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14岁被人卖作童养媳，20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入党，22岁随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25岁那年，经毛泽东批准，与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结为伴侣……她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离休后她仍脚步不停，70多岁持续呼吁万里长城保护，88岁助力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91岁重走长征路，99岁参加植树造林……她就是我们最敬爱的老红军王定国。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王老常挂在嘴边最喜爱的一首词，她一生爱党信党，对党忠诚，而一心向阳、傲风斗雪的红梅精神，也正是王定国老人百年人生跟党走的生动写照。不忘初心跟党走一片丹心写春秋
2016年春节，我携家人到王老家拜年。临别时，她提笔蘸墨，狼毫运转，将“不忘初心”四个大字相赠予我。我感受到这既是一位老共产党人对自己光明磊落一生的深情回顾，也寄托着这位革命前辈对我这个后来人的殷切期望。
王老从小家境贫寒，小弟自幼被卖给了有钱人家，她也在14岁时被卖做童养媳。后来父亲去世，两个妹妹又相继饿死。苦难的童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反抗压迫剥削的怒火在她心中燃起，她渴望翻身，寻求新生活。后来，她主动结识了地下党组织，毅然走上了投身革命的道路。“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追寻的目标。”王老曾这样感慨道。长征途中，她在红四方面军的前进剧团，主要负责剧团演出的道具和演员化妆。部队行军时，剧团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剧团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剧团因此要比别人多走一倍的路。饥饿使王定国骨瘦如柴，当时她的体重还不到25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她随红军共翻越了5座大雪山，走了3遍草地。曾经有一篇报告文学《九趾红军》，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王定国。她回忆这段经历时讲：“天太冷了，脚冻僵了，用手一摸，脚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没有流血，因为你还得走啊，不能停，跟着队伍继续前进。”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条件十分艰苦。整个部队缺吃少穿、人困马乏。但面对困难、面对饥饿、面对强敌，根据地军民联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王老在为我2002年出版的拙作《中国农民素质论》一书题跋时写道：“当时无论官兵、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动手种田、种菜、养猪、纺线。我在大生产运动中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我养的一头猪在中央机关里最大最肥，为此，毛主席为我亲笔题写了‘再接再厉’四个大字，还为我戴上了大红花呢。”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老，想起当年很多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友还滞留在甘肃一带，她便自费跑遍河西走廊寻访。当看到这些曾经的战友因为历史原因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她痛心不已。据子女回忆，王老返京时，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其他的衣物全都送给了那些曾经的战友。回京后，她与伍修权同志一起呈报的《西路军流落人员的情况调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恢复了他们的红军待遇。
2004年，王老以91岁的高龄重走长征路。在四川省天全县红军烈士陵园，儿女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她坚定地大声说：“我是红军，我自己能上去！”在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她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途中，王老还找到了长征时借住房子的房东女儿。当年16岁的小姑娘也成老太太了，她依稀记得好多女红军曾经住在她家，教她唱歌跳舞。当她俩共同哼唱一曲《八月桂花》，让在场的人不禁潸然泪下……
在102岁之前，王老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走进长征沿线的老区百姓家中调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报告呈送相关领导，为老区发展建言献策。对她而言，只要走得动，长征就依然在路上。“我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解放妇女，所以共产党走到哪，我都会跟着走到哪。”这也是老人常说的一句话。
奉先思孝处下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后来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谢老赶写一篇文章，要王老去隔壁帮他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找来。可王老来来回回拿了几次都不对。“定国，怎么了？怎么连拿份报纸都拿不对？！”王老低着头，略带委屈地回答：“我不认识字，认不出哪个是哪个。”打那时起，为了更好地协助谢老做好工作，王老暗下决心识字学文化。在他们相濡以沫的34年中，王老不仅脱了文盲，还跟着谢老学写诗词、练书法，晚年还成了书画社会活动家。
1953年5月15日，在谢老70岁寿辰之际，王老给丈夫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谢老：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近20年。互相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年，花长好，月正圆。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做贡献。”王定国生日时，谢觉哉也赋诗一首回赠给妻子：“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几经沧桑君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后乐先忧心上事，朝耘暮饲院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彩在庭前。”
1971年6月，谢觉哉与世长辞。1978年，按照胡耀邦同志“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老着手整理谢老留下的文稿、日记。她在谢老走后的10年间，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她还结合谢老文稿的体会先后撰写出版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后乐先忧斯世事》两本书，签名后赠送与我。
谢老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老却主动找到组织：“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请组织给秘书分配了新工作，退掉了车子和司机，腾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王老夫妇共育有五男两女，至今没有一个人利用父母的影响为自己牟取私利。长子谢飘曾回忆说：“母亲一直要求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三子是著名电影导演谢飞。他认为，母亲的乐观与坚韧，成为这个红色家庭的基因，传承到七个子女以及他们的后代中：“母亲常常教育我要好好拍戏，别想着做官。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
“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的事了。”王老在整理、出版完谢老的文稿、日记等之后，这样在子女面前宣布。在王老心目中，自己应该做的事不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家”，而是国家这个“大家”。之后的岁月，她为国家的事业四处奔走忙碌。
1984年以来，她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中国长城学会，并担任副会长，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38集的《万里长城》专题电视片，并畅播海外，让世界对中国的长城充满向往。
在国家致力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老就已将目标投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她认为中国必然要迈进老年社会，到那时社会压力会非常大。于是，王定国与中组部原副部长王照华商议并努力为创建和发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奔走呼吁。“等到后来，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了，回过头想解决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问题时，就发现这两个组织机构运转还很红火。”
王老认为，“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我就觉得这些是文物，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看到长城破坏严重，她忧心忡忡。1984年，王定国到邓小平同志家中拜访，请他发出号召以推动长城的保护工作，第二天邓小平同志郑重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后来经过她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在1987年6月，终于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选举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前辈黄华同志任会长，王老自己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会长。那时我正在黄华同志处工作，从1985年开始就多次随黄老、王老一起参加关于长城保护的研讨活动，走遍了北京郊区的几处长城遗址，包括参加举办攀登慕田峪长城越野赛等活动，还接触到很多知名专家学者如侯仁之、罗哲文、孙轶青、郑孝燮、单士元、吕济民等等。长城学会成立以后，王定国坚持“三不要”原则：不向国家要经费，不要编制，不要办公场所。王定国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的家成了办公室，工作人员日常吃饭在翠明庄附近的食堂，费用都是从王定国离休工资里扣除……为后来《长城保护条例》的出台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10年来，这位百岁老人开始了她的“绿色之路”新征程：她每到国内的一个地方，都会亲自种下一棵树苗。2012年年初，她又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当这些组织发展起来，王定国却选择了淡出。在她看来，与吃水比起来，打井更重要。“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1994年，王定国在《后乐先忧斯世事》一书中写道：“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就是这位老人，把自己生命中大部分的时光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赢得了后人对她的广泛尊敬和爱戴。（文字内容来自：《人民政协报》 作者：陈庆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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