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行潜离重庆，次日飞往越南河内。12月22日，日本近卫内阁为诱降国民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
29日(艳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对近卫声明表示响应，并建议国民政府以日本所提三原则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艳电的发表，表明他已公开叛国投敌。
【名词解释·艳电：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一般特指汪兆铭（即汪精卫）于1938年12月29日由林柏生代为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式声明，表示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声明称为《艳电》，因29日的韵目代日为“艳”而来。】
汪精卫的生平及正式叛变日本的经过可以归纳如下：
一、生平
汪精卫（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又名汪兆铭，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
他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也有池步洲等人的证言说，可能是被戴笠等谋杀的。
二、正式叛变日本的经过
- 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集团竭力反对抗日作战，宣传“亡国论”。
- 秘密接触与会谈：1938年，汪精卫指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多次与日本参谋本部影佐祯昭、日本特务今井武夫、陆相坂垣征四郎等进行秘密接触与会谈。
- 签订协议：1938年11月20日，汪精卫等人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并拟定了叛国投敌计划。
- 逃离重庆：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往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
- 公开投敌：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电（即艳电）响应，宣称愿以近卫文麿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进行谈判，公开投敌。
- 成立伪政府：1939年4月，《汪平（沼）协定》正式达成。12月底，日、汪在上海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合作。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日本挑衅，汪虽为行政院院长，但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围困，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中国军事经济落后，组织幼稚不完善，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
汪精卫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豪壮腔调，但内心畏怯，私下里暗示抗战必败。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
他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日本政府发出灭亡中国的“近卫声明”，蒋介石怒斥其暗藏阴谋。汪精卫却为其辩护，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点主张，旨在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
早在1937年，汪精卫就发表讲话，承认和战皆会吃亏，但求抵偿与打败仗。另据记载，汪精卫曾问冯玉祥“抗战到底”的“底”在何处，冯回答为日本无条件投降。汪认为冯的回答就是丘八的狂妄无知。周佛海也发表妙论，称中国无法与日本相比，战争延长对双方都不利，但日本感到困难时，中国已痛不可忍……
又比如，在革命党策划刺杀摄政王的早期阶段，内部成员曾普遍认为这一行动的意义相对较小，而潜在风险则极为巨大。在此背景下，汪精卫撰写了《釜薪论》一文，深刻阐述了革命进程中的两种角色：釜与薪。其中，釜象征着能够经受住水火考验、历经长期磨练的坚韧品质；而薪则代表着短暂而辉煌的瞬间燃烧。汪精卫自谦地表示自己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甘愿成为那短暂而璀璨的薪（其实也是因为他不能持之以恒，容易被困难击倒）。
针对汪精卫的这一观点，陈立夫曾发表评论指出，汪精卫最为欠缺的正是那种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毅力，认为“书生难成大事”。
而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陈公博则给出了另一番评价，他认为汪精卫在面对困境时往往选择逃避，强调“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出逃），合则留不合则去”，并指出“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在历史上也有一些人说，由于陈碧君和周佛海等人的劝说和推动，促使了他立场的转变，其实如果一个革命者真心抗日、足够坚定，他的立场是不会变的。
汪精卫与南京国民政府助纣为虐，策反近百万国军，组织「伪军」清乡，使人民生活困苦。经济上，协助日军搜刮沦陷区。思想教育上，汪精卫推广与日媾和理念，削弱民众反日情绪。他承认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伪满洲国，被视为出卖领土，罪不可赦，可以算是分裂国家罪。
全面抗战期间，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而韧性正是这一过程中最为宝贵的品质。然而，在胜利即将到来的前夕，汪精卫却陷入了悲观绝望的情绪之中，缺乏民族自信心、也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目的的本质、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对日方的劝降一拍即合；最终走上了叛国的不归路。
所以，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期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并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自卑短视、患得患失造成了他的可耻选择和人民的灾难，曾经的革命者晚节不保，令人感到非常可耻、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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