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了，先生活｜鲁迅一代的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冰心|周作人|虚无主义

距离崭新的一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你年初的迷茫解决了吗？

这届年轻人的困境已经被讨论了太多次，找工作艰难，维持工作困难，离开工作生活就难；没时间恋爱，没时间关照自己的精神生活；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各种具体的苦闷向上升腾，最终成为一种笼罩着我们的巨大的虚无感。

这些迷茫并不是我们独有的。把时钟回拨一百年，那些曾经掀起革命热潮、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们也一样迷茫、虚无、不知所措过。我们想象中拥有蓬勃生命力的五四青年们，其实也经历过和我们一样的困局：毕业即失业，试图脱离原生家庭却无法经济独立，恋爱与婚姻受挫，工作了却和想象的不一样、陷入事业困境。而他们的选择是——先跃入生活中，用积极的行动对抗一切。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首届得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在最新作品《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以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四个内部分化，简洁有力地阐释了晚清至五四一代先贤的百年精神历程。沿着他们一条条的人生线索，我们可寻味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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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他们也曾虚无过

从 1915 年到 1925 年，是广义上的五四时期。在这十年当中，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何以发生？到五四后期，为什么知识分子告别了启蒙，一步步走向了“主义”和“组织”，最后终结了五四时期，开始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国民大革命？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多种角度和途径，然而，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角度来说，有一个之前的研究相对忽略了的问题，即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虚无与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摆脱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五四知识分子先是投身于爱国的行动，运动落潮之后，新的苦闷随之而来，而对“主义”的信仰和从个人走向“组织”，成为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寻找救国路径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不二法门。

虚无主义是五四时期特有的精神现象，蒋梦麟注意到，五四时期的青年心理，“事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学生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今后应该怎样做学生》，虽然发表于1927年，但其中流露的情绪与感叹其实从五四时代就开始了：“旧道德破产了，新道德并不曾建设；旧文化鄙弃了，新文化也不能取以自代。在这彷徨歧途中的学生，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只无舵孤舟，随风飘荡。……前途茫茫，伊于胡底？今后的学生，实在不容易做啊！”

清末民初思想界争论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很少有人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但到了五四时期，由于人们对社会现状普遍失望，而政治失序的背后，是深层的心灵秩序之迷失，于是人生观的问题就成了大问题。对这一问题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五四”的青年作家们。

《觉醒年代》

冰心在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中，借主人公彬君之口说：“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在1919年前后，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问题小说”，冰心、庐隐和叶圣陶是“问题小说家”的中坚，特别是冰心，以此而爆得大名，她的几篇引起注意的小说描写的都是青年们内心的苦闷和忧郁。

五四青年的这种烦恼、惆怅和虚无的心绪，朱自清是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五四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怀疑到终极，是为了获得新的信仰。但当以怀疑的态度拷问一切新知识的时候，反而陷入了更深、更迷茫的精神迷宫，而无法落实内心的安身立命所在。于是，既自信又怀疑，就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症候。

他们如何超越？

面对内心的虚无主义，五四知识分子又如何试图超克呢？钱永祥提出，在一个祛魅的世俗化时代，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纵欲”与“虚无”。所谓“纵欲”，乃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觉，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而所谓“虚无”，乃是当纵欲的亢奋高潮过后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瞬间崩解，沦为对一切价值的麻木形态。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有所坚持。

细细观察一下五四时代，亦是如此。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说过一段话：“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途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鲁迅也是避世的。在教育部当一个小官员，晚上抄碑拓，聊以度日。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曾经“精神纵欲”过，自比尼采式的“摩罗战士”，相信启蒙的力量，可以拯救众生堕落的灵魂。但他以满腔心血编的《新生》杂志，却受到了冷遇，印了一千五百本，只卖出去一百本。

他发现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是“一小撮”：“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就是为什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鲁迅反而意兴阑珊。

《觉醒年代》

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就是所谓的黑暗与虚无的“实有”。世界的本质就是“无”，人的生命本质亦是如此。黑暗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的环境，而是内在于宇宙与人心之中。然而，鲁迅有一句名言：“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虚妄，无论对于宇宙还是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然而，人的终极性意义，不是屈从于命本身，而是反抗宿命，他说，“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

五四的老一代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都是“精神的纵欲”者，对各自的未来充满了乌托邦的憧憬，但鲁迅怀疑基于理性的盲目乐观，更拒斥传教士般对未来天国的虔诚。鲁迅在情感与理性之外，突出的是意志的力量，这种破坏性的战斗意志，是一种悟透了终极的虚妄，但依然积极能动的另类虚无主义，也就是基于虚无的反抗。

鲁迅说过一段话：“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一种马克斯·韦伯说的“责任伦理”。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各种古老的神魅与眼花缭乱的主义已经失去了光彩，价值的冲突使得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不再有信仰。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成了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而鲁迅，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新的伦理价值重新衡量人世、要求自己。

以行动对抗虚无

在 19 世纪的俄国，有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怀疑的、思考的，如赫尔岑、屠格涅夫，第二代是果决的、行动的，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面对大时代中价值的巨大转换与暂时出现的信仰虚空，上一代人要想明白了再行动，但年轻一代，则直接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暂时克服虚无，获得饱满的精神价值。

在五四时期，也是如此。1919 年五四运动的突然爆发，就有这样的心理背景。在运动之前，学生们还在争论各种各样新的思潮，还在为何为新的信仰而苦恼，运动一来，雷霆万钧之下，走向社会的直接行动振奋了爱国学生的精神，之前的颓废、彷徨一扫而去，行动就是目的，行动就是一切，整个学生界风气为之一变。

罗家伦说：“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当京城一波又一波的学生上街，又被军警抓进牢房，而更多的学生前赴后继的时候，这种具有强烈宗教情感的牺牲精神，不仅激励了全国的年轻人，也让成年的商人和市民也站出来，介入了抗议巴黎和会的群众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