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水与火，不同原，不得并盛。”，确实，大家都知道水火不相容，但在我党的人际相处关系上，却有一对关系例外，那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的性格开拓进取，激情似火；周总理的性格温文尔雅，智慧如水；但他们就是能够水火相容恰到好处。
在红军的艰难时期，林总疑惑地喊出了：“红旗还能扛多久？”，其实不仅仅林总，当时全军的气氛普遍比较低迷，对革命的前途在哪儿？很多人都没有信心。毛主席用他的激情，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鼓励了全军的士气。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是先进的工业国，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国力差距大，当时的国民情绪比较悲观，觉得打不过日本。但毛主席激情满满，非常乐观，从长远进取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必将胜利，发布《论持久战》，认为中国必将战胜日本，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抗日雄心。
还有很多事例，毛主席总是用他的激情，燃烧大家的内心，让大家斗志昂扬向前进。
但即使强大如伟人，终究也是人，有时候激情似火，进取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会冲动。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抓住老蒋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党。
由于老蒋发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迫害过很多共产党员，还在五次围剿以及长征途中，对我党开展不遗余力的军事打击，造成了很多同志牺牲。就连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的死以及两个儿子的走散，都和蒋介石有很大关系，毛主席可以说和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
毛主席的第一反应是“蒋介石恶贯满盈，岂知也有今日！”，朱老总也随着说道：“这次恐怕要首先拿这个委员长开刀了！”。于是，毛主席回电给张学良，电报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
仔细阅读最初的那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毛主席原本是不打算放了老蒋的，也没有想要尊奉老蒋为抗日最高领导人，让老蒋来指挥全国抗日，而是想着要“公审”老蒋，如果一旦公审，老蒋自然难逃一死。
在中央决策会议上，毛主席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还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种做法，无疑是要处决老蒋，然后在西安成立和南京对抗的中心，虽然也抗日，但是要以西安为主。
由于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内的权威性，他的意见得到了党内高层的认可。
朱老总主张，杀了老蒋再讲其他。
张国焘主张：“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也要求审蒋、杀蒋。
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正如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所讲：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这样，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所有群众的杀蒋热情被点燃了，很多群众自发地召开大会，群情激奋地表示：“从1927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
对于蒋介石的炽烈的仇恨之火，在保安熊熊燃烧！
但还好，毛主席的身边有周总理，他智慧如水，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激情似火的时候，他非常冷静。
周总理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去抗日，更不能审蒋、杀蒋，而是要联蒋、拥蒋，一起抗日。
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还亲自跑去西安斡旋，向毛主席陈述“保蒋安全”的重要性，陈述了“联蒋抗日”的重要性，周总理解释：“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倘若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给日军灭亡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
毛主席虽然和广大共产党员一样，和蒋介石有仇恨，但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甚至政党的私仇都不算什么，毛主席冷静下来，同意了周总理的意见。
就这样，毛主席的激情之火燃烧起来了，点燃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但烧得过旺的时候，周总理的智慧之水及时劝阻，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写及：“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
尼克松这句点评非常中肯，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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