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出兵东北，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挥舞的旗帜有青天白日旗、镰刀斧头红旗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满洲国的龙旗、日本的太阳旗。在日本的长期统治下，群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识是混沌不清的。
很多人误以为，先占领东北的苏联支持中共，其实苏联的支持仅限于同情，将大中城市和东北的军政权力，毫不迟疑地交给国民党。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尽人皆知，不再赘述。
在美、苏的共同支持下，国军是坐着飞机、火车、汽车、军舰到达东北，主要是大中城市。共军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汽车、飞机的概念，山东军区的6万多共产党军队，是靠着两个脚板、历经五十多天，昼夜不停跑到东北的。
国共两党在东北同时起步，但是实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仅仅三年时间，国民党以耻辱性的失败告终，共产党则从东北俯瞰全国。
在东北这块独特的黑土地上，国共两党的势力消长节点比较明显，战役之外的因素相对较少。本文以东北为样板，从政治、军事、用人等方面，来分析国共两党胜败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的战略坚定清晰，国民党从始到终都是混乱的
军队初入东北，共产党对东北的军事战略一度模糊，至少是最高统帅部和东北的地方将领在认识上，有明显的不同。
延安指示占领山海关、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为要。其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桌上扳手腕，占领沈阳等大城市，无疑是王炸，可以获得更多的全局利益，期望在东北能和国民党平分秋色。
现实非常残酷。先期到达李运昌、黄克诚部在杜聿明的大军进攻下，且战且退，不要说占领大中城市，对现有阵地都守不住。一生坚持说实话的黄克诚上书中央说，军队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
四平之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还叫东北民主联军的共产党军队，根本无力阻挡装备精良、士气正隆的各路国军。四平之战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林彪主力退守到松花江以北，其它部队被压缩在通化、临江一带，几乎被赶到朝鲜。
共产党立即制定了新战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广大的农村建立基层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陈诚入主东北整顿军事严惩腐败，却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黯然离开。
到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恢复元气。从5月到8月，延安和林彪的电报往来不断，有时一天数份，仅仅三个月时间，最高统帅部和东北野战军关于今后的军事战略达成一致：置长春、沈阳不顾，攻打锦州，关闭东北大门，防止东北国军入关。
三个月后，全歼国军于东北的战略意图全部实现。
反观国民党方面，自始至终，军事战略都是混乱不堪的。四平之战成功后，白崇禧和杜聿明是在违抗“圣旨”的情况下，收复了长春。对溃退到松花江北岸的林彪意外地停止了追击，典型的养虎成患。
1948年初，美国顾问团建议撤出东北的全部军队，蒋介石拒绝接受。他最初的考虑是将已经成为孤立据点的长春国军撤退到沈阳和锦州，就在国军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东野完成了攻击锦州的准备。蒋介石命令将长春、沈阳的军队撤到锦州，固守东北大门，阻止东野入关。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完全不同意，拒不执行。
蒋介石对锦州战役最初是乐见其成的，他命令沈阳、长春部队南下，辽西和葫芦岛的部队增援，在锦州一举消灭东北野战军主力。同样，国军各路将帅都不认同，观望应付。
锦州被攻克后，蒋介石坚定地要求，收复锦州，但是将帅们却想的是怎么逃跑的问题。
在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多次亲临东北，南京的国防部不断召开作战会议，直到60万大军灰飞烟灭，杜聿明黯然离开时，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战略意志。
兵法圣经云：“上下同欲者胜”，在东北战场上再次应验。
在政治上，共产党依靠人民，国民党把群众当敌人
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海外流亡16年，主要工作是在华侨中募捐，用募捐的钱收买会党（有的就是山林土匪）搞武装起义。蒋介石通过联姻，赢得宋、孔两家的支持，巩固其地位。从娘胎肚子里，国民党依靠的就是精英、大地主资产阶级，并为之服务，派系林立。
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曾经对傅作义说：“国共问题是可以用政治来解决的，蒋的政权是否存在，只是少数人的生死存亡问题，不是中国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可谓一语中的。
国民党师长戴海蓉，在黑山阻击战中临阵脱逃，在北京被宪兵扣押，查获黄金一千多两。在东北的国民党师长级人物不下50人，以此推算，总共搜刮的民财简直就是一个恐怖数字。
比较清廉的陈诚在东北整顿军事时发现，国军从军长到连长，克扣军饷、倒卖军火、暗中经商、贪污勒索、抢窃百姓是一个普遍现象。仅在沈阳市，从司令、军长到连长，都有供养太太或者情妇的“留守处”，为“留守处”服务的军队竟高达两万五千余人。
长春被围，身为国家领袖的蒋介石，竟然暗示抢粮，国家军队与土匪何异？这样的军队不灭亡，那就真没有天理了！
唐太宗李世民有句言：“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林彪的雄才大略和东野雄兵百万的资料汗牛充栋。
其时，随军队北上的，还有二万多名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这是被忽视的、其实是很惊人的数量。在农村建立起共产党政权，人口最多的贫下中农获得了命根子一样的土地，那是怎么的心情！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智已开，“君权神授”荡然无存，知识分子早就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何争取并保护自己的利益，老百姓心中明镜似的。
战争对粮食、弹药的消耗是惊人的。锦州战役开始，廖耀湘占领彰武，切断了东野南北补给线。中共东北局很快就开通了绕道内蒙长达近千公里的运输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赶来修路支援运输，几百公里的道路上昼夜尘土飞扬，保证前线需要。
东野一年扩兵五六十万，人从哪里来，来自于翻身的穷苦老百姓，和调转枪口的解放战士。
国军用军饷和督战队，让士兵卖命。塔山阻击战中，罗琦欲用五十万金圆券成立决死队，生死之间，谁都知道生命比钱重要。
共产党用信仰武装士兵，每战之前都开动员会。这些来自穷苦人家的孩子明白，必须为了自己家的土地而战，为天下的穷苦人民牺牲无比光荣。
大战当头，国军避战，共军请战。
在很多时候，共产党整连整团的部队能打光，士兵坚守阵地，能和敌人展开赤身肉搏，就是有政治信仰，以牺牲为荣。而国军往往成建制的投降、被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或者说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政治上的失败必然导致军事失败。
共产党任人唯贤，用人不疑，国民党指挥混乱，勾心斗角相互诋毁
延安发往东北的电报，抬头都是林、罗、刘，最高统帅部只指挥东野司令部，大都是战役部署，至于战场上的调兵遣将，完全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事，最高统帅部从不干涉现场指挥。毛是伟大的军事家，即便是对排兵布阵有看法，也是通过林彪来下命令。共产党军队政令高度畅通，执行异常坚决。
锦州战役前夕，延安任命林彪为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东北野战军政委，刘亚楼任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之前林彪已任东北局书记。最高统帅部给予林彪极大的信任，赋予军事军事指挥的绝对权力。可谓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最能显示延安人尽其才的是，东北局领导班子中有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职务高于林彪的中央委员。将中央委员置于政治局委员之上，真正是不拘一格用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林彪和陈光、罗荣桓和朱瑞，曾经的上下级，在东北来了个颠倒。共产党为了理想信念，从上到下，所有人紧紧握成了拳头。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机构设置层层叠叠，熊式辉、陈诚、卫立煌、杜聿明走马灯般更换，蒋介石用权术驾驭部下。
卫立煌是一个有才干的抗日英雄，蒋介石对卫立煌的共产党倾向，一直不放心，卫立煌对自己的职务安排也极为不满，蒋、卫有隔阂是公开的秘密。卫立煌是从欧洲“考察”中被叫回来的，危难之际任职东北剿总司令司令。
既想用卫立煌的威望，又不愿意让卫立煌掌握实权，蒋介石将忠心耿耿的学生杜聿明任为副总司令。
更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将东进支援锦州的葫芦岛军团的指挥权，既没有交给卫立煌，也没有给锦州的范汉杰，而是交给了侯镜如。侯镜如心中不愿意，不敢明说，借口要回唐山接自己的部队，蒋介石又把指挥权交给黄埔出身的军长阙汉骞，实在有些层层转包的味道。生死大战当头，蒋介石还在玩弄权术。
蒋介石的指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扁平化，他能越过好几级，直接指挥到师长一级。
如此，造成指挥上的极度混乱，大兵团级作战成为事实上的散兵游勇，下级无所适从，只能朝着利益方向奔去。郑庭笈军属于廖耀湘兵团序列，在黑山战斗中担任为兵团开路的任务，遇到共产党军队后，越级向卫立煌请示行动方向，撇开廖兵团向沈阳逃跑。
在国民党军里，黄埔系就像印度的高种姓，高于其他军官一等；中央军和杂牌军泾渭分明；首长的基本部队和偏师待遇天上地下。谁都不是傻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什么党国利益，保存实力才是最大的利益！锦州被围，各路援军都在观望，谁都不想先到达战场。在需要牺牲的关键时刻，廖耀湘和阙汉骞都是让偏师上，把自己的基本部队留在后面。长春被围困，空投的物资大部分分给同城的中央军，曾泽军60军云南子弟怨气冲天，投诚起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很多时候，国军不是战术不精，也不是指挥不对，而是因为保存实力，损人利己，彼此挖坑，最后一起完蛋。
无论是政治、军事谋略，还是用人，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北都是一塌糊涂，以东北为样本放眼全国看，其失败是必然的。如果蒋介石胜利了，那就只能说整个中国历史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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