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辉
南开大学
社会学院
教授
朱焱龙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谷莎
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讲师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四十五年之进路
——成绩、问题及未来使命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6期
作者 | 王处辉、朱焱龙、谷莎
责任编辑 |黄燕华
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已历四十五年。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最具本土性、基础性的学科，相较以往更显其重要价值。站在四十五年后的新起点，本文在重新审思学科研究意义与使命的基础上，评析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及发展成就，并从多个角度探讨未来的研究进路。四十五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通过六个面向的具体研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发展和范式成熟。未来的研究可从八个方面着力，在提升学科发展自性的同时，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和中国社会转型及治理实践做出这一学科的独特贡献。
一、导言
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这门以个人与社会关系为基本问题、以构建良好社群互动生态和良性社会秩序为要旨的现代之学、现实之学，在我国的发展又历经四十五载。中国社会学在这四十五年间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然而，当前中国社会学还是以西方理论及话语为主导，不仅在代代学人矢志追求的学科自主性建设上不尽如人意，而且在运用西方理论及话语解释中国现实及实践时也存在效力不足、扞格不通的问题。这或许才是社会学本土化议题被长期论争的真正原因。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最具本土特色的基础性学科（王处辉，2000），与社会学专业的重建及发展步伐同频共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事实和背景下，国家正式提出“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指出要“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习近平，2023）。不久前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仅再次强调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而且指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将中国社会学发展置于如上语境分析，不难得出以下认识：形成以中国社会秩序建构理念为基础的社会学理论及话语系统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解释中国社会诸现象、诸问题有赖于契合本土语境的社会学理论建构实践。而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最具本土特色的理论社会学分支，恰是实现如上目标的潜在基底和重要依凭。
社会学是以研究现实社会为核心旨趣的学科。无论是社会学在西方的诞生渊源，还是当初我国引入这门学科的初衷以及它恢复重建的缘由，现实的需求及召唤都是重要动因（费孝通，1980）。当下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转型中出现亟待应处的新问题，变迁中产生需要解释的新现象，发展中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找寻新问题、新情形的应处之方和解释之道时，“早熟”的中国社会思想及文化（王处辉，1996：2）被给予越来越多的期待，挖掘中国社会思想资源并以此建构能够适应当前及未来社会的理论，成为有效解释及应对现实问题的基础。
正是在这种不同以往的学科发展语境和现实下，本文将对中国社会思想史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至今的研究及发展进行系统回顾与评价。我们将首先讨论新起点上推进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及使命，继而对四十五年间学科研究及发展情况进行评析，最后抱持未来视角，从多个方面瞻望并分析该学科未来的研究进路。本文重在探究四十多年来学科研究及发展的点、面及其关系和特征，至于特定面向或理论内部的细致研究，则需另文专论。
二、在新起点审思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意义
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及发展意义何在？这实在是关乎学科“立身”和合法性的重要问题。一种学问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不可取代的目的，也必须有值得永远努力以赴的理想”（韦政通编，2009：2）。中国社会学界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思想史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的意义，与“第一波”社会学中国化倡议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学总体呈现“清一色”西方教材、西方理论及西学背景学人的“西化”面貌。为改变这种状况，在1931年改组后的中国社会学社召开年会时，孙本文就指出“今后之急务”是“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孙本文，2014）。此后他又表明中国社会思想是“研究中国社会学者必须研究之材料”（孙本文，1935：648）。当时，前辈学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研究上也进行了具体探索，不仅产生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也设置了相关课程。虽然“抗战”初教育部就将中国社会思想史列为社会学必修课，但专业教师和教材都很缺乏，专门著述“尚无一本完全者”（龙冠海、张承汉，1983：初版序）。一些教材性质的专著也在“抗战”前后出版，例如郭真192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和程伯群193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只是论述多不系统，详略安排亦有失恰当。相关专题研究已能自觉接洽社会学话语系统，得出创造性结论。潘光旦围绕其人文优生学框架建立的以“人伦”“位育”概念为统领的思想体系就可视作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李安宅（1931）则更明确援用社会学视角从文化、宗教、社会组织等不同方面对《仪礼》《礼记》进行了解译。可见，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甚至社会学重建前，学界已对这门学科的价值特别是其对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有了深刻体认，但学科研究及发展总体处在起步阶段。
自1979年学科恢复重建至今，学界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经历了一个愈益确信的过程。当下，人们不仅认识到中国社会思想史在体认本土社会、增强理论解释力方面的重要意义，还将开发中国社会思想置于提升社会学话语权、促进社会理论创新的高标地位（郑杭生，2011）。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百二十余年、学科重建经历四十五年的今天，中国社会学已不满足于用中国经验证实或证伪西方理论，而是谋求提升学术自主性、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李友梅，2016）。实现此一目标的最终依凭指向本土概念及理论的创新与构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天然”具备达成此项宏伟使命的学科禀赋，因为学界可“通过对中国社会思想的‘适切研究’，发掘出具有中国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质的概念和理论”。如果忽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思想及文化积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便失了传统根底（王处辉，2000，2015）。
应予承认的是，尽管我们已认识到传统社会思想对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具有重大支撑价值，但四十五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仍然较为薄弱。当然，关于恢复重建后的社会学发展对思想传统的忽略，学界并非未能觉察其弊。有研究便指出，在理解中国社会和塑造中国社会学气质上，接续近代以来如严复、梁漱溟、瞿同祖等人的“社会学思想”传统具有重大意义（应星等，2006）。这意味着当下我们对近代社会学人思想传统的接续也显不足，遑论远涉数千年探究传统社会思想史。诚然，“社会学思想传统不同于社会思想史”（应星等，2006）。从社会学进入中国的历程和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为学经历看，这样的区分有其意义。然而，从利用传统思想资源建构理论、形塑中国社会学特色和气质的目的出发，如果将社会学研究应予接续的思想传统局限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学思想”，便缩短了“思想传统”的时间线。这既不符合史实，也不利于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或者说，若要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应将社会学思想传统的时间线索向前延伸。
进入21世纪后，费孝通倡导扩展社会学既有界限时所锚定的“传统”实则指向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费氏结合一生的治学历程反思道：“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费孝通，2003）。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的“传统”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的尚未认真发掘的宝藏。他还指出诸子百家、儒家道家的思想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知识，并强调理学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费孝通，2003）。可以说，费孝通希望中国社会学者具备的“反观自照”的文化自觉能力实质上源自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及文化传统的掌握水平及能力。其后人们的为学实践也恰好说明了这点。或许最具说服力的事实莫过于许多社会学家在进入学术生命“中后期”或“成熟期”时，往往在治学方向上自觉向中国社会思想史偏移。在进入新千年后，学界对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发出了更多呼吁，“补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一课”（田毅鹏，2005；田毅鹏、陈宁，2008）成为学人的共同心志。
当然，以上关于学科意义的认识和探索也需基于“现实”。这不仅是社会学作为现实之学的要求使然，也是检视这一本土学科重要性、现代性程度的标准。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更加深入，民众社会心理亦同时发生变化，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更重要的使命还体现在解释新现象、回应新问题，以及为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诸多不确定性提供价值定位及文化自信。人们发现，社会现代化与社会传统间并非二元对立关系，社会愈加现代，则愈需要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社会行动及其背后的社会价值取向并未发生大变动，而中国社会在剧烈变迁中之所以变中有常、变中有定，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社会思想的理念超前、价值合理、理性足备关联紧密。中国社会思想深具“早熟性”，早在先秦就已形成稳健、成熟的思想体系，及至宋代理学则体系完全、格局已定（王处辉，1996：2），并一以贯之地参与中华文化及文明的演进过程。梁漱溟（2011：46）更将“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视为其学思历程中的“没有改变之根本观念”。尽管中国思想及文化中有“发育不全”的一面，但是直觉体验的那种先见性、超前性“使得它很早就体会和领略到别人没有感觉的东西”（费孝通，2003）。尤其近年来在社会诸领域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形下，中国社会思想所能担负的价值指引、秩序整合功能愈受重视，人们对坚守思想及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体认更加深刻。这门本土学科既往在人心安顿、群己互动、社会组织以及理想社会构想等方面的学术累积可为理解和应对新挑战、新问题以及不确定性提供可能，深入发掘和研究中国社会思想传统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愈益突出。
综上所述，从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四十五年的发展历程看，学界更加重视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本土学科，并对其研究意义愈加确信。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四十五年后这门学科在社会学学科以及我国学术体系中依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种边缘地位或许既有学科性格和研究方法上的抵牾因素，又与研究成果的影响力稍弱有关。在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及形塑下，社会思想史研究在其性相上深具哲思特征，与社会学侧重对现实问题进行经验研究的学科范式存在张力。而这种学科性格、形式以及范式上的距离不仅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在社会学分支中地位不彰、较为边缘的原因，也招致研究规范性不足且结论不够“科学”的批评。然而，哲思意味浓重并不意味着与经验现实割裂，这门学科仍以实证研究为特征，它本就是基于现实生产、生活实践而产生的（王处辉，2000）。前文所述已足可证明作为现代之学的社会学需要社会思想史，而社会思想史之所以能够满足社会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关键在于其与社会学作为现实之学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边缘地位是我们缺乏对传统社会思想及文化的“解读”“翻译”能力（费孝通，2003）、缺少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所致。不过，这些欠缺并不是质疑和否定学科重要性和生命力的理由。相反，正因对学科重要性和生命力愈加确信，才更加需要改进如上不足，使这门学科在理论建构、社会治理实践中做出更大贡献。
三、四十五年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评析
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专业恢复重建至20世纪末；第二阶段为进入21世纪至今。在第一阶段，学界因忙于引介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补课”，对这门本土学科的研究重视不够，发展相对缓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及发展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标志性成果或事件包括：中国社会思想史在1999年被确定为社会学本科教学主干核心课，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社会思想史》在2021年正式出版使用，一些新研究机构如“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研究中心”相继成立，等等。当然，专题研究及其代表性成果反映了研究的具体面向、水平及特征，这构成我们评估学科发展情况的主体内容。
（一）不断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推动精英社会思想研究的精细化和多元性
古代精英社会思想研究是这门本土学科的既有传统。中国社会思想早熟的重要表现是其在先秦时就体系完备且基本格局已定。因此，研究先秦社会思想具有奠基性，是了解其后历代社会思想的基础。孟天运经多年累积在2021年出版的《先秦社会思想研究》是国内学人在这个专题研究上的力作。而在此前，晁福林（2007）的同名著作也已出版，该著特点是史料丰富，与同类哲学式研究颇不相同，但不足是缺乏社会学视野。也有学人择取特定思想对象进行专门探索，如对周秦“势论”的系统探讨（桂胜，2000）。对古代精英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做出独具社会学特色研究的当属王处辉（1996）的《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一书。该书在中国社会思想“早熟性”这一核心特征提领下，从个人与社会关系思想、社会角色与修身思想、处世思想与社会规范、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等十大专题，系统呈现先秦诸子直至宋明理学的社会思想，不仅阐明了中国社会思想与同时期域外社会思想相较具有早熟特征，而且以社会学专业议题为话语经纬的思想聚焦方式突破了惯常以思想家为纲领的思想史书写方法。这既将社会学核心概念与学科理念融汇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史叙述中，又有效融贯了社会学中个人—社会、行动—结构、微观—宏观等元理论和元视角，在体现一般思想史风貌和样态的同时，显现出鲜明的社会学学科特质。
除综合研究外，传统社会思想研究还展现出精细化特点和多元性取向。由于中国社会思想具有复合性且与政治思想多相混合，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往往需要进行抽取、分类工作，以与社会学议题关联并体现社会学性。学界在这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在理想社会思想研究方面，有学人对大同思想（陈正炎、林其锬，1986）和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墨家的理想社会思想（胥仕元，2018）进行了专门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研究方面，田毅鹏（1999）就古代社会福利思想史进行梳理并出版专著。在社会控制思想研究方面，可从《秦汉社会控制思想史》（李禹阶主编，2017）中窥见最早的大一统帝国时期的社会控制及治理思想；还有学人对同处轴心时代的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控制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孟天运，2019）。在社会秩序思想研究方面，王兴周（2006，2009，2012，2016）先后发表四文就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孔孟思想、荀子思想以及墨家思想进行探讨；景天魁（2017a，2017b，2018）及其研究团队则继承严复等前辈学人观点，认为荀子开创了中国古典“群学”，并将其细分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四层次，继而又将四群说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应，致力于发掘古典“群学命题”，取得了显著成果。以上分析表明学界已然具有根据社会学专业议题开展社会思想研究的自觉，并再次证明社会学中那些重要论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早已得到关注与探索。更重要的是，无论从哪个面向评断，以上研究均体现出联结经验现实的问题意识，与社会学学科旨趣颇为一致。
（二）突破精英社会思想研究视界，探索民间社会思想研究新课题
传统精英社会思想研究在认识民众生活实践与精神世界、探索“常人”行动逻辑上存在局限性。如果重视“民间”本身应被视作社会思想研究的内在要求，那么直接研究民间社会思想更有助于认识历代中国民间真实社会生活秩序。有学者指出，精英思想与大众认知之间往往存在距离，落到现实中需要“降一格”，研究必须关注精英思想“下渗”到生活世界并扩散、变异的过程，及其变为行动资源进而影响历史的方式（王汎森，2018：7、20-21）；思想史研究不应只关注精英和经典，那些支持人们社会生活的“普遍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也应成为关注对象（葛兆光，2013：7）。相对而言，社会思想研究者更应具备这种“降格”意识，深入研究民众在生产生活秩序建构中实际操持且行之有效的理念。或者说，关注精英思想与民众生活发生关系的方式、机制及其如何影响民间社会，应是社会思想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进入21世纪后，探索民间社会思想研究的可能方面及研究方法成为学界努力的新方向，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不同于精英社会思想多以抽象概括及个体感悟的“思想”为呈现形式，生活世界的观念及价值多蕴涵在人情世相之中（胡翼鹏，2011a）。若从儒家“修齐治平”这一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的理想进路看，民众及民间观念更多处于该路线“前端”。有研究即从齐家层面讨论宋代蒙养教育与其时社会需求间的关系（王处辉、宗新华，2016），也有研究以《名贤集》为例探究传统社会生活理念（夏当英、王处辉，2007）。此外，探掘“小传统”中蕴藏的社会思想可谓近二十年来学科研究的亮点，所涉主题广泛，拓展了学科的研究空间，家训、乡约、小说、戏曲、谚语等史料均被作为研究材料与专题类别，取得了诸多反映民众生活及精神世界的成果。比如，基于《水浒传》对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社会理想的研究（王处辉、胡翼鹏，2007）、对民间谚语反映的理想社会思想和生活秩序思想的探索（娄章胜，2004），以及选取谚语、戏曲素材对本土性概念“气”的研究（应星，2010）便代表了这种转向。运用家训、族规对乡土社会控制问题的探究（鞠春彦，2008）亦属此类。近年来民间社会思想研究的另一面向是探究地方社会思想及知识与地区秩序间的互构关系。比如，对“阴骘”思想与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关系的探析（熊开万、桂胜，2018）便希望揭示民间社会思想在地方秩序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机理。特别是胡翼鹏（2015a）以晋陕蒙冀毗邻区域的丧俗仪式“叫夜”为例，对社会思想的民间形态及阐释理路进行的深入探索，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如上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社会思想民间性、生活性、社会性的理解，在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上做出了新尝试，反映了社会思想研究转向及新范式形成的可能。
（三）坚持现实取向，挖掘传统社会思想的现代性及其机理
从社会思想的现代性出发确定研究主题及问题是学科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指启蒙时代以来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还指人类形成的一系列持续进步且不可逆的推进民族国家文明发展的观念、机制及建设，以自由、民主、平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然而，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因此各国现代性表现也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习近平，2023），这决定了中国社会思想与中国现代性具有自身特点。因此，发掘传统社会思想的现代性及其机理成为这个学科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成为社会思想史界的重要课题。2009年召开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第七届年会以“中国社会思想及其现代性”为主题，就中国社会思想与当前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国社会思想与社会建设等现实议题进行讨论。在具体研究上，中国香港社会学家张德胜（2008）对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的现代诠释，以及基于义利关系对儒商与现代社会关联的研究（张德胜，2002）可谓代表性成果。根据特定主题论析思想家的观点及其现代价值是学科研究的重要取径，如对不同时期思想家的“小康社会观”及其对小康社会建设启发的研究（王处辉、宣朝庆，2004）就是如此。
这方面的研究还通过与西方理论建立对话关系来增强结论解释力。比如，杜维明（1997）将儒学传统与西方理论结合起来，对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论述；韩国学者宋荣培（2003）的著作则专门探析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当然，社会思想的现代性研究只有建立在机制或机理分析上才能获得可靠解释，学界过往在这方面的探索以社会价值观研究作为抓手，可谓找准了根本。有研究聚焦中国社会价值观特性及构建路径，对当前主导性社会价值观建设问题进行探讨（王处辉、梁官宵，2019a）。在传统社会思想的现代性被更多经验研究确认的情形下，探究社会价值观对心理、行动及现象的形塑机理继而成为重点。关于“人情”“面子”的研究成果便颇具代表性（黄光国、胡先缙等，2004；翟学伟，2021）。此外，中国港台学者运用社会心理学路径对国人价值观及行为理念的诸多探究（文崇一，1989；杨国枢主编，2013）也能为社会思想的现代性及其机理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四）研究的理论性渐强，依托特定社会思想进行理论建构成就显著
愈至近期，学界对特定社会思想的运作方式、作用机制的探究渐趋增多，基于社会思想构建本土社会理论的意图更加明确并取得显著成绩。同时，随着学人对研究方法的不断熟悉，研究过程更符合社会学理路，与既往以阐释、寻绎为主的研究路径大不相同。比如，翟学伟（2019）对“孝”的研究以《孝经》建立分析框架、以《二十四孝》故事作为素材，力图通过探讨孝的运行方式来揭示“儒家思想转化为中国人的行动并对社会产生真实的影响和建构”的过程及机制。实际上，聚焦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并尝试对特定思想进行理论化是最近十多年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明确取向。比如，关于“伦”（翟学伟，2016）和“报”（翟学伟，2007）的研究也遵循此一取径，社会学理路和理论建构意图更明显。此外，应星（2010）利用民间谚语和传统戏曲材料对“气”进行研究，这在社会思想从“抽象的本原性范畴”转化为“日常行动范畴”的探索上具有代表性。既往关于“忍”（李敏龙、杨国枢，1998）以及近年有关“理”（王处辉、梁官宵，2019b）的研究亦是如此。
此外，那些最可能产生本土社会理论的关键问题和范畴受到重点关注，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国人的行动伦理等颇具本土特色的基础问题。为深入理解“差序格局”这一用以解释中国人社会关系和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典型概念，周飞舟（2015）以《仪礼》及后世学者注解的丧服制度文本为依据，回到差序格局概念产生的思想环境，提出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基本原则的“亲亲”和“尊尊”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以爱为主的“仁”和以敬为主的“义”两种核心价值观。遵从类似理路，他从中国“关系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仁与义为基础构成的“行动伦理”是中国人行动的基本逻辑（周飞舟，2018）。这说明对诸如社会结构这样的基础性问题的探索也需回到社会思想内部。延续对社会结构的关注，周飞舟（2021）以“家”在中国社会的特殊重要性为起点，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基础是“一本”与“一体”，“一本”即指“父母为本”，其中“一本”之说源出《孟子》，“一体”之语出自《仪礼》。如上探究表明社会思想研究对构建中国社会理论具有基础意义。可以说，依托特定社会思想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多年来学科研究的又一亮点，其核心旨趣在于挖掘中国社会思想及文化资源中蕴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在这方面，下述景天魁及其团队对中国古典“群学”的系统研究所形成的一系列新成果更具代表性。
（五）在发掘“群学”传统及古典社会学建设上，学科价值更加凸显
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价值还在学界近年追寻中国“群学”传统、延展中国社会学史的实践中得到凸显。刘少杰（2006）曾基于费孝通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思想进行反思，指出哲学、文学、历史、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都把自己的学科史追溯到古代，“为什么社会学的历史只能从现代谈起？”那么，如果中国确有本土社会学传统并须发掘、阐明，对提高学科发展自主性无疑意义重大。在这方面，景天魁及其学术团队的努力功不可没。他将中国社会学历史推向荀子开启的“群学”传统，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具体而言，从建设社会学概念体系是取得社会学话语权的基础工作和推动中西社会学会通的必要前提这一认识出发，他通过“史海拾贝”的方式，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作为群学要义，精选34个概念构成中国社会学概念体系，其中包括群、伦、仁、中庸这四个基础概念和分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层次下的30个基本概念（景天魁，2017a，2017b），为中国社会学久已存在的事实寻根和正名。
在概念体系基础上，景天魁还带领团队构建群学命题系统，最终形成“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或曰中国古典社会学”知识体系（景天魁，2018）。上述系列研究也将中国社会学史的起始推展至战国末期，表明中国社会学拥有自己的传统源流。当前，由景天魁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学史》已陆续正式出版，为书写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史、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做出新贡献。在中国社会学发展整体上“西风劲吹”而“中学边缘化”（田毅鹏，2017）的情形下，这些努力可谓苦心孤诣，自应肯定。而从以上努力及实践看，无论是构建群学概念体系及命题体系，还是据此书写中国社会学历史，所依托的基础资源都与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内容具有颇多关联，甚至几乎一致。显然，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价值在追溯中国社会学传统及书写学科史的努力中得以显现。
（六）在研究方法上多有思索，学科自性和范式成熟的基础增强
如果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与既往研究样貌的区别愈至晚近就愈凸显，那么方法上的自觉及规范是形成该区别的重要原因。面对相同的思想文本，这门学科的研究如何与哲学、文学等形成差异？除了问题意识外，这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研究方法层面。尤其在社会学范式下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或许更该追求的是“文有定法”。在专论研究方法的问题上，胡翼鹏用力较勤。他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内在地具有社会学品格（胡翼鹏，2011b），学科研究方法应从“描述性解读”向“诠释性理解”过渡，“把过去世界存在的意义转换到现在的世界之中，最终达成文本、作者、阅读者共同的意义体验”（胡翼鹏，2011a）。胡翼鹏（2011c）还将确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恰切“写法”置于扭转学科边缘位置的意义上。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之所以处于边缘位置，其根源在于“方法或写法的效度不够”，改变此一不足的途径则是形成社会学思维模式和多维综合的研究格局。
在此之前，王君柏（2007）也指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需要追求“立体表述”，组织材料的正确方法应以思想因缘流变的“线”为主，而非以思想家这个“点”为主。田毅鹏、陈宁（2008）亦曾对学科研究方法及写法创新问题进行反思。其实，研究范式对学科发展似乎总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学科发展走向成熟、形成自性以及同行评议的共识前提，也可能导致研究陷入“套路”。然而，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对学科发展不可或缺，因为它是学科研究及发展自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可以想见，在社会思想研究领域形成方法共识相较于其他学科会更难些，但这种方法探索及范式凝练的努力仍意义重大，包括改善研究结论的碎片状态、研究章法上的纷乱情形，以及借以促进学术共同体建设等。从前述代表性论著和专论方法的思索来看，虽然诸多论著的方法使用难说真正规范，但是学人们在具体研究中对社会学范式的运用明显更自觉，探究学科研究方法及范式的意愿更强烈。这些努力为形成成熟的学科研究方法、提高学科自性及影响力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无论在学科基础建设还是各方面的专题研究上，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及发展可谓进步显著、成就丰硕。然而，与成绩相伴而生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对学科认可度及影响力提升造成一定制约。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对相应问题予以“诊断”，无非是为促进未来这门学科的发展与精进。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不足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研究质量及水平还有较大提高空间。过去的四十多年间，学人出版或发表了诸多成果，但既能熟练运用社会学研究范式、又能以社会思想为研究对象、还能联结社会现实并将三者恰切结合的成果还较少见。第二，研究规范性不足且相对分散。这毋宁说是上述所论研究质量及水平现状之“因”。当前，学人虽凝聚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范畴下，但多围绕自己的兴趣“开花散叶”，成果亦以描述、介绍及阐释性研究居多，尚未形成规范的研究理路和话语系统，这对提升学科认可度和影响力形成掣肘。第三，在社会学“味道”增强的同时出现理论建构“新风险”。如果翻阅最近十多年的论著，便可发现以往研究中并不显见的社会学概念和范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字里行间，社会思想史研究较之以往社会学意味愈加浓厚，并且在中西对话基础上建构本土理论的意愿更显增强。然而，应尽早警惕的是：如果与社会学概念和范畴的对接并未实现社会思想研究的实质创新与转化，反而造成思想内涵的曲解及对社会思想本身完整性的破坏，那将是令人遗憾的。如果在中西思想及理论对比和差异基础上构建本土理论的努力像梁漱溟曾提醒的那样在既不完全懂“西”又不完全懂“中”的情况下进行（梁漱溟，2015：51），那又是需要尽力避免的，因为如此构建而成的理论终难保证效度并真正具有现实解释力。
四、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未来进路
以上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情况的系统评析为我们找寻这门本土学科的未来研究进路、拓展其研究空间提供了根据。需要指出的是，以下的进路分析并非仅针对某个特定的研究主题及问题所论，并且只能涉及最重要的方面，每个方面亦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学人们在研究中自能交叉运用。同时，目前每个面向的论释又都是扼要精简的，有赖于学界结合特定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索。
（一）自觉深入民众的生活世界，不断塑造社会思想的“社会学性”
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性”是确立学科身份并区别于其他思想专史的根本。失却了社会学性的社会思想史研究不仅可能淹没于其他学科，而且很难获得社会学界的认可。接驳社会学术语和范畴固然必要，但只能使研究获得社会学性“其形”，真正而内在地赋予社会思想史研究以社会学性的是民众的日常行动及生活世界。社会思想的生成和发展根植、蕴藏在丰富的民众生活实践中，“我们不应当首先用社会思想说明社会生活，恰恰相反，应该首先用后者说明前者”（王处辉主编，2015：12）。社会思想亦并非仅记录在典籍里，而是更多寄寓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日常行动中，以习焉不察的“被遗忘的传统”形式存续（胡翼鹏，2015b）。王处辉在对社会思想的定义中之所以使用“观点、理念或理论”的说法（王处辉主编，2015：11），更多也是出于这种包容性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发现思想家和典籍中的社会思想就只能构成研究的一个方面，进入民众生活世界探究社会思想及其运作机制则能赋予研究以更大空间及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现代性和生命力是由社会特别是民间社会赋予并决定的，进入民众生活的社会思想研究更契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属性，并能使研究更接地气、更具生气。未来研究需要学人着力将那些具有草根性和生活化的理念和认知理论化、系统化，在史料运用上则可尝试扩展至话本、小说、民谣、方志、家训乃至邸报、档案等。这其中必然需要经历王汎森（2018：7）所说的“降格”过程，而后再通过“提质”满足理论建构需要，在赋予研究社会学性的同时使据以建构的本土理论获得更高效度。
（二）重视原典文本的解读与诠释，勉力揭示民间社会思想的传统根脉
社会思想以民间性和生活化的形态存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与官方、士林思想隔绝；相反，三者相互影响、渗透。虽然中国文化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观念大都必须经过广大群众的选择与接纳方能真正落实到社会现实层面，但这些观念特别是新观念多是由少数大思想家创造的（参见韦政通，2003：304）。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构建本土概念及理论的努力，还是为理解民间及生活化社会思想提供根据，对原始“经”“史”“子”“集”文献的研读及整理不仅不可或缺，还应被置于基础位置，否则便可能减损研究信度甚至产生不必要的错讹。中国社会从传统形态迈向现代形态，传统思想文化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底蕴相当程度上是由优秀文化传统的赓续和绵延所造就。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就有必要追溯传统优秀社会思想的现代价值。在当下民间社会思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活着的过去”，这部分“过去”则是传世经典中的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下沉”或“降格”。中华原典与传世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一脉相传的文化本根，是深入揭示民间社会思想传统根脉的管钥。由此，深入日常生活世界探究民间社会思想，除了基于田野进行观听和体悟，同样离不开对原典和经典的解读与诠释。客观地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在目前行世的研究成果中，能从原始著作汲取资料者仍然较少，相当部分著述是利用二手资料，因此研究视野受到极大限制（王处辉，2000）。这或许也是学人建议社会思想史研究者加强史学修养的原委（刘集林，2004：232）。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根据特定研究主题及问题，尽力回到经典或原典中去厘清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基于思想的真实意涵进行创造与转化工作，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活化社会思想，也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强的信度和效度。
（三）加强与西方理论的会通，同时警惕机械式的话语比附
前文已述，强化与西方社会理论的对话及桥接，是由社会思想的理论属性、社会思想之于社会理论构建的意义、学科研究及发展的内在需求共同决定的。这种努力还具有赋予学科以立身之基和发展空间的意义。虽然西方社会理论是在欧美文化背景、思想传统和社会事实综合作用下建构生成的地方性知识，但由于这种知识是经过高度抽象概括而成的一般性知识，内蕴超越地方性文化和具体社会情境的特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解析本土社会现象、诠释传世经典文本以澄明中国社会思想样貌的工具。实际上，社会思想史作为社会学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学科，“需要用社会学本身的范畴和概念体系以抽象的理论形式再现它的历史发展过程”（王处辉主编，2015：13）。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与作为西学的社会学接轨，也需要在后者的既成框架下对中国思想观念、心理意识和理想社会企求等进行解说和诠释（郑杭生、胡翼鹏，2009）。然而，必须指出，这种与西方社会理论及话语的沟通与接榫应是知识原理、方法准则和理念宗旨等方面的融会贯通，而非望文生义式的词语嵌套，应成为真正意义的创造与转化而非刻意对后者的机械比附。如其不然，就可能适得其反地加重学科发展中本来希图摆脱的依附性而非提高自性了。在未来的研究中，学人应熟稔西方社会学概念及理论生产的语境和内涵，同时还应在交流与沟通中始终抱持主体性意识，如此则既能摆脱“自说自话”的限制，又有助于构建能恰切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本土概念及理论。
（四）深化与相邻学科的互鉴，拓展社会思想研究新视界
社会学是一门开放包容的学科，特别擅于将友邻学科的知识成果甚至名家思想“拿来”为己所用。作为社会学的基础构成部分，社会思想史同样应具备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坚持社会学学科原理的同时积极借鉴友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明确己身的研究对象并寻求发展自性固然重要，但以开放姿态借鉴其他学科尤其相邻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亦极有必要。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主动借鉴并追求多学科知识是很值得鼓励的做法。比如，在厘定思想意涵时，采用训诂学方法回到思想语境中辨明涵义就相当必要。如果我们在古文本意及思想意涵上都含混不清，那就难以保证据此建构的理论的质量。再如，超越哲思寻找思想呈现的事件及形式时，历史学注重循证的学科性格就值得借鉴。作为深具传统性的学科，社会思想史研究需要社会学想象力，同时更需具备历史穿透力，使研究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又如，在探寻思想栖居的民间社会基础时，历史人类学的实践经验就可提供参考。社会思想多以某种文化载体或人们的行动取向得以留存，而探究社会思想生发逻辑及社会事实文化意涵的首要工作，则是了解该思想或意涵形成的社会基础。还原某种文化载体或现象的形成过程是历史人类学的任务，但这对社会思想史研究来说只是第一步，解释该传统背后的思想基质和价值取向的生发及机理才是重点。历史人类学的工作能为开展社会思想研究提供基础索引。可见，借鉴友邻学科的视角与方法有助于弥补社会思想研究的“己之不足”，为扩展视界和探索方法带来诸多启思。
（五）紧扣时代议题，为解释现实问题提供社会思想智识
传统社会思想源于当时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来自先人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对现实社会的体悟与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思想与现代社会完全隔绝。无论是古代社会思想家还是当代社会学研究者，都致力于解释社会现实、回答时代问题、履行社会责任。尤其在古代中国社会思想中，儒家思想更以经世致用为鲜明特色，历史上的杰出儒者“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极为显著”（韦政通编，2009：13），如最具中国社会特色的“礼治传统”，实际就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费孝通，2015：53、55）。当前，处在深度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所遭遇并需要应处的社会问题较以往大为增加。虽然治理手段升级、政策工具箱的不断丰富提高了我们应处问题的能力，但所谓“礼失求诸野”“鉴古可通今”，社会思想所蕴含的经历代先哲累积而成的社会问题调处智慧及治理经验可为时代性问题的解释与应处提供诸多智识支持。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正是希望通过回到“过去”来揭示社会生活的内在走向以及当代人价值理念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为矛盾化解和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郑杭生、胡翼鹏，2009）。因此，不论是发掘传世经典或原典中的社会思想，还是致力于揭示民间社会思想的传统面向，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终极关怀都在于满足现实或现时需要，以认识当下社会情状、解答时代问题为要务。特别在社会不确定性愈益增加的当下，这门学科对社会秩序始终如一的理论关怀更显现其现实意义。这样的社会思想研究还有助于弥补主流社会学研究无意中形成的历史纵深不够和理论解释连贯性不足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无法联结过去的理论亦有很大可能无法恰切地解释现实，我们更无法指望其锚定未来。总之，对接时代议题且能联结过去的研究应成为今后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六）从思想与社会的互构出发，探究中国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过去四十多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突出社会之“然”和时代之“变”，那么最近的显著动态则是揭示社会现象的“所以然”和巨变中的“不变”之内在逻辑。人们愈加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并未完全消解其传统底色，那些巨变中的“不变”才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主轴或关键。长期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的反思亦可支持这种判断。如有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中由观念、习俗和伦理构成的那种自发保存且具备稳定性的“恒常”对社会运行及发展持续发挥作用（杨善华、孙飞宇，2015）。而恒常的内在、核心的元素则大部分沉潜在历经时间涤荡承续下来的社会思想中，尤其寄寓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社会价值观中（Schwartz，1985：296；王处辉，2008）。这意味着从思想与社会互构视角出发解释现象、认识社会极为重要。沟口雄三（1991）曾就儒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指出：“不仅要从儒教的角度观察社会，而且要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儒教”。其实不惟儒家，包括道家、释家等在内的历代各派社会思想对中国人社会生活和理念的影响已渗透、沉淀和融化进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性格中，只有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三教融合，以儒为宗”和“以儒为主，多元并存”的社会思想性格有深入理解，才能深刻阐释中国社会事实（王处辉，2000）。未来我们不仅需要强化对儒家社会思想的社会学研究，更应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中国社会特征与运行逻辑间进行贯通性研究。这些努力将使得对中国社会诸现象的解释更具说服力、更抵实质本根。
（七）在文化及文明沟通中进行比较研究，追求学科的超越性贡献
如果说在古今之变的时间线中探索社会思想及其现代性是视野向内的学问，那么超越内部视界、在文化比较与文明互鉴视角下探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则能在中外社会思想的沟通中明晰中国社会思想“己身”的位置及优劣所在。费孝通晚年提倡“文化自觉”并对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的价值寄予厚望，也是他将中国社会思想及文化传统置于全球化和全人类的宏阔视野、从文化竞争力角度作出判断的。文化总是指向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体现某一社会或民族“大群”的人生及生活各方面的综合（钱穆，2012：4）。而在文化及文明比较中，社会思想以及作为其内核的社会价值观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后者构成民族文化核心，“对制度和行为发生着持久而稳定的影响”（苏国勋，2005：207）。正因如此，在文化比较视野下以社会价值观为核心加强中外社会思想比较研究，可使我们对中国社会思想形成、演变及承续过程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也能使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中西方社会在组织、行动、制度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既有同又有异的“奥秘”。更为重要的是，在特定时空坐标中进行社会思想比较研究还有助于打破任何形式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降低理解和沟通中可能产生的局限甚至偏见，有助于切实增强“第二个结合”的信心，真正提升文化自信。可见，无论是明晰中国社会思想自身的内涵、结构及优势，还是实现费孝通晚年着重关注的以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宝藏贡献于普遍知识生产的目标，都有赖于学人循此进路进行长期且持续的探索。
（八）凝练研究方法，形成更成熟的学科研究范式
相对其他思想专史对方法的探究，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以往在这方面的讨论并不算多，因此未来除了吸纳相邻学科的适宜方法外，更有待于在学科内就既有经验进行提炼并深化研究，形成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或许规范、成熟的方法体系的真正形成还需时日，但与社会学经验品格接榫、摒除思辨寻绎的研究套路应成为基本遵循。具体而言，其一，在继续推进与社会学方法对接的同时，开发更科学化的社会思想史研究新方法、新视角。如果说社会学具有人文性已成学界共识，那么作为社会学体系中基础学科的社会思想史相对地更富人文性格。尽管如此，相关研究仍应契合社会学理路，推动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客观化、科学化，注重探索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新视角、新维度。比如，近年来更多学者在解释社会现象时除了像以往那样诉诸制度逻辑，似乎也很关注其中的“情理机制”，并发现后者颇具解释效力（凌鹏，2022）。其二，注重经验素材使用，扩展经验材料的来源和范围。无论是阐释特定概念、理念或社会价值取向的内涵与结构，还是论析其适应场域及发展变化，应尽力辅以经验资料作为验证，同时扩展史料来源种类，思想文本、史实材料甚至文学素材等均可纳入经验材料范围。其三，及早探索克服前述理论建构“新风险”的方法，通过方法规制提高研究质量。熟稔西方社会学概念和话语为人们研究社会思想提供了更多视角和工具，但是如果研究对西方概念及理论使用不当、对本土思想内涵理解不明，又势必减损研究结论及理论的质量与效度。方法及范式规范是改进如上情形并提高研究质量的重要基础。总之，旨在“利其器”的方法探究应服务于使学科研究愈益贴合经验现实、更具社会学“味道”以及增强理论解释效力的目标，而这需要我们在既有经验上循着以上几点继续深化探究，最终形成更成熟的研究范式。
五、结语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及学科发展伴随社会学恢复重建步伐已历四十五载。本文以当前学科发展新时期和社会转型新现实为双重背景，全面评析了这门本土学科过去四十五年间的研究与发展成就，并对新时期推进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进路进行了展望与分析。客观地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在四十五年间所成绩丰硕并值得肯定，未来的研究及发展路向亦明确可行，研究中暴露的一些欠缺或不足同样有望在学科发展中得到改进。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作为学术资源拓展社会学界限、建构本土社会理论，与其说是为这一本土学科寻找立身之基，不如说是中国社会学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的必然选择。使优秀传统社会思想适应现代社会并焕发生机端赖于此，使传统社会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更具理论属性也端赖于此。对具有深厚文化积淀、悠久文明历程的中国而言，欲求对当下乃至未来诸多社会事实形成真正具有深度的理解，确需承继优秀传统社会思想并从中获得启思、寻求规律，构建能够恰切解释当下及未来中国社会现象的概念与理论。本文对四十五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历程、成绩及进路进行评析和探索，初衷当然是为厘清“来路”，但却更为开拓“前路”，有志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人可在过去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思考研究的得与失，并沿循如上各种路向开展研究，通过共同努力使这门本土学科的发展更有质量、更具服务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及未来发展的潜能，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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