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城乡两极差异化格局显现,农村地区总体上处于落后、萧条、衰败的状况。农村发展落后是制约我国均衡发展的重大因素,乡村振兴也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央政府自2004年起至今,已连续二十年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规划失误就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也是最大的禁忌”,乡村振兴的实现离不开对乡村的规划管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及农村现状的复杂性,我国对农村地区的规划管理起步较晚,所以也呈现出地域化差异的特征。
目前四川省依然面临镇村多、小、密、弱,大部分乡村产业单一、劳动力不足、空间特色淡化“千村一面”等老大难问题。2018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公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全面系统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战略要求。2019年5月10日,国家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总体部署,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在全国推行建立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新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也对乡村规划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破解城乡分离,其核心手段是实现城乡融合。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乡融合发展并不是无差别的均衡发展,而是以城带乡,实现城乡联动,人口、交通等资源协调互补。所以城乡融合村庄规划应时而生,作为新时代的新式村庄规划,对解决城乡发展不均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具体如下: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最基本的聚集单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加速了城市发展。但是城市高速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专业化,专门的管理机构诞生,造成城市、农村人口互相流动受到极大限制,最终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化的现象。而西方国家更早开始经历工业化进程,所以城乡二元结构化的现象也提早出现。在十九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到城市和农村的融合发展是消除社会既有分工,创造更多社会福利,使社会实现更全面发展的一种手段。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最根本的解决措施,就是实现城乡融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主要包含了以下几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定是实现城乡融合破除城乡对立的根本;二是要让工业和农业实现融合,农业是一切产业的基础,而工业要发挥人口聚集、资源聚集的优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打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隔阂,从而实现工农产业融合发展;三是要城乡联动,在合适的阶段,城市需要反哺农村,利用城市在交通、产业、教育等领域的优势资源辐射农村地区。
农村是一个国家的基石,农村要发展的好国家基础才能更牢靠,我国一直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阶段理论提到城乡关系有三个阶段:分离阶段、对立阶段、融合阶段。我国城乡不平衡发展矛盾日渐突出,早期村规划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忽视了城乡融合的重要性,如今的村规划在编制过程中更需要贯彻城乡融合理论:一是要在地理空间上实现城乡融合,着重考虑在基础设施共建、共用、共享,乡村地区要与周边城镇紧密结合,实现连动一体化;二是实现生活空间的城乡融合,让村庄人口不再出现单方面向城市聚集,村民可以进城,市民可以入村,真正实现城乡生活化融合;三是实现生态空间的城乡融合,农村是城市的后花园,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牺牲了生态空间,而农村生态空间是最后的生态保护屏障,要保护好这最后的后花园,实现与城市发展空间的互补;四是实现产业空间的城乡融合,早期农村地区的产业主要还是以传统种植业、手工业为主,随着时代发展,目前很多工业渐渐向农村地区转移,而传统的农产品产业也需要更精细的加工产业辅助,所以如今要探索农村地区和城镇区域的产业链互补,实现互利共惠。综上所述,城乡融合村庄规划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解决城乡二元问题的重要法宝,应当推而广之。(李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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