醉被列入第二批获特赦的战犯名单。
沈醉获得特赦之后，与杜聿明依旧保持着很深的交情，期间，正是杜聿明帮他出谋划策，才使得沈醉得以与分别多年的小女儿相见。
不过，当时沈醉的妻子粟燕萍以及其他几个子女，有的在香港，有的则在台湾，因为种种原因还无法相见，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努力，沈醉终于在1981年1月，实现了携女赴港探亲的愿望。
这一年，沈醉已经67岁。
而在赴港前夕，杜聿明就语重心长的告诉沈醉，“祖国的分裂....数以千万人的死亡，这一切我们都要负责任的...所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也必须由我们去推动...你一定要保持晚节，否则历史和后人都会谴责我们”。
果然，到了香港之后，就有记者带着别有用心的目的找到沈醉，要他爆料一些所谓的“秘闻”，但对此，沈醉坚定的予以了拒绝，即使对方愿意出高价，他也没有同意。
最终，沈醉仅在香港停留了二十多天，便踏上了回程，而在他回程之前，通过报纸发表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起我的母亲曾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一个人”。
1984年6月，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重新审定，沈醉被认定属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同时，那份1960年的特赦书也因此撤销，这就标志着，沈醉由战犯身份，改为了起义将领。
正所谓“功德林里修功德”，在亲身经历了功德林里的特殊生活后，沈醉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人的光明与磊落，同时特赦后的他也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这一切，都让沈醉真正意识到自己也是祖国的一员，正如他在香港时所说的那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绝对不会不赞成与不渴望中国早日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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