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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出红6军团作为“先遣队”，从湘赣苏区向西转移，为中央红军随后的战略大转移探路。红6军团在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历时近80天，跨越4省65县，行程2500余公里，打破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突围西征的任务，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中共中央战略转移决策的确定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武装割据和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会剿”“围剿”，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红军力量的迅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震动。1930年10月，蒋介石集中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企图消灭红军，并将重点放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面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队，红军队伍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从1930年11月至1933年3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四次“围剿”，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红军。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博古、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各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侵占，红军队伍遭受很大损失，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34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博古、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依托简陋的阵地，多次打退敌军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并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以主动撤出战斗告终。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多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1/4，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广昌保卫战标志着“左”倾教条军事路线发展到高峰。随着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没有可能。
◆第五次反“围剿”时，《红色中华》关于广昌失守的报道。
严峻的情形下，为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保存有生力量，1934年5月，六届五中全会时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6、7月间，博古、李德从前方回到瑞金，共产国际也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随即，长征的准备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战略部署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定。其中，李德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据李德回忆，在政治局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他表示可以由第6军团在湖南、由第7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第94、9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7月，中央决定组织两支队伍，一支北上，另一支西进，主要考虑“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于是，在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命令红6军团由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向湖南中部挺进。
红6军团西征战略任务的确立
红6军团成立于1933年6月，活动于湘赣苏区，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经常面对十倍以至十几倍于己的敌人。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侧翼，承担着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任务。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6军团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作战方针，以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来保卫湘赣苏区，作战连连失利，部队消耗很大。国民党军队主力已经深入到苏区腹地，形成分割包围和严密封锁之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下，红6军团被迫于7月初离开湘赣苏区中心区域，转战到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一带，处境十分不利。7月中旬，红6军团向遂川五斗江、衙前进发，秘密进入新江乡的横石村，并安寨扎营进行整训。
◆任弼时、萧克、王震。
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出的《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指出红6军团的任务是：“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理由是：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了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革命力量向西发展，认为“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目的是：红6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和扩大红6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与红3军取得可靠联系，为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打下基础。具体部署是：第一步是“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区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是“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第三步是“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设法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3军取得联系。组织领导安排是：“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要求一切准备工作在8月中旬前完成。（《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第13—17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至此，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6军团奉命西进，承担起探路先遣的任务。
西征的动员准备与顺利突围
红6军团的西征在最初是秘密进行部署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西征的真正原因，突围时也没有公布新的组织和任务。7月底，遵照中共中央训令，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作为领导西征的中央代表，主持召开全军团政治工作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命令，并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分析当前形势，传达西征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面临困难，号召全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依靠群众，战胜敌人。全军上下迅速进行了思想动员，开展了准备工作。一是在部队补充上，计划在8月15日前补充2500人，步枪550支。二是在干部问题上，计划对军团内干部进行调整，任命新的区委书记等。三是在军区直属队和后方机关的安排上，将直属医院及伤号，弹药厂及工人、器械，警卫营，军区及直属机关人员等进行安排，选出人员补充军团。四是在政治工作准备上，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加强政治机关建设，加紧行军和警戒政治工作准备，开办短训班训练征调来的新干部，对悲观主义分子进行政治上、战略上的教育等。随后，2000多名青壮年、500余支枪补充进红6军团，使得军团人数从6830人增加到9730余人，编为2师6团17营，为西征突围做了政治、组织、人员、装备上的准备。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红6军团西征的命令电。
任弼时等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对探路方向和“大搬家”错误进行抵制纠正，从而赢得较多主动权，保证西征的成功。军团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作了缜密研究，对驻守湘赣边的国民党军布防及兵力进行调查分析，决定向南突围的方向，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妥善安排。组织5个湘赣独立团，开展游击牵制敌人、查明敌情等工作。8月初，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似有发动新的进攻迹象。红6军团根据敌人活动情况，向党中央提出拟提前在8月初突围的建议，获得批准。8月5日，红6军团以一部分兵力攻占敌人内层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衙前，建立了突围的侧翼掩护阵地。7日下午，红6军团9700余人，在湘赣独立第4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踏上了西征的征途。
西征开始后，红6军团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突破敌人在内层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为堵截红6军团，国民党军第28军军长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1纵队总司令的刘建绪，向部队连续发出关于防堵红6军团突围、关于赶筑碉堡封锁线、关于向息锣集结兵力、关于严堵红6军团入湘、关于火速向桂东增援的五道电文命令，电文指出，“据报萧匪因我赶筑息（锣）、马（家洲）碉线，以其主力窜动于五斗江、上镜、衙前一带，企图阻我筑堡或更乘机南窜”，“判断该匪确实离巢南窜，并有折入湘边模样”，要求“采取机敏动作对该匪痛予侧击，勿使匪西窜，是为至要”。（《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红6军团发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敢打敢拼，出发当日，在独立第4团的接应和掩护下，迅速突破通过了衙前和五斗江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和遂川至黄坳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五斗江经毛桃、梯子岭、大坑、九龙坑、宋坑，占领遂川草林；一路由衙前、横岭踏着荆棘茅草，爬过高山陡壁，穿过右溪河到达草林。紧接着，红6军团又突破遂川至七岭间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于9日经南江口占领左安。10日，经汤湖到高坪，红6军团在猴子岭突破寨口至广东桥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于11日到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顺利跳出了敌人的封锁包围。12日，红6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
西征的艰苦行军与两军会师
突围的胜利令国民党军大为震惊。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派刘建绪到衡阳指挥作战，命令第15、16师由永新地区尾追，第19师主力、第63师和湖南保安团沿衡阳、耒阳、郴县以及湘江一带防堵，湖南保安旅、第19师一部到零陵、祁阳、东安筑堡堵截，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红6军团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
危机之下，摆在红6军团面前的，是必须灵活地开展斗争，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为争取先机，红6军团放弃在桂东停留的计划，准备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还比较薄弱之际，强行军迅速越过郴（县）宜（章）公路，在零陵附近地区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可是8月23日，当红6军团到达零陵东北地区准备抢渡湘江时，敌人已调集约9个团的兵力部署在湘江沿岸，并封锁了零陵、祁阳一线。同时，宝庆（今邵阳）和广西约3个师的敌人，正分路向零陵、道县开进。尾追红军的两个师分别进入阳明山西南和常宁附近。在敌人重兵堵截的情况下，红6军团迅速放弃由零陵抢渡湘江的原定计划，立即向东南转移，进入阳明山。但由于阳明山区回旋余地小、地瘠人稀，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同时敌军也在分路逼近，红6军团决定采取与敌兜圈子的办法，相机抢渡湘江。8月底至9月初，红6军团先后进入白果市，接着急转向南，经嘉禾西进入道县，经湘桂边境永安关进入广西北部。9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6军团在全县、兴安间西渡湘江，进至西延山区休息，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前进路线。此时，红6军团在灌阳、文市一带，击溃尾追的湘军第16师、桂军第19师共8个团的进攻。4日，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进占西延（今资源）县城。
◆红6军团西征拉开序幕，他们在连续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
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六军团今后行动的补充训令》指出，“在中央局、军委七月二十三日训令中规定的六军团第一步的动作，基本上是结束了”，下面，第一阶段行动是“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第二阶段行动是“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红三军）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第三阶段行动是“六军团即应协同二军团（红三军）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第38-39页）
根据这一训令指示，红6军团于9月9日由车田出发向西疾进，11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准备在绥宁以东打击湘敌，未能得手。14日，准备在绥宁以西突击湘敌，但遭湘军袭击。此时，湘桂敌军主力进入绥宁、靖县地区，阻止红6军团北进。随即，红6军团南进。在通道境内的小水战斗中，红6军团某排共30余人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苦战3个多小时，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20多位红军战士英勇献身，剩下8名红军战士，面对危急毫不退缩，拼尽全力拖住敌人，死守阵地。弹尽粮绝后，他们宁死不当俘虏，把枪砸烂，高喊“红军万岁”，集体从50多米高的悬崖跳下，全部壮烈牺牲。17日，红6军团占领通道县城（今县溪镇）。但敌军主力为拦截红6军团频繁调动，如果继续在绥宁、城步地区活动，恐将陷入敌人重围。因此，红6军团迅速西进，9月18日，到达靖县新厂地区时，湘军补充第2总队两个团向新厂追来。红6军团鉴于该敌态势突出，兵力不大，在19日敌军进到五里庙时，令红18师第52团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抗击敌人；军团主力趁敌人运动，发起反击，成功击溃敌军，歼敌500余人，缴枪300余支。
随后，红6军团继续西进，到达贵州清水江流域，并成功获得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大力支持北渡清水江。9月26日，红6军团在清江县（今剑河）击退追敌。10月1日，在施秉、黄平间突破黔军防线。后经过多次艰苦转战，克服种种困难，10月24日，红6军团终于到达印江县木黄镇，与红3军会师。26日，两军主力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会师后，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至此，红6军团胜利完成了突围西征的战略任务。
西征的历史意义
自1934年8月7日从遂川横石出发，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至10月24日与红3军在木黄会师，人员从出发时候的9700余人减至3300余人，浴血奋战，神速行动，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红6、红2军团会合后挥师湘西，连战连捷，为有效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发挥了重要作用，意义深远。
◆1934年10月，红6军团与红3军（红2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时写的标语。
跳出“围剿”包围，有效牵制敌军。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6军团突围的行动部署来看，要求红6军团吸引和牵制敌人，力争在湘中建立苏区，减轻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为中央创建一个新的落脚点。红6军团的西征跳出了敌人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层层包围，打破了国民党军扼杀湘赣红军的企图，在战术上分散和调动了大量敌军，减轻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在战略上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勇做探路先锋，发挥侦察作用。红6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两个多月，行程跨越赣、湘、桂、黔等省，经过艰苦转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胜利突围，较好地完成了“先遣队”的使命。西征过程中，探清了敌军兵力的虚实，查明了沿途的道路、地形、气候、物产和民情等情况，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供重要情报，起到了探路作用，为后续中央红军长征做好充分准备。
紧密联系群众，开展革命宣传。西征路上跨越65县，红6军团向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尤其是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以自身的优良作风、严格的军队纪律，纠正了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及红军的舆论。萧克后来在回忆中提到，红6军团进入贵州，群众没有受过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红军不了解，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再宣传“共匪、共匪”，并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看到红军纪律好，就不怕红军，向红军发出“你们好，你们共匪好！”这样的话语。之后，通过教育宣传，当地群众才明白共产党是什么、红军是什么。（《红六军团征战记》第2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西征队伍让群众认识真实的共产党、真实的红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铺设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壮大红军实力，实现战略意图。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红6军团灵活机动作战，不仅锻炼了自身的作战能力，还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与红3军胜利会师后，该地区红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为后续革命斗争打下坚实基础。两个军团会合后，根据中央指示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乘胜在湘西对敌人发起强大攻势，有力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2、红6军团共同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点燃了这一地区的革命烈火，支援了其他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出的“使其成为中央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枢纽”的战略目标。
回望红6军团西征，这是一次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征途，是一次坚持党的领导、勇于担责的征途，是一次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征途，是一次坚持人民至上、依靠人民的征途，是一次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征途，是一次坚持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征途。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作为揭开红军长征序幕之一的红6军团西征，是长征精神的先行实践，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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