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的某天傍晚，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法医室法医车德仁下班回家，发现自家门口楼梯的台阶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衰老憔悴的中年妇女，当她看见车德仁准备掏钥匙开门时突然站了起来：“你是车法医吗？”
“我是，请问你是……”
“车法医，我可找到你了！你要为我做主，给我伸冤啊！”说罢，中年妇女“噗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使不得使不得，你快来，有什么冤情你说……”
原来，这名妇女叫刘春燕，同江县药材公司工人，她要状告她的嫂子——同江县药店中药部营业员勾结其奸夫——同江县公安局借调民警汪建军毒害她的哥哥——同江县砂石厂供销员刘青山。然而同江县公安分局不管此事，她将此事上告到佳木斯市公安局，也没有下文；又上告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结果省厅还是按照程序将此案发回同江县公安局，这就陷入了死循环，事情就拖了将近两年。她四处求告无门，偶然打听到省厅的车德仁法医有“神探”之名，就一咬牙一跺脚打听到了车德仁在哈尔滨的住址，来车家“堵门”伸冤。
随后，刘春燕从怀里掏出一沓控诉材料，上面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黑龙江省公安厅：
原告：刘春燕，家住佳木斯市同江县临江镇，同江县药材公司工人，现状告同江县药店中药部营业员杨艳玲勾结同江县公安局借调民警汪建军投毒谋害同江县砂石厂供销员刘青山。
刘青山是我兄长，于1984年得病，经同江县医院和中医院共同诊断为“末梢神经炎”，后经治疗病情有所好转。1985年5月，刘青山病情复发并恶化，出现手脚麻木、全身无力、皮肤发黑并有白色斑点、吃东西就呕吐，并伴有腹泻、全身疼痛、肌肉萎缩等症状，人逐渐消瘦、血压下降、头晕心慌、舌头糜烂……兄长病情严重，而杨艳玲不准医生检查治疗，只能让她在家里自己配药治疗，导致兄长病情急剧恶化。
在我们刘家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杨艳玲才被迫把兄长送到县医院诊治，县医院除了再次诊断为“末梢神经炎”复发外，怀疑皮肤发黑可能是“阿狄森氏病”，让家属迅速转院去省医院确诊。但是杨艳玲对此极力反对，但我们刘家人坚决要求送去省医院检查，她才被迫从命。
兄长被送到哈医大一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但刚住院没几天，还没等医院做全面检查，杨艳玲就以“太费钱”为由背着我们把床位退掉，带着兄长返回临江镇老家。当时我们得知后，又将兄长送进同江县医院，杨艳玲对此大为不满，跑到医院里大吵大闹，跟条疯狗一样逮谁骂谁，骂我们多管闲事。
老照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85年6月14日，那天是杨艳玲陪床，结果兄长就出现休克。县医院再度要求从速转院，又被杨艳玲阻挠。6月16日，我们不顾杨艳玲的反对强行将兄长紧急送往哈医大一医院抢救，但为时已晚，当天兄长刘青山就死在医院里。听兄长的大儿子刘小飞说，兄长死前喘最后一口气时，杨艳玲用一条白毛巾塞进他的嘴里，她是怕兄长不早死！
兄长咽气后，杨艳玲迫不及待就要求立即将兄长的尸体在哈尔滨火化，后经我们家人强烈反对，才把兄长的遗体运回临江镇老家。
兄长的大儿子刘小飞和小儿子刘小翔说：“我妈以前在给我爸吃的东西里面经常放药面子。”
我在哈医大一医院陪护兄长时，也发现杨艳玲的一个信封里有一包褐色的药面子。兄长死后，我们在整理兄长的遗物时，在兄长家的碗柜里翻出灰白色药面一包，褐色药面两包，包药面的纸是同江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纸，我们把这些药面连同包装纸送到同江县公安局要求化验，他们拒绝化验，还把药面子和包装纸给整没了。
在我兄长死前，杨艳玲和汪建军在1983年就勾搭成奸，我的两个外甥刘小飞、刘小翔和邻居们不止一次看见汪建军经常趁着我兄长外出跑供销时到兄长家里和杨艳玲鬼混。兄长死后，杨艳玲和汪建军的关系就不避着人了，变成公开来往。
我到处上告后，杨艳玲就慌了，托人到我家说情，说：“人都死了你们还到处告个啥？告赢了人也活不过来，俩孩子已经没了爹，你还想让他们没了妈成为野孩子还是咋的？”“只要你们不再告了，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商量”，还说：“只要你写个保证不再告的合同，就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汪建军也没闲着，多次到县医院去查兄长住院时的化验单，他在县里的关系网非同一般，所以这个人命大，案子这么拖着没人解决。
案发时民警所穿的是图中所示的83式警服
我恳求省里各位领导千万不要把此申诉状转回地方公安局了，恳求省里各位领导派专案组亲临同江县查办此案，早日为死者伸冤——
除了控诉信外，还附上了刘青山在同江县医院和哈医大一医院治疗时的全部病历。
此外，刘春燕还表示：“我哥1985年是6月16日死的，6月30日下葬，半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大夏天的，尸体也不腐烂，我虽然是个普通工人，但好歹在药材公司干了十来年了，基本的医学知识我也是懂得的，车法医你说，大热天的尸体半个月不腐烂，是不是有问题？”
车德仁：“你去省厅信访处了吗？”
刘春燕：“咋没去啊，已经去过了！”
车德仁：“你去过信访处了？他们怎么说的？”
刘春燕：“他们倒是挺重视的，把这事转回同江县公安局要求严肃处理。可是等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县里时，同江县公安局管办案的人对我说：‘你能啊，跑到省里告状，那你还找我们干啥，你告到省里最后不还得转回给我们吗？’然后还是不给办。车法医啊，我知道他汪建军在同江县有人，有势力，我一个小老百姓斗不过他。可是人命关天，我不能让我哥就这么白死了！我说啥都要告到底！”
当晚，车德仁夫妇将刘春燕的上访材料以及刘青山的病历反复研究了好几遍（车德仁的妻子满春荣虽然是个儿科大夫，但和车德仁共同生活那么些年，也具有相当的法医学知识，所以经常是夫妻俩一起分析相关材料），然后讨论了一整夜，最后确认如下两点：
1、刘青山病历上记录的症状和刘春燕的诉状上写的症状基本相同：刘青山生前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不振、四肢麻木疼痛、呕吐、拉稀、肝脾肿大、口舌糜烂、脱发，全身皮肤、颜面、口唇有色素沉着间有白色斑点，血压下降40/80MMHG，皮肤干燥呈脱水容貌症状与体征，这些都不像是阿狄森氏病的典型症状。
2、刘青山死亡时间是6月16日，6月30日才下葬，当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但尸体半个月却没有腐烂，这显然不是人正常死亡后尸体表现的状况，而更像是慢性中毒后的死状。
为此，两人还回想起他们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上学（两人都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车德仁学的是外科，但阴差阳错在当年被五常县公安局强行“拉了壮丁”成了法医，而满春荣学的是儿科）的时候在一堂课上教授讲过的一个极为著名的慢性中毒死亡的案例——拿破仑·波拿巴之死。
油画：拿破仑·波拿巴
1821年5月5日16时45分，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波拿巴去世。当时对外宣称这位曾经让欧洲颤抖不已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死于胃癌，其理由有三：首先、波拿巴家族有胃癌的遗传病史；其次、拿破仑本人直到临死前始终认为自己得的是癌症；其三、当时在解剖遗体时，发现其胃部已经溃烂，肝部肿胀，其它脏器均保持完好。
铜版画：拿破仑之死
美术作品：入殓的拿破仑遗体
但到了1982年年初，瑞典毒物学家斯坦·福舒夫伍德在仔细研究了拿破仑的病症记录后认为：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有腹泻、肩膀和腰间两侧剧痛、肝脾肿大、四肢无力、除头发外的全身毛发脱落等情况，这些都是慢性砷中毒的典型症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斯坦·福舒夫伍德对保留下来的拿破仑的头发进行多次化验，结果发现拿破仑的头发内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13倍，进而证实拿破仑是被小剂量的砒霜慢慢毒死的。
斯坦·福舒夫伍德随后对当时拿破仑身边的随从人员进行研究，发现一个叫蒙托隆的人最为可疑。此人曾在拿破仑的亲随，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投靠波旁王朝；滑铁卢战役后，他又回到拿破仑的身边。斯坦·福舒夫伍德确信蒙托隆之所以又回到拿破仑身边，是受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八之弟阿图瓦伯爵的指示，潜伏在拿破仑身边伺机迫害。
在圣赫勒拿岛，蒙托隆不断地在拿破仑饮用的葡萄酒中投放小剂量的砒霜，使其慢性中毒而死（1995年和200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法国原子研究中心分别对拿破仑的头发进行了两次化验，化验结果：拿破仑头发中砷含量分别高达39.87%和39.56%，而正常的含量应该是0.8%，比斯坦·福舒夫伍德的化验结果还要高一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车德仁在第二天上班后当即直接去找了厅长，要求以省厅的名义下令对刘青山开棺验尸，不管同江县公安局配合与否，都要开棺验尸。两天后厅长拍板，由省厅刑侦处重组刘青山死亡案的专案组前往同江县，在刘家人的大力配合下对挖开了刘青山的坟，对刘青山的遗体进行验尸。开棺后发现，刘青山虽然已经死了将近两年，但并没有明显的腐烂情况，所以车德仁心中更加笃定刘青山应该就是死于中毒。
这次尸检，车德仁提取了刘青山的头发和部分肝脏组织样本，然后火速带回哈尔滨进行化验，又过了两天，化验结果出炉：刘青山的肝组织的内砷含量为每100克内含0.2毫克，是正常人体内砷含量21倍；头发中砷含量为28.67%，是正常毛发砷含量的35.8倍，由此证实了刘青山的死因系慢性砷中毒。
根据这个结果，黑龙江省公安厅下令将此案提级处理，由佳木斯市公安局进行侦办，最终，失去了“保护伞”的杨艳玲和汪建军再也无法掩盖自己的罪行，在“大记忆恢复术”的加持下供认了两人为了做长久夫妻而合谋在刘青山吃的食物和酒水中长期投放砒霜，导致刘青山慢性砷中毒死亡的犯罪事实——下毒的计谋是杨艳玲想出来的，砒霜是汪建军找来的，下毒次数总共有六十多次，都是杨艳玲所为。
最终，杨艳玲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汪建军因为故意杀人罪和毁灭证据罪被判处死刑；同江县公安局内对汪建军进行包庇的三名干部分别以包庇罪和毁灭证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两年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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