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西藏炮兵部队里首任气象站长，亲手创建了最初的野战气象站！|气象站长|炮兵部队|观测员

天际探空，捕风捉影

一一在西藏初建炮兵气象站

张世连

前言

今天谈的这个“捕风捉影”，不是平常说的那个对一些无中生有、查无实证之厕所消息用的形容词，而是六十年前我亲自带领一个解放军小分队在中锡边境喜马拉雅山上冒着风雪严寒，饱受缺氧之苦，不怕疲劳，不换班不休息地连续作战，实打实的进行了连续十五昼夜捕风捉影。那十五昼夜是我今生承受压力最大、生存条件最苦、心中烙印最深的十五昼夜。使我灵魂经历了一次战斗的洗礼，整个人生再也不会屈服于任何凶恶敌人和艰难困苦。

气象区队毕业时合影。前排中罗时益教员、左王文秀、右作者，中排从左至右.艾振西、赵荣柏、魏俊欣、肖润泽，后排从左至右王泽禅、陈春祯区队长、黄宝振、张修平、庄学聪。（注：冀文明有事未参加）

我是西藏炮兵部队里首任气象站长，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条件，亲手创建了最初的野战气象站，并培训了最初的几批气象兵。我们站是最早到祖国的西南天边、人称世界屋脊的中锡边境喜马拉雅山上搞探空、测风的气象站，此后数十年来我再也未听说过有哪家气象站曾到那里探测过高空气象要素。

炮兵气象站的特点是机动性强，要伴随炮兵随时随地探测高空的气象要素，包括气温、气压、空气湿度、空气密度和风向风速等。当施放探空气球吊着探空仪升空后，探空班一号（收报员）头戴耳机，左手操作收报机旋钮稳稳调频、竖起耳朵如影随形地紧紧跟踪探空仪向地面发射的信号不敢丢失，右手不停地记录着不断变化着的各种信号电码。同时测风班一号（观测员。若基线测风是两个观测员）用光学测风经纬仪在放球瞬间就要概略瞄准，眼睛一下子捕捉住气球球影（夜间是灯影）于镜内分划板中不丢。而后双手稳稳转动高低、方向转螺紧紧将球影（灯影）始终保持在镜内分划十字线中心，目不转睛地不间断测报变化着的高低角、水平方向角。若遇有云雾遮挡，观测员凭经验估计气球运行方向速度盲目追踪，一旦镜内的球影（灯影）移出云朵出现了，就将其立即捕捉至分划板中心。若用马拉黑（无线电经纬仪）或雷达测风，那也要紧紧捕捉住荧光屏的亮点影象不丢，不间断测角、测距。

随着时间延续，气球越升越高，电报信号越来越弱，球影在光学镜内或荧光屏上越来越小。探空班的收报员和测风班的观测员，前者是用耳朵后者是用眼睛紧跟捕捉住声影和光影不放……直至最后球炸、球影消失或信号声音消失的无影无踪才停止作业。其间各班其他人员同步共频地按顺序流水作业，各绘图员绘制不同的图，计算班的各计算兵用各种计算盘或计算尺进行一系列计算，算出各个弹道高的气温、气压、空气湿度、空气密度、风向、风速等相对标准值的平均误差提供给炮兵侦察分队的计算兵，使其修正气象条件对射弹的射程、方向之综合影响偏差，准备精密法开始射击诸元。同时也为声测侦察分队提供对声向声速影响和为各级指挥员提供原子化学武器烟云扩散方向、速度的影响的各种气象要素。综合上述，向各指挥所、观察所发出气象通报。当时，我们气象站的同志们把这一系列探空、测风动作戏称加简称为捕风捉影，不无道理。

一、毕业分配到西藏

西藏军区独立炮兵308团指挥连气象站，是在战火硝烟中孕育、诞生、成长、壮大。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不久，1964年6月（驻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侦察学校举行应届学员毕业典礼。宽敞、明亮、庄重的大礼堂里，仅前几排中间一小片座位上坐着全校仅有的七十来个学员接受授衔仪式。学员中绝大多数被授予少尉军衔，给个别几个八年以上军龄的学员授予中尉军衔，毕业学员清一色全是行政二十一级。遥想三年前我校在沈阳未搬来重庆与重庆炮校合并之前共有十几个学员中队，加上外国留学生中队、代培学员中队、干部集训中队共几千名学员，何等壮观。1962年停止招收学员并先后三次进行学员大精简，正式学员仅剩下一百一十来个人，于1963年和1964年两届毕业完毕，学员告罄。我就是经过大浪淘沙后1964年毕业的十一名气象学员中之一员。当时我和王泽禅同学并列取得五门功课都是满分的全优成绩完成学业，只等着分配工作去部队报到。

授衔定级后，分配工作前，我们心里都忐忑不安。因分配工作不是当众宣布，而是以个别谈话方式进行，大家都在揣摸着自己会被派到祖国哪个地方去工作呢？我入伍时在东北，不想再回东北工作了。一是因为嫌那里挺冷。二是想到更远的地方去，认为这辈子走的地方越多，将来向战友、乡亲、儿孙聊起当年经历那才有资本......。那天上午我独自一人在宿舍里正在想入非非，忽然党支部委员、区队长陈春祯同志找我谈话，我心想终于等到决定“命运”的时候了。我笑着问区队长：“将我‘发配’何处？”他严肃慎重地叫我坐下，然后郑重的说：“组织上经研究决定，分配你到西藏军区工作，现在我代表党支部征求一下你个人意见，有啥想法尽管说......”。我听后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表态说：“服从组织分配。这个态在党小组会上表过多次了，绝对不会改变！”......。谈话竟如此快速结束，他绝对始料未及。

1968年初气象站合影：前排左起王志建、李在元、赵致祥、熊焱林；后排左起张义铭、童万和、鲁二毛、王传杰、杨钦恒、作者（注：汪基恒站长缺席）

送区队长走后，我寻思了一下，决定去本校即将结业的干部短期集训队打听一下，看看有无来自西藏军区的学员，可否同路去西藏。刚走没多远就碰到我们队（原来的中队后来称为队）的大尉队长王清海和刚刚决定转业的少校指导员邵喜峰。两位首长满面春风和我打招呼，指导员说：“连儿（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这个昵称）一贯表现好，关键时候更能过得硬，愿意到最艰苦的边疆工作......”。我说：“我是向指导员学习的呀！指导员是东北那富庶的大平原上人，愿意转业到贵州偏僻穷苦的山区当县委书记，就是我的榜样呀！”“嘿！他倒反将我一军呀！”指导员说完哈哈大笑，我又接着说：“真没想到在十一个人中，组织上把我这个年龄最小、个头最低的学员分配到地域很大、海拔最高的西藏军区工作。以后我站到喜马拉雅山顶上，看他们谁还有我个子高！”“哈！哈！”三人都笑了。

我与二位首长告别后，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集训队打听到一位从西藏军区来的干部学员叫杨声远。当时正值盛夏，重庆天气很热。我上身穿着军绿色短袖衬衣，当找到他时，只见这位首长又高又胖，穿一件圆领汗衫，手摇芭蕉扇，我从他床头放的军衣上看到了上尉军衔领章。我立正向他行注目礼并做了自我介绍，他非常热情友好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西藏军区向总参打过报告，要建立炮兵气象站，这可真的落实了！”我问：“西藏驻的哪个炮兵师？有侦察营吗？”他说：“西藏只有个炮兵308团，我是侦察股长，气象站建制在指挥连里，以后咱们就是战友了......”。接着他又说：“七、八、九（指气温高的三个月），正好走。一路上早饭吃饱、午饭吃好、晚饭吃少，多喝开水......”。

我经他指点，心中有数多了，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炮兵308团的老首长、老上级。继五月份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同志在我校观看学员大比武训练、汇报之后，六、七月份我们气象区队的探空比武班，五个学员：班长王泽禅、一号探空员肖润泽、二号探空员冀文明、三号探空员赵荣柏、四号探空员是我，还在罗时益教员的组织下一直不停的练习大比武课目，准备进京参加向中央首长汇报的大比武安排。后来这项安排取消，八月份各自奔赴所分配的部队单位。学校领导特别照顾远去西藏工作的四个学员，即：二队的光测学员杜书堂、刘振堂（我们戏称两块糖）和一队的测地学员刘生元和我。决定让我们八月份休完假再回到母校集中，尔后去西藏军区驻成都办事处转办手续入藏。

八月底我休假结束，即从老家洛阳乘北京至重庆的33次直快客车返校。上车后巧遇了以卫生科女护士孙淑荣为首的在沈阳参加全军炮兵院校运动会比赛结束，载誉归来的我校女子队全体运动员。队员中多数是我熟悉的教员、干部家属，我们的谈话声被坐在我附近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听到了，他立刻过来攀谈聊侃并自我介绍说他叫李恒茂，来自济南军区某部炮兵气象站，现在是去重庆炮兵侦察学校报到的新学员。嘿！我们俩一个是刚刚毕业即将离校走向工作岗位的老气象学员，另一个是刚刚离开部队即将入校的新气象学员，二人素不相识竟此时此刻在火车上见面，真是同行奇遇，一见如故。话匣子一打开，形若井喷......。当我们一伙人到重庆火车站下车后就被早在那里等候接新学员的卡车一起拉到招待所吃饭后送回了学校。我向女运动员们告别后，就把李恒茂交待给负责接待新学员的留校老同学山东籍测地学员沙孝忠，一转身发现另外三个同赴西藏的伙计们走了过来，原来他们是和我同一天到达母校。我们即结伴到校务部找到孙助理员办好了离校手续。次日我们依依不舍的告别了美丽的山城重庆，一起乘火车到成都武侯祠对面那个西藏军区驻四川办事处（简称“川办”）住下转办手续。

我们四人同住一室，当晚熄灯前躺在床上闲聊时，杜书堂问我和刘生元：“你们俩是不是主动要求去西藏的？你们指导员是怎么给你们谈的话？”我说：“我没指名要求去西藏，我始终一句表态的话是服从组织分配。”刘生元说：“我也是，我说的原话是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指导员一说分配你们去西藏，你们一同意就完了......”。“不！不！是区队长找我谈的！”我忙解释。杜书堂笑着说：“我们队有好几个同学早就慷慨激昂地表决心要去边疆西藏、新疆......，结果他们一个也没去成，你们若不信问问刘振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问：“咋回事？难道首长是专门把积极分子分到条件好的地方，再把怕苦的人专门分到艰苦的地方？”“不是！不是！你真的不知道为啥叫咱四个去西藏吗？”。我和刘生元都摇摇头。“这不明摆着嘛！” 我更茫然了......

“咱们学校首长早就有意图要把政治觉悟高，尤其是军事素质最好的学员派到边疆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你们想一下，凡是分到西藏和新疆的同学哪个不是这情况......”。他的话弄得我一头雾水，若按他的话去对号入座，表面上也符合，但也不能完全苟同。我能吃几碗干饭自己还不清楚，自己肯定算不上学习最好的。只是毕业考试时侥幸取得了最好成绩。平时比我学习好的同学中，有的分到炮兵师了，也有的分到科研院所了......，我当时没有表示赞同他的说法，也没有提出异议，就进入梦乡了。在成都的时间极其仓促短暂，我们只到马路对面的昭烈庙和武侯祠匆匆浏览了一下刘备、诸葛亮一伙的泥塑雕像，所有文字说明都没来得及细看，更没有机会去看唐朝大诗人杜甫的。杜甫草堂等景点，未能对这座古蜀名城有啥了解就接到了入藏通知。

当时上级对进藏干部身体要求很严格。经体检确定刘振堂、刘生元二人身体不适宜进藏工作，被留下等待改派甘肃。他俩很泄气、很无奈的送我和杜书堂离开成都，临别时我说：“都怪你们俩都姓刘，所以都留下了！以后还会见面的，别难过！”当时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这句宽慰话，过后还真有下文。一是三年后的1967年冬天，炮兵305团从甘肃调入西藏，已是该团指挥连副连长的刘生元在亚东执行任务路经我炮兵308团指挥连驻地洞青岗（外号春来茶馆）时曾访问我。当时我连测地二排副排长黄正源告诉他：“我们张世连副连长带人去詹娘舍执行任务尚未回来！”因时间紧迫刘生元没等我回来就离开了，就这样遗憾的错过了见面。二是1970年3月我离藏到成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意外在锦江宾馆邂逅从西藏炮兵305团派去四川德阳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刘振堂。因当时尚未确定所去工作的单位，互相留不成联系地址，匆匆一别，再无音讯，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