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墓志总体来讲比史书更准确，当是无疑。因为墓志是去世时即要撰写，并埋于地下，并不像史书那样容易修改。
就以近些年最轰动的上官婉儿墓志来讲。
上官婉儿“年十三为才人”，这时为唐高宗在位期间。而后来，她又被册封为唐中宗李显的“昭容”，也就是说上官婉儿竟然和武则天一样，侍奉了两位皇帝。上官婉儿侍奉高宗，这一点上，史书并无记载，只见于墓志。
另外，史书记载，上官婉儿在唐中宗即位后，便成为了韦皇后和武三思一伙中的重要一员。但从墓志来看，上官婉儿和韦皇后的关系，并没有像史书记载的那样亲密无间。
因为从墓志看，上官婉儿是强烈反对立安乐公主当皇太女的。她四次向唐中宗进谏，从检举揭发，到辞官不做，再到削发为尼，最终以喝毒药这样激烈的方式以死相谏，唐中宗用名医终于将处于死亡边缘的上官婉儿救活。
上官婉儿打破了安乐公主的皇太女之梦，这与她的死密切相关。
02
当然，很多墓志也有夸张的成分，因为墓志本身就要对主人一番吹捧，尤其是当墓主身份显赫之时。
明代中后期，太监的地位急速上升，他们的墓志往往会找当朝的名士撰文、书写。而文官们为了讨好，在墓志中当然也要夸奖太监一番，至于他们身前做的恶也一字不提。比如徐阶给太监高忠写墓志，刘大夏给太监杨穆写墓志等等。
比如太监吴经，根据《弇山堂别集》记载，此人作恶多端，曾在扬州为武宗搜刮妇女，为祸一方。但在墓志中对他的所作所为绝口不提，却说他“”守官守职”。如《吴经墓志》：
公姓吴氏，讳经，字太常，别号静庵，江西余干人。幼而敏悟，选入禁庭。宪庙召见，嘉其进对有法，历官至□□。武宗圣上益爱其勤，第升御用监太监，镇守山西。老归南都，备员司礼。父讳俞玄，母戴氏，继母邹氏。弟绅，邹出。嘉靖甲辰正月十又九日，卒于私第之正寝。公生之年成化辛卯闰九月七日。择葬之日则卒之年二月十三日也。公闲居二十年余，悬罄一室，可见守官守职矣。谨勒其梗概云。南京司礼监右少监竹泉屠良书并题。
03
但墓志比史书更可信在近现代以来，这个论调其实遭受着猛烈地冲击，这是因为伪造墓志流入市场。
清代古董商伪造了《北魏吴高黎墓志》，流入市场后，先后被多名金石家指出其为伪造。陆增祥（1816 - 1882)记此志云：
右吴高黎墓志在洛阳。 其上截刻佛像，志文在下 截，疑非埋入土中者。
吴士鉴（186S- 1933)则说：
碑言‘徐州瑯琊郡治下里人’，案地形志瑯琊郡属海州，不属东徐州。……变体说字甚多，碑长约二尺，志文书于下方，其上凿穿，几及一尺，他墓志无此式 也。
说白了，这就是一块用来谋利的伪造墓志。
民国时期，墓志曾经大热，伪造之风盛行931年，余嘉锡就说：
自近岁士大夫喜藏石刻，东西各国人士亦悬重金购求，于是 一碑出土，古董商辄居为奇货，黠者至作伪以售其欺，以故新出之碑刻，多不可保信
更有甚者，一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的墓志也被伪造出来，比如《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附录中的《大魏故彭泽令陶公墓志》，其主人是陶渊明，但一直以来，对此墓志的真实性一直存疑。当然，“存疑”还只是比较委婉的说法。
伪造的墓志不一定就水平很低，因为造假者照着真迹进行模仿，先拓后刻，工匠水平不差，是很难发现其中猫腻的。
1983年在河南偃师河头村，出现了一方十六国时期的青石墓志，面长方形，底内凹，四隅呈短腿脚状。该墓志的全文为：
护国定远侯，祖籍建昌，以北边多警，仗节孤征，驰逐沙漠，坠骑被虏。 建元二 年四月朔一日身故，军士负土以瘗焉。
建元二年属于西汉时期，这个时期的墓志尤少，墓主又是定远侯，十分珍贵。墓志字体系草隶，用笔自由灵活，字形大小、疏密亦有精妙变化，当属精品无疑。但这一墓志出现之后，在文物部门又发现库藏中竟然有着一方一模一样的墓志，编号为“001”。两方一对比，就发现"001"号石字形略微走样，笔画较粗，古拙味差，1983年发现的这一块当属真品。其实这里有一个不恰当的想法，会不会再出现了一块比1983年这块更古朴的墓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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