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张元英爆红，她们为何如此亢奋|k-pop|韩国|飞天小女警

“糖，香料，还有美好的味道，这些就是被用来制造完美小女孩的必要成分。可是尤教授不小心在他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X。因此飞天小女警就这么诞生了！”

这段经典的旁白，出自千禧年前后风靡一时的美国系列动画《飞天小女警》开场，如要将其对应到当下的公共视野中，打造“完美女孩”的配方，或许可以替换成减脂沙拉和酸奶燕麦碗、瑜伽、美白美容……当然还有最不能缺的“化学物X”，也就是异常强大的内核跟执行力。

在这点上，三次元世界有一个最近蹿红的代言人：韩国IVE组合成员张元英。14岁出道的她，年仅20岁就在Instagram上坐拥1300万粉丝，精通多国语言，坚持凌晨起床健身……不仅如此，每次出席活动都能做好教科书级别的表情和仪态管理，上半年更为全网贡献了“转圈扭胯”的舞台名场面，引得无数人在线复刻。

从偶像工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个100%励志的故事：一个老天赏饭吃、站在金字塔尖的新生代爱豆，永远以“劳模”状态营业。在TikTok上，网友们为其创造了#wonyoungism#（元英主义）的标签，专指在偶像的启发下保持自律，向上，拒绝一切摆烂和躺平行为。

“元英主义”貌似是个新近的概念，但拆开来看，当中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做法，不难让人想到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韩国人图鉴：冰美式和健身房是标配，不睡觉，爱进补。与之挂钩的，还有海内外一水自带发光人设的“高能量”博主。作为个例的张元英，只是恰好集合顶流女团与人气Top的双重buff，继而锁定了人们眼中“完美女孩”的模板。

在贩卖焦虑成为一门“显学”的今天，打击口号式的“上进”宣传，早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但要思考的是，为何大多数人总是一边嘴上说不，一边难敌被拿捏的诱惑？当我们羡慕以张元英为代表的“高能量者”时，我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在无脑跟风和自我隔离之间，是否存在更科学、变通的第三条路？

成为最好，而不仅是优秀

如果说“元英主义”的出圈是个偶然，那么加速其传播、冲击人们视线的，则是K-pop在海外建立起的强悍影响力。

在面向韩国流行文化的研究中，K-pop无疑是热度最高的“座上宾”。伴随其席卷全球的态势，学界开始密切关注到这个庞大产业链背后的经济和思想发展脉络，并试图运用符号学、性别话语、后殖民等相关理论，对K-pop现象进行多个维度的剖析和总结。

任教于宾州切尼大学的教授金久用（Gooyoung Kim）曾在2018年撰文指出：“K-pop产业的管理与生产方式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一致，都是组织形式上的高度中央集权等级制，并出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考量采取上下游联合的方式……本该作为文化产业最核心的创新创意力并不在韩国本土，韩国只是为K-pop提供相对廉价且持续供应的顶尖艺人，由他们演绎从海外购买的曲目和编舞，可以说，K-pop偶像是韩国高度集中化的生产方式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换言之，K-pop爱豆在鲜亮的外表下，和普通人一样都背负着劳碌的“牛马命”。长期关注K-pop的老粉都知道，韩国几大“造星工厂”对旗下练习生的发掘、选拔和培训严苛到何种程度。即便和二代团的拼命相比，如今崛起的五代团常因资质和人气不匹配饱受诟病，但每个出头者仍是外界眼中的“卷王”代表。

拿张元英来说，人们对其好感度的直线飙升，更多源于她的敬业和专注。从2018年6月参加选秀节目《Produce 48》夺冠开始，她便开启了高强度、连轴转的演艺生涯。2023年底，一张其所属经纪公司安排的通告单在网上传开：张元英要在五天内往返三个国家，担任两场年末主持，录制KBS舞台，同时完成五场签售。

即便跳出演艺圈的本职，张元英也极少在自我管理和要求上松懈。

“元英主义”爆火后，不少自媒体以“张元英学习法”“张元英变美思路”等为关键词，深扒艺人在社交动态、采访中透露的边角料信息，将其提炼成一套旨在精准投喂的“完美女孩指南”。

作为商品化包装的手段，这些对爱豆人格特质中“美好”部分的筛捡、拼贴和放大，固然是肤浅的，却可以无缝衔接到另一个熟悉的论调上：制造幻梦，乃是现代偶像工业的支点所在。

尤其对于手握赢家剧本、在整个行业中位居高地的“幸运儿”来说，随时做好满分的榜样，俨然是不可违抗的义务。

这种粉丝和爱豆间的双向奔赴，或可理解为“参与式文化”的一种具体呈现。与其说以“元英主义”为代表的学习和效仿行为，是为了将自己装进偶像的壳子，毋宁说是在攫取某种实在的身份认同。

尤其在东亚等“优绩主义”（meritocracy）盛行的地区，比起身边的“同类”，人们更需要一个高曝光度的、像头顶启明星般的精神寄托，来点燃奋斗的动力。

久而久之，当偶像的力量开始从音乐、舞台等专业化场景，全方位渗透到追随者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亲密感同步建立起来的，还有自认掌控了某种确定性的刺激和满足。

毕竟无论普通人抑或神坛上的爱豆，本质都是血汗工厂的一员。

当个人被扔到规整、统一的秩序框架内，力争上游便成了最稳妥的抵抗和求生策略，即便这种观念是外部“强加”的。

在从生存游戏出局的不安、惶恐蔓延下，从写字楼、自习室到24小时健身房，城市成了昼夜通明的竞技场，原有的闲暇被不断蚕食和剥夺。

这幅私人和公共边界混淆的图景，正应了《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提出的观点：“在他们联结主义的范式里，最有价值的是为活动而活动，永远都在做着什么，在移动，在改变——这才能给你带来声望，而不是稳定，后者往往是无所作为的同义词。”

被忽视的“情感劳动”

尽管在对24/7作息模式的批判中，乔纳森·克拉里敏锐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一落点，但要指出的是，当中围绕战后消费、电视媒介、互联网浪潮等展开的论述，更多仍集中在传统的“生产”领域，而非另一个在今天更加隐性、难以察觉的现象：情感的标准化和商品化。

翻开TikTok上和“元英主义”相关的帖子，一个高频出现的副词条为“self-motivation"（自我激励），与之挂钩的，则是张元英强大的情绪自控力。在被问及对网上负面评价的看法时，她表示自己的为人和他者定义无关：“你是你，我是我。”类似的还有坚信“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并劝诫后辈“工作归工作，你自己才是最珍贵的”。

对于贯彻“元英主义”的粉丝来说，张元英能够跃升为五代团的尖子生，正是得益于其超然的“大女主”心态。即使面对魔鬼般的行程安排，她也甚少将怨气和疲态挂在脸上。在这里，情绪稳定、不内耗从个人品质进化成了一种得体的职业性要素，暗扣的价值观则是，要想“往上爬”就得有相应的承压能力，不能携带太多负能量。

这不仅在偶像行业是如此，各大社交平台上以“高能量”“底层逆袭”“斜杠青年”等为标签的博主，往往都有着超高人气，当中还划分出了护肤、搞钱、知识类（读书）、情感疗愈等垂直的赛道。从用户角度来看，聆听这些博主的经验分享是一种“代偿”，正因自身心力有限，才需要蹭下别人溢出的拼劲。

问题在于，就像市面上很多保健类产品只起到安慰性的作用，“高能量博主”们精心设计的视频和文案，极易将命运之玄妙莫测改写成单边的因果链推论，类似“坚持自律，你就能过上开挂的人生”。

在这些5～10分钟的内容中，结局总是被渲染得无比甜美，进而淡化、遮蔽了背后的垫脚石，比如一个相对健康的原生家庭，一线城市对眼界的培育，发达的人脉和资源检索能力等等，还有各种低调的品牌方植入。

这让人想到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在其名著《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提到的观点，情感劳动者擅于“为观众创造一种幻象，而观众也将之作为礼物接受下来”。一个更能让人代入的例子，就是“情绪价值”作为一个积极心理学的衍生概念，近两年在网上的广泛覆盖和使用。无论你是否赞同它底层的叙事动机，都不能否认把情绪标注成可量化的分数，已成为当前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一些讲求绩效至上、高执行力的行业，用人单位会采用问卷、量表等形式，将“情绪稳定性”纳入面试和考核机制。而当涉及需要分工配合的项目时，和“低能量”原罪相衬托的，恰恰是那些拥有“高能量”天赋的人，他们就像团队里的磁铁，总能带动起办公室的气氛，并且可以看似毫不费力地协调工作跟生活，即所谓的WLB（work-life balance）。

在某大厂负责内容运营、27岁的阿玲，对此深有感触。身为一个天性敏感、耗能高的人，她在今年被调到新的组之后，发现身边同事都有花不完的精力：有的会利用每天早起后几小时的空档，在家自学小语种；有的会卡着饭点去公司的健身房；有的哪怕家事缠身，也很少在人前被打垮，还在周末连报了游泳班和普拉提班。

处在这样被“现充”包围的环境，她总感到有些格格不入，“和同事们比起来，我好像花了太多时间来处理自己那些不知名、没来由的情绪。每当他们规划下次去哪儿玩，学什么东西时，我都插不上什么话，只能躲起来给自己充电”。

像她这样被动边缘化、难以融入某个特定社群的例子，反射出的是情绪的“马太效应”：高能量的人相互吸引和抱团，至于那些心态波动较大的人，指望他人来理解、共情自己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注定是奢侈的。

诚然，具备“高能量”特点的人，未必都要被扣上“精致利己主义”的帽子。不过当心理层面长期性的修复和改造，在媒体助推下成为一种轻描淡写的共识，维系情绪的成本和劳动代价被过度遏抑，其最终很可能酿成山体滑坡般的悲剧。前些年韩国演艺圈大规模的艺人抑郁、轻生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看见懦弱，一种稀缺的美德

现在，回到开头抛出的那个问题：为何大家都知道焦虑伤身，亢进打鸡血不可取，“躺平学”“摆烂学”也早就得到了正名，但所谓的“高能量崇拜”却能一直走在市场前端，成为流量密码的集中地？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将其归结为欲望本能的驱使，就像“元英主义”这股风潮，正是依附于女孩们对美貌、好心态等指标的向往，进而将“自我提升”做成了生意。从曾经攻陷世界的芭比广告，到今天各种以“爱自己”为由头的消费主义陷阱，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匮乏感”更符合他们心态的底色。尤其在下沉时代，对未来、对自我的迷茫，在以Z世代为首的人群中极为普遍。从小泡在信息汪洋里的他们既灵敏又脆弱，热衷于对各种现象“祛魅”，张口就是拒绝异化、解放自我，到头来却发现，生活并未像通俗的美式励志片那样出现反转，于是撒完气跺完脚，只得继续埋头搬砖。

这正是为什么，在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东亚社会，“做自己”的口号听来无比正确，却掩饰不了背后的苍白和无力。对主流人群来说，比起随手挥霍的资本，他们更熟悉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做题家思维”，和其遗留下的终身、不可逆的伤害，以至于对待照顾好自己的内心这件事，都能将其发展成缜密而严肃的方法论。

悖谬的是，和其他注重“积累型投资”的特长不同，每个人的大脑对于情绪的免疫力并无段位高低之分。在阿玲看来，所谓“高能量体质”更多取决于客观的身体条件：“就像学生时代，有的人可以很轻松跑完800米，但对有的人来说却是噩梦，出厂设置不一样，自然也会影响到情绪的反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