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造成了今日分裂的法国？|巴黎|文化主义|法兰西|法国|美国|英国|马克龙

纪录片《我要阳光》

12 月 5 日，法国总理米歇尔·巴尼耶在反对派发起的不信任投票中下台。今年 6 月，在极右翼和左翼政党领先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法国总统、中间派领导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宣布解散议会，提前进行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他于 9 月提名的中右翼总理巴尼耶上任不足 3 月即遭推翻，成为法国现代史上最短命的一届政府。

法国左右翼的政治博弈仍在继续。是什么造成了今日分裂的法国？

早在 2018 年，当“黄背心”运动席卷整个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和极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都曾尝试利用这些白人工人群体的力量。不论在特朗普上任后的美国，还是脱欧投票后的英国，似乎人人都认为这一群失落的本地人的想法是左右政治的关键。或者正如“黄背心”的代言人们所说，中产阶级中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才是造成不满的罪魁祸首？

今天单读分享由徐龙华翻译的詹姆斯·麦考利（James McAuley）《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Low Visibility”）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麦考利深入剖析了黄背心运动背后的事实基础与思想空白——在这场运动对于其他议题的态度上，这样的矛盾也数不胜数。这些矛盾之中，也许埋伏着全球政治分裂现象共有的症结。

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1】

撰文：詹姆斯·麦考利（James McAuley）【2】

翻译：徐龙华

“穿上荧光黄背心，就是为了让人看见。”

2018 年 1 月，当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政府加征一项税收，将柴油价格和汽油价格每升分别提高七点六生丁和三点八生丁（分别约为九美分和四美分）时，在法国，开车的费用就已经很贵了；政府计划在 2019 年 1 月进一步增税。征税是为了减少碳排放，兑现马克龙总统“让我们的星球变得再次伟大”的崇高承诺。

普里西莉娅·卢多斯基（Priscillia Ludosky），彼时三十二岁，是住在巴黎郊外塞纳—马恩省（Seine et Marne）的一名银行职员。她别无选择，只能每天开车进城上班，通勤费与日俱增。“当你定期为某样东西付费时，累积起来就真的很快，而且增幅巨大，”她最近对我说，“有很多事我都不喜欢，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推动了一把。”2018 年 5 月底，她在 Change.org 网站上发起了一项名为“为了降低加油站的燃油价格！” （Pour une Baisse des Prix du Carburant à la Pompe! ）的请愿活动。

整个夏天，卢多斯基的请愿活动——在承认减少污染这一“绝对高尚”目标的同时，提出了六项替代性政策建议，包括补贴电动汽车和鼓励雇主允许远程办公（remote work） ——几乎无人关注。到了秋天，她又尝试了一次，说服塞纳—马恩省的一个电台主持人，若请愿书获得一千五百个签名，就对自己进行采访。她把这项挑战发在自己的“脸书” （Facebook）页面上，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收到了签名。当地一家新闻网站随后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分享了这份请愿书，并在网上疯传开来，最终，超过一百二十万人在上面签名。

埃里克·德鲁埃（Éric Drouet），三十三岁的卡车司机，也是一名来自塞纳—马恩省的反马克龙的激进分子，在“脸书”上发起一项活动，号召大家 11 月 17 日那天在全国封锁道路，以抗议高油价。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五十一岁的自由职业者、催眠治疗师雅克琳·穆罗（Jacline Mouraud）自录了一段时长四分三十八秒的对马克龙的讲话，并将视频发到“脸书”上。“自从你上任以来，就一直在追逼司机，”她说，“这种行为还要持续多久？”穆罗的谩骂视频被观看了六百多万次，“黄背心”运动（gilets jaunes）就此诞生——因高可见度的黄背心而得名，法国司机必须把这种背心放在车里，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在一个将抗议视为公共生活的重要仪式的国家，“黄背心”运动的暴力性和攻击性也令政府深感震惊。它几乎立马就超越了碳排放税问题和住在大城市郊外的法国开车族的经济负担问题。每个周六举行的示威活动从 11 月中旬开始，持续了三个月，此前一直蛰伏的愤怒情绪爆发了。示威者殴打警察，往记者脸上泼酸，并威胁政府官员的性命。双方都存在暴力行为，欧洲议会谴责法国当局对抗议者使用“闪光弹枪”，使人群中不少人致残甚至致盲。但“黄背心”拥有电影里那种大肆搞破坏的才能。11 月下旬，他们毁坏了巴黎凯旋门的部分建筑；2019 年 1 月初，他们征用一辆铲车，然后撞向国务部厚重的大门，迫使一位现任部长从政府大楼中仓皇撤离，这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纪录片《一个用英明撑起的国家》

“黄背心”不仅仅是一场抗议运动。这是一场当代的扎克雷起义（jacquerie）【3】，一把在外省延烧并直指巴黎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激情野火。自 1789 年以来的法国历史可以被视为一系列的反精英运动史，然而“黄背心”运动却没有真正的先例。与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不同，这是一场没有乌托邦理想的无产阶级斗争。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布热德主义运动（Poujadist） ——一个小店主联盟，既反对“偷窃和非人道”的国家的“美国化”，同样也被反犹太人的阴谋论吸引——亦有所不同，包括小店主在内的“黄背心”似乎乐于捣毁商店橱窗。这倒有点像狂欢节的样子：由颠覆规范带来的一丝喜悦，对荒唐怪诞之举的刻意拥抱。

许多人说，“黄背心”运动不过是另一个“民粹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词现在已经用得很滥，以致于几乎毫无意义。人们将其与英国的脱欧，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尤其是意大利的五星运动（Cinque Stelle）【4】相提并论。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黄背心”运动是非政治性的，而且很激进。他们没有正式纲领，没有领导阶层，也没有可靠的沟通渠道。每个人都可以为这场运动代言，但又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代言。当内部的一个小派系为即将于 2019 年 5 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时，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内部：对许多“黄背心”来说，这十个毛遂自荐的人（其中包括一名护士、一名卡车司机和一名会计师）都是事业的叛徒，他们竟敢效仿其他“黄背心”所蔑视的精英。

政府的让步收效甚微。迫于越来越大的压力，马克龙在 2018 年 12 月中旬的一次电视讲话中庄严宣布，放弃原定于 2019 年开征的碳排放税。他还发起所谓的“大辩论” （grand débat），到法国农村地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回演讲，旨在更好地了解普通民众的关切。在其中的一些辩论会上，马克龙忍受着愤怒的地方市长长达六个多小时的严厉批评。但这些姿态既没有平息抗议，也没有消除那些仍继续参与运动的人的愤怒。表演才是重点。在早期每周示威活动被称为“多幕剧行动” （acts）期间，运动成员拒绝与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会面，理由是他不允许对会面进行电视转播，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关于“黄背心”运动，也许最令人瞩目的东西就是他们穿的背心：汽车所有权的象征，但更为根本的是需要被人看到的物质需求。

法国的贫富差距没有美国和英国那么严重，但也在加剧。在富裕的西方国家中，战后法国的“福利国家” （l’État-providence）制度堪称奇迹。法国的卫生和教育制度几乎完全免费，同时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2017 年该国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46.2%——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这个再分配水平是最高的，使得法国可以通过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消除贫困。在这 46.2% 当中，法国政府拨出大约 28% 用于社会服务。

“法国的社会模式已经高度一体化，以至于让人觉得这种情况似乎理所当然，早已有之。”一位研究不平等问题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社会学家亚历克西斯·斯皮尔（Alexis Spire）最近告诉我。我遇到的一些“黄背心”人士说，尽管他们缴纳了税款，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从任何社会服务中受益，因为他们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但是，任何曾经获得过住房补助、免费开药或十六周带薪产假的人都受惠于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的效果往往是看不见的。

可是，法国的富人却变得愈加富有。1983 年至 2015 年间，法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每年增长不到百分之一，而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税后收入增长了百分之百。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收入几乎是最底层百分之二十的人的五倍。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有别于所谓的“辉煌三十年” （Trente Glorieuses，指二战后法国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指出的，1950 年至 1983 年间，大多数法国人的收入以每年约百分之四的幅度稳步增长；而该国最富有的人收入只增长了百分之一。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个国家地理断裂的程度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虽然巴黎一直是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但法国也曾是个珍视并保护其充满生机的外省生活的国家。这就是那个正宗的法兰西（la France profonde）【5】，一个古老而真实存在的法国，有着宁静的石头村庄和每个周日都门庭若市的当地面包房。“亲爱的法兰西，我童年时亲爱的祖国，”低吟歌手夏尔·德内（Charles Trenet）的一首深受人们喜爱的歌这样唱道，“我的村落，有着钟楼与素朴的房子。”如今，乡村已人去楼空，面包房也关门大吉。

这个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大型跨国超市进入法国外省的城镇郊区，威胁到了当地企业的生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令这些企业窒息而死。【6】在阿维尼翁、阿让、加来和佩里格这些昔日繁华的城镇，如今有一种恐怖的寂静：窗户被木板紧紧封死，人烟越来越稀少。这是尼古拉·马蒂厄（Nicolas Mathieu） 2018 年获得法国最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的小说《他们之后的孩子》（Leursenfants après eux）【7】中以惆怅之美唤起的世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国高速铁路网不断扩张，使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与巴黎都建立了良好的交通联系，但也有许多小镇未来永远不会通高铁，那些被废弃的 19 世纪的火车站，现在只是青少年消磨时间的地方，成了过去时光留下的遗物。在这些城镇，开车是人们上班的唯一方式。2018 年 11 月底，我在弗朗什—孔泰大区（Franche-Comté）遇到一位叫马尔科·帕万（Marco Pavan）的五十五岁的卡车和出租车司机。他当时跟我说的一番话——碳排放税如何看起来像是巴黎精英分子的讥讽——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问问一个巴黎人——对他来说这些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不需要开车，”帕万说。“可是没有公交车或火车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我们必须要有车。”我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自贝桑松（Besançon）的一篇报道中引用了这句话；在网上评论区，许多人抨击这场运动，将它视为一种落后的反环保主义——他们根本就不懂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很少有人能像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吉吕（Christophe Guilluy）那样对“边缘法国” （la France périphérique）问题著述如此广泛，“边缘法国”是他普及推广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被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所抛弃的人民和地区。自 2010 年《断层法国》（Fractures françaises）出版以来，吉吕就一直在研究他所称的“和平、温和与共识社会的错觉”的神话和现实。他是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历史学家乔治·邦苏桑（Georges Bensoussan）和随笔作家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 ——中的一员，近年来，他们认为自己挚爱的祖国（patrie）已经陷入无可避免的衰落，这是自 1789 年以来对法国右翼的经典批判。但吉吕的衰落叙事有所不同：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或广义上所理解的“衰落”。在他看来，法国的衰落是结构性的，是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消失”的地方的结果。

1964 年出生于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吉吕，是法国著名知识分子中的异数：他是巴黎郊区而非法国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grandesécoles）的产物。显然，他的很多批评都是个人化的。在吉吕孩提时，他家当时住在巴黎工人阶级聚居的贝尔维尔地区（Belleville）。巴黎城市改造时，他家的房子要被拆除，所以全家被迫搬到移民大量聚居的拉库尔讷沃（La Courneuve）郊区，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中产阶级化，”他在 2017 年对《费加罗报》（Le Figaro）说，“对本地人来说——本地人和年轻移民一样都是白人工人——引发最多问题的不是马格里布人（Magrebis）【8】的到来，而是布波族（bobos）【9】的到来。”

一直以来，这都是吉吕的战斗口号，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智用在抨击他所认为的布波族的伪善上。他首次公开亮相是2001年在《解放报》（Libération）上发表一篇短专栏文章，运用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创造的那个术语来描述法国的社会生活。他当时写道，全国各大城市中心正在发生“被社会上层阶级隔都化（ghettoization）【10】 ”的现象，跟他自己家庭一样的人受到了排挤。

吉吕在 2014 年的一本书里具体阐述了这一观点，为他赢得了爱丽舍宫的关注，并经常在法国电台节目中露面。这本书就是《边缘法国：工人阶级是如何被牺牲掉的》（La France périphérique: comment on a sacrifié les classes populaires），他在书中声称，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受物价飞涨的部分影响，法国的工人阶级被赶出了大城市，沦落到农村地区，这种状况犹如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2016 年他在《法国精英的暮光》（Le crépuscule de la France d’en haut）中进一步深化其观点。现在，这本书被翻译成了英文《精英的黄昏：法国的繁荣、边缘和未来》（Twilight of the Elites: Prosperity, the Periphery, and the Future of France），是一部精辟的长篇大论，对法国的布波族精英以及他视之为无耻拥抱“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化社会”和一种空洞的、感觉良好的多元文化宽容信条进行了抨击。2018 年，就在“黄背心”运动崛起前一个月，他出版了《无社会》（No Society）一书，书名来自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1987 年的一句名言“并不存在社会这回事”。

在吉吕看来，在大城市的“郊区” （banlieues），移民工人阶级已经取代“本地”工人阶级。他认为，这个本地人阶级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为法国精英为了巩固对权力的控制而“有意让他们从公众意识中消失”的“不被注意的存在”。城市现在是精英及其仆人的专属领地，吉吕所说的“无社会”的意思是，城市日常生活中阶级冲突的明显迹象已经消失不见。这就是他所说的错觉：养尊处优、闭目塞听的巴黎人相信一切都岁月静好，而那些唱反调的人却觉得生活远不如说的那么好。他在《精英的黄昏》中写道：“法国农村一触即发的不满情绪从未真正被重视过。”

纪录片《我要阳光》

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许多法国媒体宣称，吉吕实际上预见了“黄背心”运动的崛起。毕竟，他们似乎实现了他关于精英们“背叛人民”的预言，即使他对“人民”到底是谁总是含糊其辞。尽管来自这场运动的批评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吉吕却充当了其事实上的诠释者。

《无社会》说出了许多“黄背心”努力想表达或拒绝表达的东西，这是介于警告和威胁之间的模糊的中间立场：“席卷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只是工人阶级产生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可见部分，将迫使精英重新加入真正的社会运动，否则就消亡。”

然而，就目前而言，只有一位精英分子，“黄背心”希望其消失，即使运动的势头有所减弱，要求暴力推翻他的呼声却仍在继续。

对马克龙强烈而深刻的个人仇恨是“黄背心”运动唯一一致的呼声。起义开始前十八个月，这个人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在英国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取得胜利后，他承诺法国要走“第三条道路”。然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马克龙传奇式的故事都已经结束了。

某种程度上，法国人总是反对他们的总统，但马克龙引发的愤怒却是独特的。这倒不是因为任何特定的政策，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尤其是他的语言。“马克龙先生总是拒绝回应我们，”一位五十三岁住在巴黎郊区的足科医生米丽埃尔·戈特兰（Muriel Gautherin），在 12 月举行的一次香榭丽舍大道游行上对我说，“是他侮辱了我们，而他应该加以回应。”当我问她对这位法国总统最反感的是什么时，她的回答很直白：“他的话。”

她说得有理。马克龙总统任内最早采取的一个行动是将法国住房补助计划“个人住房补助金” （APL，Aide personalisée au logement）受惠人的每月津贴削减五欧元。大约在同时，他下调了对那些拥有净资产至少一百三十万欧元的法国人征收的财富税——这是密特朗时代的遗留问题。

马克龙上任以来曾有过无情地侮辱穷人的记录。2014 年，当他担任法国经济部长时，对布列塔尼一家屠宰场解雇九百名员工（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一事回应说，其中一些雇员“大多是文盲”。2016 年，他被记者拍到在埃罗省与一名劳工活动分子发生激烈争执。当这位活动分子指着马克龙一千六百欧元的西装，说这是他特权的象征时，这位部长回答说，“买得起西装的最好办法就是工作”。2018 年，他告诉一位年轻的失业园丁，他只要“穿过马路”，就能找到一份新工作。

然而，没有什么能比马克龙在为 F 站揭幕仪式时所作的声明更羞辱人的了，F 站是位于巴黎十三区的初创企业孵化器，坐落在一个改建过的铁路货运仓库。它是一个洞穴般的硅谷领事馆，一个玻璃高耸的园区，向所有那些有“伟大创意”的人开放，这些人不但能每月支付 195 欧元的办公桌费用，还能使用流利的英语填写申请表。（该组织的网站说：“我们不会考虑任何其他语言。”）谷歌、亚马逊和微软在这里都设有办事处，而且在一个充斥着劣质咖啡的城市，这里的意式浓缩咖啡可想而知一定非常美味。2017 年 6 月，马克龙在那里发表演讲。“一个火车站，”他说，意指这座建筑的起源，“它是我们遇见那些成功者和那些一事无成者的地方。”

就是那一刻，大部分法国公众才意识到，在他们的总统眼里，他们一文不值。“一事无成者” （Ceux qui ne sontrien）这个词一直萦绕于心，创巨痛深。因此，穿上黄背心，不仅是宣布一个人有其价值，也是宣布一个人的存在。

总的来说，“黄背心”们并不是法国社会最穷的人，这不足为奇。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言，革命不是由那些受苦最深的人推动的，而是由那些经济状况一直在改善，却遭遇生活突然且急剧下降的人推动的。“黄背心”们的境遇似乎就是如此：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来自不稳定的中下层阶级，这个群体渴望过上中产阶级稳定的生活，并设法通过减少购买某些服装品牌、最新的 iPhone 手机和最新的电视机等消费来获得稳定。

2018 年 12 月中旬，《世界报》报道了一对参加运动的年轻夫妇的故事，他们来自法国中北部的桑斯，名叫阿尔努和杰西卡，两人都年方二十六。他们和四个孩子住在一个政府公房区，靠阿尔努当卡车司机每月挣的两千七百欧元的收入生活，其中包括一千多欧元的政府补助。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ée）的统计数据，对于这样一个六口之家来说，这一收入使他们正处于贫困线，甚至可能略低于贫困线。但阿尔努和杰西卡告诉《世界报》，他们要为大儿子上空手道课和为狗买宠物用品的开支而苦苦挣扎。不工作的杰西卡对《世界报》说：“如果孩子们穿的衣服品牌较差，就会对我们恶语相加。我不想让孩子们被他们的朋友取笑。”她说自己分别在三个周末前往巴黎参加“黄背心”抗议活动——这趟旅程想必花了她不少钱。

《世界报》的读者中很多人都富有教养，生活富足，并且是马克龙的支持者，他们很快就群起攻击阿尔努和杰西卡。但这些攻讦都没有抓住这对夫妇观点的要害，那就是他们感到一种似乎无可逃避的羞辱感，害怕从爱丽舍宫到他们孩子的学校无处不在的嘲笑。他们诠释了“黄背心”背后某种深刻的东西：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未实现的期望所推动的。对许多示威者来说，生活根本不是他们相信的那样，也不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那样。“黄背心”运动呈现出了争取应得权利的一面，并且在抗议法国人所说的“阶层下滑” （déclassement），即在一个经济增长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社会中，中产阶级梦越来越飘渺虚无。这种对应得权利的争取似乎使“黄背心”与移民和有色人种疏远了，抗议队伍中基本看不到移民的身影，他们的状况实际上往往更糟糕。“这些人不是不再抱有希望，不是没有住处，也不是没有工作，”法国争取种族平等的活动家罗哈亚·迪亚洛（Rokhaya Diallo）最近跟我描述这场运动，“他们只是想保住这种地位。”

“黄背心”没有什么重大深刻的理念：怨恨并不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他们仍然是易燃的真空，极右和极左的极端主义煽动分子都想利用他们的愤怒。最近更名为“国民联盟” （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和左翼的“不屈的法国” （La France Insoumise）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都曾试图将这股运动的草根力量引入自己的政党，但迄今为止“黄背心”一直抵制这些请求。“黄背心”也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外交争端的旋涡：2019 年 2 月初，意大利副总理路易吉·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巴黎郊外与两名运动成员见面，给了马克龙背后一刀。两天后，法国自 1940 年以来首次召回驻意大利大使，但“黄背心”并不想利用这种关注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相反，却发生了内讧——在推特上爆发了一场关于谁有权在国外代表这场运动，谁又无权代表的口水战。

一个无组织的运动的核心思想空白很容易就被对“他者”的仇恨所填补。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在“黄背心”身上了。虽然《世界报》进行仔细分析后认为，从运动开始至 2019 年 1 月 22 日期间，在“黄背心”脸书页面上分享频率最高的两百条信息中，种族和移民问题并非主要的关注点，但仍有一些“黄背心”被记者拍到做出反犹手势，在巴黎地铁上侮辱一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并声称记者“为犹太人工作”。重要的是，“黄背心”从未集体谴责过任何一起反犹事件——对于一个避开任何组织的运动来说，沉默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同样，总部设在巴黎的法国让—饶勒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进行的一项深入研究也显示了阴谋论在这场运动中的盛行程度：那些参加过“黄背心”示威活动的受访者中，有百分之五十九的人表示，他们相信法国的政治精英们在鼓励移民以取代他们，百分之五十的人表示他们相信有一个全球“犹太复国主义”阴谋。

该运动的成员往往很快指出，“黄背心”运动并非出于身份政治的动机，然而任何看过他们示威游行的人都会面对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对黄背心的象征意义关注太多，而对穿黄背心的人绝大多数是中下阶层白人这一事实关注太少。在法国这个也许是西欧种族最多元化的社会中，“黄背心”真的像该运动某些人一向声称的那样，可以代表“人民”吗？普里西莉娅·卢多斯基，可以说是第一个“黄背心”，是位黑人女性。“这个问题很复杂，”她告诉我，“我无言以对。”

纪录片《我要阳光》

显然，“黄背心”在法国人口中也属于少数：在一个拥有六千七百万人口的国家中，单日参加示威的人数最多也就二十八万两千人，而且这个数字每周都在持续下降，2019 年 2 月 16 日“第十四幕抗议行动”期间下降到四万一千五百人。在 2018 年 11 月和 12 月的另外两个周末，巴黎的两场游行（一场是争取妇女权利，另一场是反对气候变化）吸引的人群远远多于“黄背心”。但是，政治家、媒体，甚至是该运动最尖锐的批评者，都把这少数人的关切当作普遍性的问题。尤其在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之后，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白人即使没有表达明确的讯息，也会引起公众的关注。

多年来，法国的有色人种公民一直在抗议社会不平等，却没有受到任何这般重视。2005 年，法国警方在巴黎郊区克利希苏瓦布瓦（Clichy-sous-Bois）杀害两名少数族裔青年，引发了一系列针对警察暴行的暴力骚乱，但政府宣布法国正式进入紧急状态，而不是发起“大辩论”。2009 年，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Guadeloupe and Martinique）的居民因为不满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爆发大罢工——这场长达四十四天的骚乱抗议燃料价格上涨，并要求提高最低工资。2017 年，法国另一个海外省法属圭亚那（French Guiana）也发生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抗议活动，当地居民示威抗议，尽管最低工资较低，但日用品比法国本土的还贵百分之十二。法国政府对这两起事件反应迟缓，而“黄背心”的关切却让总统亲自致歉，并作出许多让步。

吉吕对“边缘法国”的分析最终未能很好地解决法国明显处于边缘的海外领地问题，但他没有回避身份问题。他看到“边缘法国”的不满和怨气当中有种族因素，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在他的作品中，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出现在他承认却拒绝对似乎是出于种族动机的白人工人阶级的行为进行审视的时候。“边远社区的公共住房现在是工人们希望能够继续住在大城市附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在《精英的黄昏》中写道，描述了最近法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天文数字般的暴涨，“这些房子大多被移民租户占据，法国出生的白人工人却没有份。除非发生一些完全不可预见的事态转折，否则他们从最大的城市中心被驱逐将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吉吕承认结构性变化的受害者可能是不宽容的，也不会削弱他关于“边缘法国”的更为普遍的观点。

吉吕还经常炒作大众对移民的焦虑，这些焦虑通常来自有争议的理论家，如提出“大替换”思想（le grand remplacement，即所谓的用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移民对法国白人进行“大更换”）的米歇尔·特里巴拉（Michèle Tribalat）。在解释自己关于“人口革命在进行中”的观点时，吉吕被指责夸大了统计数据。他在《断层法国》中写道，法国“每年欢迎的合法外国人不到二十万”。但这些说法遭到法国著名移民历史学家帕特里克·魏尔（Patrick Weil）的抨击，他在其著作《共和国的意义》（Le sens de la République, 2015）中指出，吉吕没有考虑到这二十万人当中很多是持短期工作签证的人、来来去去的学生，还有其他“非正规”身份的人。吉吕没有回应这些批评，总之，他的言论后来变得更加激进了。在《无社会》中，他写道：“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无力的思想，会造成分裂，使你变得软弱。”

关键问题是，“黄背心”最终是否会同意他的观点。像吉吕一样，他们对现实的社会状况作出了回应。但如果他们跟随吉吕的脚步，最终诉诸种族和族群语言来解释其苦难，他们就会变成一场完全不同的运动，一场重点从来就不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运动。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越过了那条线。

2019 年 2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法国著名知识分子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在蒙帕纳斯大道上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一群“黄背心”看到他，开始大声辱骂反犹脏话。这一幕被视频记录下来，令人齿寒：在巴黎市中心，朗朗晴空下，一群怒汉在众目睽睽之下围住一个他们认识的犹太人，骂他是“肮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呵斥他，“滚回特拉维夫去”。

芬基尔克罗的父母是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波兰难民。他 1949 年出生于巴黎，是法国文化生活中的一名常客，一位多产作家，一档每周一次关于“法国文化” （France Culture）的流行广播节目主持人，也是法国最顶尖的文学机构——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院士。马克龙立即对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用他的话说，芬基尔克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共和国给予我们所有人的象征。”讽刺的是，芬基尔克罗——另一位前左翼分子，认为法国已经陷入不可阻挡的衰落并忽视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危险——是唯一一位从一开始就支持“黄背心”运动的巴黎知识分子。

袭击发生后，我与芬基尔克罗交谈，他解释说，在他看来，“黄背心”就是现实状况的例证。“我看到了一个被忽视和被遗忘的隐形法国，”他说，“穿上荧光黄背心，就是为了让人看见——正如古德哈特所言，是‘某个本地人’而不是‘世界公民’——在我看来，这是绝对合理的批评。”英国记者戴维·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近来在法国右翼圈子里很受欢迎，他是《通往某地之路》（The Road to Somewhere, 2017）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将民粹主义者的愤怒视为对那些“扎根”于某个特定地方的人与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者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必然反应。“法国不是一个‘新创立的国家’，”芬基尔克罗告诉我，“它不能沦落到这个地步。”

芬基尔克罗说，这次袭击表明，“黄背心”最初提出的合理批评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没有真正的未来。“我认为这场运动正在退化。它不再是一场社会运动，而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教派，其话语不再理性。”

尽管巴黎检察官已对袭击者展开调查，但芬基尔克罗没有提出指控。他告诉我，这一事件虽然很暴力，但并不一定说明最近几个月穿黄背心的人都是反犹分子或极端分子。“那些侮辱我的人不是护士、店主，也不是小企业主”，他说，并指出他怀疑自己在环形交叉路口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偏见，每周六“黄背心”抗议者都会聚集在全国各地的这些交通环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路口是这场运动的精髓所在，它是一场反对很多事物的早期动员，但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反对人的孤独感。这些交通环岛很快就变成了临时广场和一种途径，以此重塑许多法国城镇和乡村消失已久的社区精神，不管多么微不足道。

剩下的“黄背心”们现在把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了巴黎，每周的抗议活动只不过变成了一出令人厌恶的戏剧，充斥着像袭击芬基尔克罗那样的场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那些仍然穿着黄背心的人对他们队伍中存在的偏执行为感到不安。而且，许多“黄背心”现在似乎相信，指出这种偏见就等于以某种方式成为政府支持的阴谋的一部分，来引导公众舆论反对他们。

纪录片 La Cravate

比如，斟酌一下 “黄背心”运动的一个主要网络论坛“愤怒的法国” （La France enColère）于 2 月 19 日针对芬基尔克罗袭击事件发表的一份公报。“许多天来，政府及其在全国媒体里的朋友似乎找到了一种新手法来动摇公众舆论并抹黑‘黄背心’运动，”公报这样开头，“我们谴责这个擅长制造假新闻的政府所提出的指控和操弄。”然而，这就是公报谴责的全部内容；它既没有关注芬基尔克罗所遭受的反犹暴力问题，也没有向这位全国名人道歉，而像他这样声名显赫的人很少敢这样为运动辩护。

在我们上次谈话一个月后，我给普里西莉娅·卢多斯基回电话，想看看她对自己的请愿书所发起的运动的近期事态变化有什么看法。她只对讨论她所说的法国政府“系统性地滥用权力来操纵公众舆论”的话题感兴趣。她还相信，政府和媒体的共谋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抹黑这项事业。“如果有人曾经说过恐同的话，那就会出现在每家报纸的头版上。”她对我说。

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令芬基尔克罗哀叹的，并不是所发生的事件细节令人不快，而是那个潜在契机白白浪费了，如今运动日益陷入偏执的狂热之中。正如他对我说的：“本来这是一个反思我们是谁的很好的机会，但现在已经彻底被毁了。”

后记

《纽约书评》2019 年 3 月 21 日发表了詹姆斯·麦考利的文章《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后，有读者进行回应，麦考利予以回复。回应和回复文章以《法国警察的犯罪前科档案》（The Rap Sheet of the French Police）为题刊发在 2019 年 4 月 18 日的《纽约书评》上。

马克·巴兰坦（读者）的回应：

致《纽约书评》编辑：

詹姆斯·麦考利评述克里斯托夫·吉吕的著作和“黄背心”运动的精彩文章（译者注：《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纽约书评》3 月 21 日）提到了 2005 年两名少年的死亡，引发了广泛的城市暴力行为（“法国警方在巴黎郊区克利希苏瓦布瓦杀害两名少数族裔青年”）。

“杀害” （killing）一词似乎并不恰当，是对语言的滥用。这两个男孩被追击，躲入一个电力设施中避难。

没有枪支。没有动机。他们的后背也没挨八颗、十六颗或四十七颗子弹，然而，他们躲避对其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是个错误的选择。这个时候，法国警方也没有上升到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采取丧心病狂的攻击战术的地步。

为此我感激不尽。

马克·巴兰坦（Mark Ballantyne）

法国，于泽斯

詹姆斯·麦考利的回复：

我感谢马克·巴兰坦仔细阅读我的文章，并同意我本可以更清楚地描述 2005 年扎耶德·本纳（Zyed Benna）和布纳·特拉奥雷（Bouna Traoré）的死亡，当年曾引发了广泛的骚乱。这两人是试图逃避警察追捕时在一个变电站里触电身亡的；他们没有被枪杀。这个区别很重要。

不过，我想谦恭地对巴兰坦关于“法国警方也没有上升到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采取丧心病狂的攻击战术的地步”的说法提出质疑。1961 年 10 月 17 日——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法国警察袭击了巴黎数千名举行和平游行支持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抗议者。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引用的数字，在现代欧洲历史上无疑算是最“丧心病狂”的警察暴行中，警方最终杀害了大约两百名示威者。许多受害者的尸体后来被发现漂浮在塞纳河上。更糟的是，当时的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也曾对二战期间协助将大约一千六百名波尔多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致死负有责任。帕蓬后来因其战时行为被判犯有反人类罪——但直到 1998 年，而且在 1970 年代末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执政时期还飞黄腾达升到政府部长职位后才被惩办。

在当代法国，警察的致命暴力问题仍然是一个现实。最近的例子是广为人知的阿达马·特拉奥雷（Adama Traoré）案。特拉奥雷是一名二十四岁的黑人男子，在 2016 年 7 月的一次对峙中，据称有三名警察跳到他的背上后，死于警察拘留所。特拉奥雷的家人几个小时后才得知其死讯，他的兄弟拉萨纳·特拉奥雷（Lassana Traoré）当时告诉我，他的尸体“像条死狗”一样被丢在警察局的院子里。

注释

【1】本文原刊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Low Visibility”（低能见度），中文标题为译者所加。

【2】詹姆斯·麦考利，《华盛顿邮报》全球观点特约专栏作家，《华盛顿邮报》原驻巴黎记者，《大西洋月刊》和《纽约书评》定期撰稿人，关注法国和欧洲的政治和文化。著有 The House of Fragile Things。

【3】1358 年（百年战争时期）5 月 21 日至 6 月 10 日法国东北部农民反对贵族的起义，因贵族习惯于轻蔑地将任何农民称为 Jacques 或 Jacques Bonhomme（呆扎克，乡下佬）而得名。

【4】一个新兴的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创始于 2009 年 10 月 4 日。持强烈的民粹主义观点，还有生态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理念，政治上诉求直接民主和自由上网，同时反对政治腐败。由于观念明确，针对中下层人民的直接利益，因此受到众多民众（主要为学生和工薪阶层）的广泛支持。

【5】关于 la France profonde 这个法语概念的翻译，网上一般译为“深度法国”“深层法国”“法国内地”“法国偏远地区”，但都不确切。为此，译者在网上查考了一些资料，如：新浪微博用户“小诺”在 2012 年 3 月 8 日一篇题为《关于 la France profonde 的理解》的帖子中认为，它并不等同于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人文概念，指深久永恒的法兰西，代表了法国文化中最历久不变的部分。豆瓣友邻 Lawrence Lee 指出，这个概念其实不能理解成指代地区，而是形容一种文化流传与分布现象，即“法国大都市以外的某些区域反而具备了法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以英文举例，法国本土人通常不认同将 la France profonde 直译为 deeply/profoundly French，而是倾向于形容为 the French Heartland，这种英文的表达显然比直译字面意思更接近本义。此概念在中国的最佳对应是“中原地域文化”，可翻译成“法兰西之源”或“法兰西之核”。综合参考上述意见，译者采用了“正宗的法兰西”译法。

【6】自从记者 Olivier Razemon 的《法国是如何杀死其城市的》（Comment la France a tuésesvilles?） (Rue de l'Échiquier 出版社，2016）出版以来，这一现象在法国得到了广泛讨论。就这个问题的英语著述而言，没有人比我的记者同行 Adam Nossiter 撰述更广泛了。特别参见他发自阿尔比的报道：“随着法国城镇的凋零，人们对‘法国特性’的衰落感到担忧”，《纽约时报》，2017 年 2 月 28 日。——原注

【7】此书已有中文版，龙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年 9 月出版。

【8】通常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北非裔人，此处指移民。

【9】布波族是布尔乔亚（Bourgeois）和波希米亚（Bohemians）的缩写组合单词，此处指新中产阶级。

【10】隔都化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居住区隔离现象，在此过程中，少数族裔在物质层面和文化层面上遭受排挤。

【11】根据法国天主教慈善机构（Secours Catholique）2018 年度贫困报告，在法国 880 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无证移民、单身母亲和老年妇女。参见《法国的贫困状况》（État de la pauvrétéen France），www.secours-catholique.org/sites/scinternet/files/publications/rs18-bd.pdf——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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