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纪登奎晚年的故事。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首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是讨论通过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两个重要文件，纪登奎作为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在会上作了文件起草的说明。但令纪登奎没想到的是，大多数与会人员对农业问题并不感兴趣，而是开始集中讨论当时一些重大历史和政治问题。
陈云在会上提出要为刘少奇平反，纪登奎对此坚决反对，后来华国锋从中周旋，主张对刘少奇的案子重新复查，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做结论。
在后面几天的会议中，参会人员开始对纪登奎进行批评。万里首先说：“活着的个别高级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此时吕正操插话：“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点点头说：“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说：“纪登奎今年4月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写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搞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
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指纪登奎，河南人说心有余纪 (悸)。”
面对大家的批评，纪登奎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查。纪登奎检讨完后，邓颖超给他提意见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你应该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12月19日，纪登奎再次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鉴于我所犯的错误，已不适宜目前我所负担的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求中央批准我不再搞常务副总理，不再分管政法、农业、工资改革等工作。”
尽管纪登奎提出了辞职，但邓小平并没同意，他说：“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
正是在邓小平这样的政治设计背景之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纪登奎只被免去了北京军区政委一职，依然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职位。会后，纪登奎进入无所事事的状态。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陈云在会上说：“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4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中纪委。这4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还是建议他们能主动辞去自己的职务。”
纪登奎听后，尽管内心并不情愿，但还是口头表态愿意辞职。在不久以后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辞去了自己的所有职务。
纪登奎辞职那年只有57岁，他辞职以后，邓小平找他谈了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1982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这在当时是职务级别最高的研究员了。
不过纪登奎并没有把“研究员”当成一种工作，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工作安排。纪登奎曾希望中央给他安排一个省部级的实职，或者让他到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担任副职。从年龄上看，纪登奎对于工作安排有想法是很正常的。
后来李先念找纪登奎谈话，提出中央想安排他去国家体委工作，纪登奎却拒绝说：“我不适合去体委，我可以去搞大工厂，因为50年代我做过大企业的厂长兼书记，对搞企业有兴趣。”
李先念却没有松口：“大工厂也不好搞，现在和当年不一样了！”最终此事就此作罢。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享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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