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云：“人活百岁的少，话留千年的多。”从人类文明的发源和发展来看，应该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先有言辞，后有文章。谚语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无意识地传承了一个民族的口语文明，经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从发轫、滥觞到广阔绵延、汪洋恣肆的整个衍变流程。可以说，中华谚语是华夏民族悠久文化、灿烂文明的根苗与根脉。
《文心雕龙》讲得好：“《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道合一”乃文明之根。谚语之所以历经数千年甚至上万年沧桑巨变而流传不息者，就因为它是“文道合一”的标本。简而言之，“文”指文学性与审美性，“道”乃思想性与规律性。《尚书》有言：“政贵有恒，辞尚体要。”《文心雕龙》亦曰：“义典则弘，文约为美。”谚语要言不烦，少少许胜多多许，句句都能点在筋上。曾几何时，“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逮住老鼠是好猫”，仅仅两句简短的俗谚，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我们今天常说，“空口袋立不住”“打铁还得本身硬”“开弓没有回头箭”“步子太大扯破裆”“掌心向里，拳头朝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等等，即可见出谚语的力道与张力。谚语经久不衰的魅力，即在于它凝炼而充沛的表达力度和思想含量上。
尤其是有关人情物理方面的俗谚，很大一部分具有多义性或歧义性。譬如“蛇大窟窿粗”，本义是说蛇身长大，蛇洞也就相应地粗大；引申义则是家大业大消耗大，以及进项多者出项也大；或者说，能耐大的人，路子也比较野，等等。又如“望山跑死马”，本来是说看山很近，其实真到山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引申义却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或者欲望和贪心会害死人；还有更进一层的意思是，光想着指靠他人是永远也靠不住的——“望山跑死马，指人都是假”啊！再如“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一句再寻常不过的谚语，却深刻地隐喻着一种反常与正常、偶然与必然、特殊性与普遍性密切相关的因果公式。还有一句更厉害的谚语“有状元的徒弟，没状元的师傅”，多少年来，我咨询过很多学者与长者，几乎每个人对之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解读，最能体现“一句谚语千层意”的精髓。虽然谚语只是以吉光片羽式的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但它的这种多义性与歧义性，既增加了内涵的丰富性，亦拓展了外延的多向性；既体现出它蕴藏的巨大思想含量，同时也展现出八面玲珑摇曳生姿的多面性、复杂性、嬗变性与朦胧美。
问所从来，谚语有根。我曾专门留心过我国的传统经典，除《易经》和《老子》而外，很少有经典老书中没有引用过“野语”“鄙谚”者。诸如，《左传》：“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国语》：“谚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孟子》：“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庄子》：“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韩非子》：“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一而足。就算是《易经》和《老子》，也脱不了与谚语的血缘关系——成为其导出的源头之一。俗谚“别人偷牛你拔橛儿”，即脱胎于《易经》之《无妄卦》“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农谚“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则直接来自《老子》。谚语是散落在传统经典里的珍珠。它的这种经典特质，既沉淀着深刻的思想性与精湛的艺术性，同时也包含着与时偕行的穿越性和历久弥新的现代性。
《文心雕龙》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谚语，从传统文化经典走向民间变成“俗话”，大致都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俗化”过程；如果“俗化”得不够彻底，那还只是“文化”。诸如前文引用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和“闻道百，以为莫己若”，也许至今人们还觉得它是“文化”而不是“俗话”。有些谚语的“俗化”过程来路清晰可辨。譬如俗谚“习惯成自然”，来自孔子之语“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贾子新书》）；还有“水无鱼依然是水，鱼无水一日难活”，亦出自孔子的高足子夏之言“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太平御览》引自《尸子》），等等。而有些俗谚则“俗化”得比较繁复。最典型的例子是俗谚“不如意事长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它最初出自《晋书·羊祜传》羊祜之言“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后来南宋词人辛弃疾作词“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同为南宋诗人的方岳又将它补充为“不如意事长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再后来在元明戏曲与小说中，又将它稍作修改定型为“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并且长期地反复地在群众中演出与传播，才逐渐走向民间，“俗化”为“俗话”。由于时代久远，又是口传文化，故更多来自于经典中的俗谚，已然是羚羊挂角，大多均无迹可寻。即使像“狐死正丘首”这样著名的古谚，纵然上溯到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它的《礼记》，依然说“古之人有言曰”——足见其根脉之绵长、根源之深远。
《尚书》云：“学于古训乃有获。”《诗经》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汉书·艺文志》亦云：“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的确，谚语是根。它葆有着强大的历史传承记忆功能。所谓“风流俗败”“礼崩乐坏”之类的节俗、名物、礼仪、制度、德行乃至学术领域等方面所流失、缺失的东西，或许在谚语中有着原始的零星的残存与保留。譬如“夏至三庚入伏，立秋五戊为社”和“冬至当天数九，夏至三庚数伏”等俗谚，不仅精确地指出如何确定“社”“伏”“九”等有关节俗的学术问题，同时也包含着为何叫“数九”，而不叫“数六”“数七”“数八”“数十”之类的学术难题。谚语，是历代先民智慧接力的产物，是亿万人民共同创造的“时代话语”，是一笔宏博丰厚的历史文化财富，更是一种蕴藏着巨大时代意义的民间文化宝藏。我曾在《母亲词典》序言中写道，谚语是一部口口相传的文明史，谚语是一个民族的回想与记忆。现在我更想表达的是，谚语乃中华民族国学大观园里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开掘这座民间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宝库，深挖谚语的文化价值和现代意义，打通历史、现实与生活，汲取能量，启迪未来。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太阳鸟”中国文学年选杂文卷主编。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
来源：《谚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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