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2万多西路军几经血战，所剩无几。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为了尽力保存有生力量，决定将余部分为左、右两个支队：右支队1000余人，由李先念等人率领，向新疆挺进；左支队500余人，由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向东转移。
此后王树声带领左支队历经3个多月的频繁战斗，最后只剩下10余人闯出了千难万险的祁连山。为了避开敌人，王树声决定将剩下的人分为两拨，分别化装返回延安。
王树声和西路军骑兵师长杜义德、第9军的营长谭云保、警卫员饶金才为一拨，他们在赶了几天路后，找了一个骡马店住了下来。但王树声等人在住店时，无意中暴露了随身所带的枪支和金戒指，这引起了当地土匪的注意，当天夜里，一伙20余人的土匪将骡马店团团围住，并要王树声等人把身上的金银财宝全都交出来，否则就别想走出去。
在这个危急时刻，杜义德等人早已把枪口对准土匪，杜义德问王树声：“打吧？”
王树声连忙制止说：“先别开枪！我看这伙人不像是马家军……”
杜义德急了：“不打，我们都得被活捉，当俘虏！”
此时门外的土匪头子喊道：“共产汉子，把枪放下，快把金子交出来，我们要的是金子银子，不要你们的命！”
王树声经过再三考虑，对杜义德等人说：“都把枪放下，放下！”
杜义德听后大怒：“副总指挥，你……”
谭云保、饶金才也大吼了起来：“副总指挥，我们宁死也不能缴枪！”
王树声“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杜义德等人面前，他说：“同志们，我们面对的不是仇敌马家军，而是一伙拦路打劫的土匪。他们要的是我们的金条和枪支，不会要我们的命。他们人多势众，我们人地两生，打起来只能遭受无谓的牺牲。我们的使命是回到陕北，找到大部队，向党中央报告情况。革命战士不怕死，可死在这里值得吗？”
在王树声的耐心劝说下，杜义德等人终于放下了枪。经过一番商谈，王树声等人将身上的枪支弹药和金银财宝全部给了土匪，土匪则给他们每人退回了两个金戒指，用作回去的路费。
经过此次教训后，王树声决定进一步缩小目标，他又把4个人分成两组，他和饶金才一组，杜义德和谭云保一组，分头赶路回到延安。不久以后，王树声在路上遇到了敌人，在交火的过程中，他和饶金才也走散了。
此后王树声一个人钻进了腾格里沙漠，走了3天才走出来，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老汉，便上前打听道路，老汉却反问道：“客官是做啥的？要去哪里？”
王树声长叹道：“我从外地来这里做生意，路上被土匪打劫一空，如今身无分文，靠讨饭回老家去。”
老汉却说：“客官，真人面前莫说假话，听你说话的口音，看你的神色举动，都不像个生意人，你不讲，我也明白。前边镇上有马家兵，这样吧，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跟我走。”
王树声把心一横，便跟着老汉一起走了。老汉名叫俞学仁，他把王树声带回了女儿家里，他的女儿、女婿对王树声十分客气，做了一桌子菜。饥肠辘辘的王树声顾不得斯文，一阵狼吞虎咽地吃了个饱。
王树声吃完饭后，就急着要赶路，俞学仁笑着对他说：“我说句实话吧，你哪里像个买卖人？我看你是红军。这些天，被打散的红军有三五成群的，也有单身一人的，都是穿得破破烂烂，一边要饭，一边往陕北奔。红军都是为穷人的，他们遭了难，我们老百姓能帮多少忙就帮多少忙。这样吧，你在这里歇几天，养养身子，我再送你去陕北。”
三天后，王树声养好了身子，坚决要走，俞学仁对他说：“谅你这身打扮，走不多远，就会被坏人认出来。你先委屈一下，穿上我女婿的衣服，装成我的女婿，我们一块儿像走亲戚的样子，路上你装哑巴，遇到事由我来应付。”
王树声便理了发，刮了胡子，打扮得像一个农民，跟着俞学仁一起上路了。在经过马家军的炮楼时，匪兵头子问俞学仁：“你们是干什么的？”
俞学仁指着王树声回答说：“这是我的女婿，他是个哑巴，在家捅牛屁股的，我们是去走亲戚。”
匪兵头子却冷笑一声：“耍什么把戏，捅牛屁股的？这食指上的老茧哪来的？明明是共匪！”
俞学仁急中生智，连忙从篮子里拿出一只干兔，一边递给匪兵头子一边说：“长官，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别看我女婿是个哑巴，打猎倒是把好手，你看，这兔子就是他打的，送给长官吧！”匪兵头子收下了兔子后，才放俞学仁和王树声过去。
此后俞学仁一直护送王树声渡过了黄河，终于到达宁夏同心城找到了红军。
毛泽东听说王树声回来了，非常高兴，亲自在延安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王树声向毛泽东报告了西路军作战的情况，并认真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毛泽东却说：“你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前一阵子向前同志回来了，我就说过，能回来就好，就是胜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鸡就有蛋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继续前进。”
不久以后，毛泽东亲笔写了信，安排王树声到“抗大”第三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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