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扩展，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但如今，这一秩序早已岌岌可危。
大国竞争重新主导国际关系，昔日的和平保障机制沦为摆设，人类社会似乎又回到了权力优先的丛林法则。这种倒退不仅是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战略失败的结果，也是全球治理体系内在矛盾的积累。
联合国，作为后世界秩序的首要创建，曾承载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希望。它成立于 1945 年，原意是避免人类再经历一场类似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后来是俄罗斯）和中国，被赋予了维护全球稳定的核心责任。然而，从一开始，这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机构就注定会在现实中遭遇挫折。
从朝鲜战争到冷战对峙，再到如今的大国角力，联合国沦为了大国博弈的工具，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至于下属的各类机构，有的被严重腐蚀，有的依然发挥作用，但整体而言，它们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表现得越来越无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也曾是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核心。这些机构通过援助和贷款支持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学术交流，它们的确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机构也未能摆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质疑。例如，某些国家由于治理腐败或政策失败，常常将援助资金浪费殆尽，而真正需要帮助的普通民众却无法受益。
反过来，这也使得这些机构面临越来越多的指责——既有来自所谓“受害国”的抱怨，也有来自全球范围内反对“西方霸权”的批评。
国际司法体系同样面临合法性危机。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本应成为维护国际法的关键力量，但它们的选择性执法和执行乏力，却使自身陷入尴尬境地。
它们追求的高标准和审慎态度，并未能避免被批评为“有选择地”处理问题——针对某些地区或国家采取行动，却对另一些更为严重的行为视而不见。
例如，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期间的国际反应，与叙利亚战事中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双重标准让本应超越国家利益的司法体系，变得越来越像是政治工具。
非政府组织（NGO）在这个混乱的秩序中，也未能幸免于危机。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例，其在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的表现被广泛批评为“失职”。
虽然中立是其长期秉持的原则，但当组织未能履行探访战俘和提供人道援助等基本职责时，便难以避免质疑。这种失职并非首次发生，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红十字会就因未能有效帮助集中营中的犹太人而受到历史的谴责。
上述这些全球治理机构的无力和失效，恰恰为当前新一轮丛林法则的回归提供了最佳注脚。
大国竞争日益激烈，规则和法律逐渐失去约束力，小国则更加依赖强权保护，而非多边机构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因资源耗尽、经济制裁或内部矛盾而加速走向崩溃。
更令人讽刺的是，即便是在最强大的大国之间，现状也未必有助于稳定。例如，美国虽然曾在冷战后短暂享有全球领导地位，但如今在对手和盟友面前均显现出软肋。
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 40 多项对俄制裁措施，的确在短时间内削弱了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但长期来看，这些制裁也激发了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寻找替代方案，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分裂。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惨重，其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卢布贬值，出口减少，甚至连传统盟友也开始对其失去耐心。但与此同时，西方阵营内部也并非一片和谐，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因政策分歧和信任危机而屡屡动摇。
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帝国的过度扩张往往是其衰落的前奏。今天的俄罗斯和 1917 年的德国，甚至冷战后的苏联，都显示出类似的迹象。
如果说普京的俄罗斯还能在叙利亚和中东问题上勉力维持影响力，那么沙特等地区大国的政策变化可能随时让这一切化为泡影。一旦石油价格暴跌，俄罗斯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二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真的走到了尽头吗？
也许这个体系仍有可能在废墟中重生，但显然，这需要一场规模空前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到来之前，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只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将成为新的常态。
最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人类社会并非第一次走到这样的十字路口。或许历史从来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现在的我们，正好又轮回到了曾经熟悉的那个阶段——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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