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亚洲游客的日本风俗业观察|亚洲游客|卖春|女体|日本|牛郎店|红灯区|风俗业

来到日本的第三天，在大阪一家酒店内，东赫遇到了一名从事风俗行业的本科毕业生。

“读了大学，为什么还要从事风俗业呢？”东赫满心疑惑。

女孩略带羞赧地答道，“因为我不是名校毕业，找不到好的工作。生活很艰难。”

今年8月份，亚洲人东赫前往日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体验了当地风俗业的部分服务。在日本这个现代化国家里，风俗行业女性被凝视、物化的程度，令作为游客的东赫意外且震惊。

作为“色情大国”，当前日本风俗业店铺数量达61000家。据日本夜生活商业协会的一名代表理事推算，2020年日本约有100万女性进入到风俗行业，这其中不乏高学历者。

《东京贫困女子》作者中村淳彦道出了日本风俗业的现状——从事风俗业的女性，不再是受人哄骗误入歧途，此外，因消费过高破产或卷入高利贷不得不入行的情形也大量减少，如今，日本女性进入风俗业，只是为了填补每月三到五万日元的日常开销。

多种社会因素，以及性别不平等导致的女性贫困问题，是风俗业兴盛背后的残酷现实。

初到日本风俗街

日本，大阪，一家高档餐厅。

众目睽睽之下，那个戴着面具的少女正面朝天花板，全身赤裸地陈于餐桌之上。胸口上薄薄几片紫苏叶勉强覆盖住私密部位。这显然是刻意为之，不为遮羞，只为营造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

很快，一粒粒寿司被小心翼翼地码放在这些叶子上。伴随着服务生的一声“请慢用”，筷箸开始不停起落，周围也随即响起饮酒作乐声。不时有人开起黄色笑话，换来了一片哗笑；也有人不怀好意地用筷子在叶子上轻轻一戳，故意来试探少女的反应。

少女始终纹丝不动，沉默得犹如砧板上的鱼。

这是一场典型的“女体盛”筵席，顾名思义，是以女性身体作为盛器，取代碗碟，来盛放各种食物。食客皆是男性，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倒不如说是在追寻着感官上的刺激。在封建时代，这样的形势或许尚可归结为男尊女卑的落后思维作祟，可一切在现代日本社会依旧发生着，就显得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东赫是这场“女体盛”的参与者之一。他在东亚某国经营一家企业，因为对日本风俗业充满好奇，所以花费了相当于十几万人民币的天价，加入了一个“高端旅行团”，得以来到日本一窥究竟。而其他参与者与他类似，都有着一个体面的身份——或是金融从业者，或是有着自己的公司，年收入普遍有数百万人民币，乃至更多。如此一掷千金，换来坐在桌上，望着一个陌生女孩“心甘情愿”地躺在桌边，东赫坦言，“刚开始，感觉很怪异。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会把自己当成物品，让人随意摆弄。可以说，算是大开眼界了。”

但“大开眼界”的旅途还没完成。“女体盛”过后，紧接着，所有人便在导游的带领下，来到了“飞田新地”。这是大阪的一条街，也是日本著名的“红灯区”，白天时，道路两侧房屋紧锁，但是一到夜晚，随着灯光接连亮起，街道变得格外热闹。屋檐下的灯笼散发出奶黄色的光芒，一扇扇大门也随之敞开，每一个门内都有一个精心打扮的年轻女孩子，或是跪坐，或是侧卧，在美妆灯的照射下，像一个又一个芭比娃娃，正对着过往行人展露笑容。

飞田新地（东赫供图）

这其实并不是东赫第一次来到红灯区，他曾经去过阿姆斯特丹，见识过闻名欧洲的“橱窗女郎”。但日本还是让他有一种大吃一惊的感觉，“每一个人都像人偶一样。并不是那种活生生的‘人’，而是努力把自己弄得像漫画里的人一样。具体来说，就像是来到了漫画店。”

这很二次元，也很日本，但同时一想到这些明明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却正在像出售漫画书一样出售自己，他便有一些不好受。尤其看到每一个女孩子面前都有价目表，明码标价，只要花费上一两万日元的价格，就能换来短暂的欢愉，他不禁想，“欢愉”只属于流连至此的男性，至于这些女孩子呢？

那天回酒店的路上，同伴还在热烈讨论方才的见闻，东赫却陷入了一阵迷思之中。望着窗外的繁花，他觉得尽管灯光明亮，自己却似乎走进了一团阴影。

女性贫困

近几年，由于日元的贬值，像东赫这样选择来到日本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数据，截止到7月份，今年访日人数已经超过了2100万，比2023年高出了61.7%。

导游小张是一名日籍华人。据他观察，2024年，来到日本的外国游客明显增多，尤其是来自欧美和东南亚的客户。有人来到这里为了樱花；有人为了富士山；当然也有人像东赫一样，怀着心照不宣的目的——为了日本的风俗业。

资料显示，当前日本风俗业店铺数量达61000家，传言市场规模为5.7万亿日元。2023年日本GDP为591.482万亿日元，若以此推算，风俗业产值接近GDP的1%。

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卖春防止法》，其中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卖春，或成为卖春的对象(即买春)。”还特别规定了以卖淫为目的，将处以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0日元以下罚金。该法律迄今依然有效。

不过，日本又制定了对风俗业进行管制和规范的《风俗营业法》。根据《风俗营业法》，风俗店可以在合法范围内提供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阴茎——阴道性交”以外的各式色情服务，性接触服务、在单间浴室为异性客人提供服务、脱衣舞表演、色情录像等行业都受到了法律保护。

风俗业繁荣的背后，是迟迟未能改善的女性贫困问题。2014年，一名30岁的日本女性来到大阪市政机构咨询生活保障事宜，工作人员答复“去做性服务业就好啊”，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就在2014年，日本国税厅民间薪酬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男性平均薪酬为22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女性仅为14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3万元），在当时，收入低于122万日元即为“相对贫困”人群。工作人员这一回复固然冷漠，却也道出了不争的事实。

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未随着时代真正改观。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3》里，日本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18名，仅高于科摩罗、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等国。在工作参与度上，女性只有54.8%；收入上，较之男性少了24.63%；至于管理人员，女性更是只占了12.9%的比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在受教育程度上，男女几无差别。

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所有女性雇佣者里，52.89%的女性为非正式就业者，即兼职工作者或临时工，男性就业者中，只有25.39%的男性为非正式就业者。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23年非正式就业者时薪只有正式员工的约70%。在日本，非正式就业者无论是实际收入，还是福利保障，与正式员工都存在明显差距。

收入上的不公，带来严重的贫困问题。NHK电视台曾对日本女性的困境做过深入性报道，并整理成《女性贫困》一书。根据书中所写，在2013年，非正式雇佣者中，女性占比70%，年收入未满两百万日元的女性合同工高达两百八十九万人。

花田美纪（化名）27岁，是一名单亲妈妈。白天时，她在一家塑料加工厂做办公室文员，身为派遣工，十三万日元的月收入，根本无法负担起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开支，因此每个礼拜，她都要拿出几天，不情不愿地穿上公主裙，化上浓妆，来夜总会里兼职赚钱。

夜总会的工作要到凌晨三点，而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算下来美纪每天要连轴转20个小时无法合眼。她讨厌酩酊大醉的男人，很想立马辞掉夜总会的工作，希望通过读书可以成为护士，然而贫困像一个漩涡，她被拖入其中难以自拔，始终逃不出穷忙的命运。成为护士的念头最终被束之高阁，她说：“我做不到，我已经什么都不想去想了。”

花田美纪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为教育原因，“万万没想到，高中退学会让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而通过调查，NHK记者发现，就算读书，接受高等教育，许多女性也并不能改变滑入贫穷的命运。

日本是世界上女子大学数量最多的国家，女子大学的课程大多仅限于文科，多数毕业生只能从事非职业导向的全职工作，并在结婚或生育后离职。重返职场的生育女性，大多只能选择兼职工作或者临时工。2021年，日本有近40%的母亲为非正式就业者，只有30%的母亲拥有正式工作。

24岁的小爱就是一名非正式就业者，虽然在工作内容上与正式工无异，但两年里薪资却仅涨了10日元（约0.5元人民币）。每个月14万的薪水中，房租和水电燃气费用占据了一大半，除此之外，还要支付三万日元的助学金贷款。这让她的生活捉襟见肘，连结婚都成为奢望，“没人会喜欢对方一身债吧。”

同病相怜的，是她的好友真纪。真纪为了攒学费，高中时就在一家卡拉OK店里打工，等到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家卡拉OK店里工作，唯一不同的，是身上多出了六百万的助学贷款债务。每个月十六万日元的收入远远称不上丰厚，不过将将维持生活，她不由得感慨：“人们常说，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但现实却是，大学毕业根本找不到好工作，也还不了助学金，形成恶性循环。”

低廉的收入，没有保障的工作，成了许多年轻女性的梦魇。2007年，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曾发布数据，26岁到64岁的单身女性中，约有32%的人正处在贫困状态，65岁以上的高龄女性和单亲母子家庭贫困率更高达50%以上。十几年过去，这些群体的贫困境况并未得到改善，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2021年，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仍保持在50%左右，另有统计显示，这些单亲家庭中，87%由母亲一人供养。

在2020年，日本人均GDP在为40040.8美金；等到2023年，人均GDP已跌至33834.4美金。同样的，在2021年1月，一美元可以兑换88日元；到了2024年8月，一美金的日元汇率已经跌至140日元。与此同时，日本人均薪资变化并不显著，2023年的人均月薪为318000日元，较之2020年的307700日元，仅有3%的增长。这意味着无形之中，每个人的财富缩水了40%。

对于本就处于贫穷状态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导游小张明显能够感觉到，在疫情过后，有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加入到了风俗业当中，几乎每次陪客户到熟悉的店里面，都能见到许多陌生的年轻女孩。

不得不说，日本社会对于女性就业的系统性歧视，导致了女性贫困现状。也正是这种系统性歧视所带来的贫穷，才让很多人在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委身于风俗行业。

被盘剥的风俗业女性

与网络上流传的各种说法不同，尽管风俗业店铺在日本社会司空见惯，但日本社会对于从事于风俗业的女性充满鄙夷。尽管在面对风俗业女性时，日本人表现得并无寻常，但导游小张告诉东赫，这只是因为日本人习惯于彬彬有礼，嘴上不明说罢了。选择风俗业，对很多女性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其中家庭因素的影响格外巨大。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说，“要么是家暴的老公、要么是不争气的弟弟、要么是嗷嗷待哺的孩子。若不是走投无路，谁又愿意出来卖春呢？”

东赫在与一名女性闲谈中，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弟弟沉迷于柏青哥（一种弹子球赌博游戏），欠下了数百万日元的债务，家中无力偿还，于是她不得不白天在便利店工作，晚上到酒店里从事上门服务。

为什么弟弟欠下债务，姐姐就要来卖身还债呢，这不是古代才有的事情吗？东赫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想，日本女性的家庭地位未免也太低一点了吧。

与东赫想法相印证的另一个故事，来自NHK 的纪录片《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扩大的性被害与生活苦》。其中提到了“爸爸活”现象——贫困女性通过社交网络，联系年长的男性，线下进行有偿服务，名义上只是吃饭、游玩，但有时候也包括色情行为。因为经济原因，近几年间，爸爸们的数量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家庭主妇真理子，她的丈夫从事自由职业。由于收入大减，他不仅减少真理子的生活费、家庭饭钱、孩子的尿布钱，还时常施加言语暴力，诸如“明明是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少说漂亮话”、“我在外面工作，你什么都不做，也太狡猾了”等等。

为了赚钱，她不得已开始从事于“爸爸活”，先后与十几名男性外出。渐渐，也有人开始谋求肉体上的关系，一次服务，可以获得数万日元（几千人民币）的收入，对于急需金钱渡过难关的真理子来说，这是不小的诱惑，“孩子以后开销会越来越多，只光靠喝喝茶赚钱是不够的。想要更多的钱。”

她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婚的问题，但是自从结婚后，她便离开了工作，现在想独自带着孩子重返职场，需要极大的勇气。她承认自己缺少强大的信念，可面对丈夫的暴力，要继续生活下去又找不到别的出路。谈到“爸爸活”时，她说“除了这样的方法，实在想不出其他。”

真理子对于职场的担忧其实并非没有道理。在日本社会，存在着一个默认的规则：女人早晚要结婚、回归家庭，不必自己养活自己。虽然离婚自由，但大多数女性在离婚后，都要面对膳食费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吃饭问题。在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东京都爱情单亲家庭援助中心”的会长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人家中没有一点儿大米，只能日日吃挂面；也有人煮三根胡萝卜当菜，与孩子分食；也有人因为交不起费用，被停气停电。

很难想象，在繁华的日本，居然有人因为饥饿问题，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而最终走入色情行业，很多女性最初的原因也只是为了吃饱饭。一家性服务派遣公司的老板表示，在自己的店里面，单亲妈妈占了绝大多数。而另一家老板在谈及女性从事风俗业的几大原因时，“年纪轻轻就有了孩子”这个理由赫然在列。

陷入“牛郎债务陷阱”

日本一向以服务周到而闻名，风俗业也不例外。在这场以风俗业为卖点的旅途中，东赫见到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时刻带着笑容，保持着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这样的礼貌姿态让他觉得有些不舒服，仿佛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玩偶，而非活生生的人。

他明白，这只是出于行为上的惯性，只为了取悦于人，哪怕聊起悲惨身世，也要眼含笑意，不露声色。东赫不由得感慨，日本的规矩真是深入骨髓。

那么，风俗业女性对待这一职业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

NHK电视台同样疑问。在访问了多名女性后发现，他们发现，在这项以陌生人为对象的交易里，女性并不快乐，很多人背负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有人接完客后，会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呕吐；也有人为了减轻压力，选择到“牛郎店”借酒浇愁。

日本街头的牛郎广告（东赫供图）

在日本，牛郎也被称之为“男公关”，客户皆为女性，“牛郎们”会陪对方做游戏、喝酒。从如何说话，到如何给人点烟倒酒，牛郎们经过精心培训，唯一的目的便是讨女性欢心，然后从昂贵的酒钱中来赚取提成。

他们被称之为“贩卖‘爱’的男子们”。对于许多渴望慰藉的女性来说，来到牛郎店与牛郎相处，可以逃避掉现实烦恼，也只有在这里，她们才能体会到被男性关怀的感觉。但这种关怀只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

为了怂恿女性来购买昂贵的香槟，牛郎店可以实行赊账的支付方式，即由店家暂时垫付消费金额，然后再由女性偿还。看似体贴的服务，实际上却是一个陷阱，这只是为了让女性可以大方消费，即使这些金额远超于她们手上所能自由支配的资金。

一名曾经的牛郎这样说道：“如果没有这样的支付方式，牛郎们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他们的生意。”

因为痴迷于和牛郎之间的短暂欢乐，而被推入债务深渊，最终沦落风尘，这样的故事在日本并不罕见。《朝日新闻》曾报道过一名东京女孩的遭遇。三年前，受朋友邀请，她第一次接触牛郎。聊天间，牛郎反复称赞她“可爱”，这让从小对容貌充满不自信的她一下子就陷入到了痴迷。

可由于没有正式工作，女孩根本支撑不起高昂的消费，为了能够继续出入牛郎店，她选择了赊账支付方式，结果债务很快堆积成山。后来在牛郎店一名员工的唆使下，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她开始从事色情行业。

然而就算进入色情行业，牛郎压榨依然未能停止。欠下的债务需要她来偿还，女孩自己也无法抑制住去牛郎店消费的冲动。在无以为继时，她不得不选择向债务公司借款。而这笔债务最终膨胀到了一千万日元以上。

回首那段时光，女孩说，“那时候除了牛郎，自己谁也无法信任。”但在牛郎眼中，这不过是一桩生意罢了。自从女孩经济状况恶化后，那名她所信任的牛郎便难觅踪迹，因为无法接受对方正与其他女性打得火热，女孩曾数度割腕。

尽管如今她已经与牛郎中断了联系，并且远离了牛郎店，但到底何时她能够从色情行业中解脱，依旧是未知数。

坂爪真吾是一家非盈利组织的主席，该组织致力于为风俗业女性提供建议和帮助。在他看来，因为家庭等各种因素，许多女性感觉到强烈的孤独感，这份孤独感无人可以诉说，只能寻找牛郎，“应该减轻她们在社会上的孤立感，而非仅仅将她们的遭遇视为‘自作自受’。”

不过，说到底，寻求牛郎的举动，还是源自于风俗行业给女性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就算远离了牛郎，许多女孩子们依旧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慰藉。

也有人选择了更为极端的方式。

李小牧曾在东京歌舞伎町做过多年导游，后来他将自己这段经历整理成了《歌舞伎町案内人》一书。在书中，他记录了一个名叫智子的风俗业女孩，因为吸食毒品，从天台上失足落下，险些身亡的故事。

据李小牧观察，在红灯区，像智子一样沉迷于毒品的女孩并不少。很多人因为债务问题沦落风尘后，为了排解心中抑郁和逃避现实的痛苦，接触到了毒品，结果不光没有还清欠款，反而因为吸毒而背负上了更多的债务。“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

这样的女孩子，他亲眼见到的有五六个。她们的命运也如出一辙：被榨干了油水，深陷毒品不能自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街上悄然消失。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

一名游客的风俗业见闻

正如东赫所见所想，某种程度上来说，风俗业里的女性不仅是人，也是商品。而在日本社会，女性成为“商品”，实在太容易了。

“风俗业的招聘并不遮遮掩掩。”导游小张告诉东赫，“所有招聘都是公开的，甚至有流动的广告车在大街小巷来回奔跑。如果报名早，还有额外奖励呢。”

但有的时候，这些招聘具有欺骗性，让很多人不明就里误入其中。Beniko的经历颇有代表性。她是一名画家，现年51岁，在19岁至32岁的十三年里，一直从事于风俗行业。19岁那年，在家中的信箱内，Beniko收到了一张招聘“女招待”的传单，日薪一万日元起。

因为那时正为了职业学校的学费和买绘画材料的费用而发愁，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递交了申请。后来她才了解到，“女招待”的工作地点被称之为“粉色沙龙”，也就是色情服务场所。

这个工作，成了她进入风俗业的第一步。

李小牧在刚来日本时，经济上捉襟见肘，为了生存，他介绍前妻去了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当时他以为“相亲俱乐部”只是陪客人喝喝茶、聊聊天，假装相亲而已，后来才知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

“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支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

随着前妻在“相亲俱乐部”里越陷越深，两个人最后走到了离婚的境地。

一新是一家旅行社的老板，也是东赫这次旅游的组织者。在谈论起风俗产业吸引女性的手段时，他用了一个词“引诱”，“高额的薪水，对于缺钱的普通人是致命的。许多人一开始只是因为手头紧，想找一份工作试试看，结果一步一步，进入了风俗业，最后深陷其中，无力挣脱。”

以“女体盛”为例，他说，这是许多女孩子进入风俗业的第一步，“店铺告诉女孩子，只是躺着，什么也不用做，而且还戴着面具，没人知道你是谁。就像脱衣服一样，一件一件，卸下了女孩的羞耻心和自尊，慢慢的，女孩对其他服务也就无所谓了。”

在《女性贫困》一书里，NHK的记者特别写道：“在父母们不知道的世界里，毫无防备之心的女孩们逐渐变成成年人的牺牲品。”在日本，有许多提供初中生和高中生服务的零工，比如“高中女生按摩”、“高中女生散步”，以及“相遇咖啡馆”等。

日本KTV一角（东赫供图）

来此的男性大多别有目的，女孩在与成年男性的相处过程里，肢体上的碰触不可避免。虽然严格意义上，这些产业并不属于风俗业，但却对女性进入风俗业，起到了诱导的作用。一位在夜店工作的二十三岁女性坦言，自己在“相遇咖啡馆”里打工时，常被陌生男性动手动脚，后来她对于出卖色相这件事情，慢慢就没有了抵触。

而在沦为男人眼中的“商品”后，经济上最大的受益者，往往并非女性自身，而是风俗产业链条上的一个又一个中间商。他们犹如水蛭一般，蜂拥而至，吸附在女性身上，攫取着金钱。

风俗业女性到客人家里或酒店提供服务，往往要通过派遣公司。派遣公司提供车辆接送，也给无家可归的女性提供住所，甚至还会与附近的托儿所合作，给单身母亲提供育儿服务。很多公司的广告颇为温情，例如“欢迎单身妈妈”、“既可以赚生活费，也可以多陪陪孩子”，乍看上去，俨然一副慈善机构的模样。

然而派遣公司这样做自然不是为了慈善，真实的目的，是吸引走投无路的良家妇女进入到风俗行业，从中牟取利益。羊毛也自然出在羊身上，“风俗业的女性是很辛苦的，和收取的费用相比，赚到的钱并不多。”一新无奈地表示，“男性为此支付的费用里，派遣公司要抽走很大一部分。许多女孩子可能连一半也拿不到。”

同样的，“爸爸活”的兴起，也离不开中介踪影。有人专门从中斡旋，将女性介绍给交际俱乐部，靠收取介绍费为生。一位匿名男性表示，他已经向超过1500名女性传授了爸爸活的知识，并建立了业务联系，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赚取了将近一千二百万日元。

与此同时，牛郎盯上了风俗业，高利贷盯上了风俗业，甚至旅游业也是产业链条上的一部分。导游小张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起现在的工作，靠带着其他国家的人，出入于各个风俗场所为生。做这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钱，“一年一千多万日币”，远高于其他职业的收入。

作为这场天价旅行的组织者，一新坦言，虽然在自己规划的旅游线路中，也包含了海钓、赛马、温泉等活动，但本质上，还是为了吸引高收入人群，来到日本买春，“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那些女孩子的悲惨遭遇，我也有份。可以这么说，我正在作恶。”

不过随即，他又补充道：“可是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现实就是如此，如果要怪，就怪这个社会吧。”

被当作商品的她们

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现实是，在日本社会上，许多年轻人对于风俗行业的心理底线正在降低。

日本街头（东赫供图）

一名群租房老板告诉NHK电视台记者，很多年轻女孩子盲目来到东京，既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谈好的工作，被问起要如何生活时，不少人回答到夜店里卖春打工。

单身母亲小花的话更令人震惊。被“牛郎”丈夫赶出家门后，靠着每周在夜店里的五天工作，小花每个月可以赚到30万日元。一方面，她一直努力存钱，为女儿将来做打算；另一方面，在谈到女儿长大后的工作时，她丝毫不忌讳女儿正在怀中撒娇，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工作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

风尘女子的形象也在随之变化着。在传统印象里，从事风俗业的女性常常浓妆艳抹，穿着暴露，一眼便可以分辨出。而现在，很多风俗业女性的日常穿着与一般打工者没什么两样，已经很难辨别。

在一新看来，这一现象是因为日本经济持续衰退所带来的影响，“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加之过去三十年里经济停滞不前，最近几年更是惨烈。年轻人在生活里看不到希望，于是更提倡活在当下。”

他特别提到了年轻人对于奢侈品的消费现象，过去九年间，日本一直是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市场，现在依然牢牢占据着8%的市场份额。考虑到日本人口为一亿两千万，只占世界总人口数量不足2%，在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夸张。

“日本人喜欢奢侈品，街面上有很多二手奢侈品店铺，里面不光有二手包，还有二手衣服等。许多负担不起全新奢侈品的年轻人，都会到这里来淘货。但这也是一个陷阱，就像引诱普通人进入风俗业一样，一点点培养年轻人对于奢侈品的狂热，然后成为奢侈品的奴隶。哪怕为了奢侈品而卖春，也在所不辞。”

在行程的第四天，接待东赫的是一名23岁的年轻女孩。她告诉东赫，在从事风俗行业后，自己疯狂地迷恋上了收藏和服。她洋洋得意地向他展示了那些收藏品的照片，“一件和服可要一百万呢。”

而在稍晚时，另一名女孩子才刚刚进入酒店房间，一下就相中了东赫刚刚购买的LV。东赫对女孩的表情记忆犹新，“看到LV包装袋的时候，真的是眼睛都亮了。”

她百般恳求东赫让自己试背一下。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女孩顾不得穿上衣服，赤身裸体，兴高采烈地背起包，对着镜子摆起了各种姿势。

“这是送给女朋友的吗？”归还时，女孩意犹未尽地问他。

东赫点了点头。

她忽然特别认真地说：“能收到LV做礼物，你的女朋友真幸福。”

这让东赫一度陷入困惑，想不清楚为什么奢侈品会和幸福联系在一块儿。后来在攀谈中，女孩子告诉他，是因为奢侈品能让自己显得很特别。

东赫立马冒出了一个念头：这不就是笑贫不笑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