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保险史㉕丨孙祁祥谈：北大保险三十年|保险业|保险学|北京大学|北大保险|孙祁祥|经济学院

口述丨孙祁祥采写丨徐晓

我经常被问起：你是怎么选择的保险？

我的回答经常是：是保险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保险。

从本科到博士，从兰州大学到北京大学，我所学、所教的专业都是经济学。在北大师从萧灼基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的研究方向是经济发展战略，从未接触过保险——不管是“保险学”还是“保险业”。所以，当1993年底北大经济学院晏智杰院长找我谈话，说学院准备增设保险学专业，要我担任主任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口回绝。

我说，保险？什么是保险？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院长说，保险很重要，院里觉得这个专业将来在中国很有发展前景，要找一个好的学科带头人。我说，我刚留校一年多，要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院长说，我们征求了很多老教授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你科研、教学做得都挺好，“双肩挑”没问题。晏院长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苦口婆心，足足跟我谈了两个小时，我的所有托辞被他一一推挡回去。最后，我被院长的诚心所打动，于是，“半路出家”，接受了这项任务。

当时我在宏观经济领域已经做得比较得心应手了。在校内，讲授经济学原理、股份经济学等课程；在校外，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二台“经济半小时”栏目的“经济专家论坛”的特约主持人，与政府部门高官和当时炙手可热的专家在一起纵论时事。导师萧灼基教授也经常带着我们学生参加各类论坛、去各地做调研，工作很顺利，生活很充实。而到了保险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师资、教材、课程设计、教学规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学院一开始定了三名“创任教师”：我、徐淑娟老师和于小东老师。徐老师五十年代曾经留学苏联，教政治经济学，也教过一点保险；于小东是教货币银行学的，我教经济学原理。晏智杰院长说：徐老师可以带带你俩，你和于小东往保险方向转一转就可以了。

就这样，1993年12月，北大保险学专业成立，199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但还没等学生入学，我就于1994年8月赴美进修去了。

那时候，众多外资保险公司都想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其中有一家美国林肯国民保险公司（Lincoln National）主动找到北大经济学院，表示非常愿意支持北大的保险学科建设。

林肯国民成立于1905年，并以美国著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名字而命名。林肯国民集团在美国个人年金和人寿保险业务领域居领先地位，当时为世界上3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其管理资产达到630亿美元。面对日益开放的中国保险市场，当时的公司董事长伊恩.罗兰认为，林肯的技能与经验将会对中国有重要价值。

林肯总部代表跟学院领导商谈的结果就是，公司资助我到美国去学习。就这样，从1994年8月到1995年8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学习了一年。

到美国是8月份，学校还没有开学。林肯国民先安排我到座落在韦恩堡的公司总部，然后，像实习生一样在各个子公司、各个部门轮转。那时我的英文还是不错的，读博期间，“听”“说”“读”“写”四门英文课程中，除了“听力”课是英文系的老师带领我们在机房听原声带的录像以外，其他都是美国老师进行课堂授课。当时我们班的同学经常开玩笑说，上口语课时，只要孙祁祥站到台上做分享，口语课老师泰勒（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一定会伸开一个手掌（表示5分，相当于百分制的100分）。所以，日常聊天基本没有问题，但对保险的词汇是完全陌生的，像insurance、underwriting、claims这些术语，别说英文，中文都没有见过。因此，当很愉悦、流畅的寒暄之后进入到工作状态，这些老美开始很起劲地跟我聊业务时，我就完全蒙圈了，感觉是在听天书，但又不得不装着听懂了，那种状态很痛苦。

差不多一两周以后，我才慢慢有所适应。转了寿险公司、产险公司以后，最后一站到了林肯的再保险公司。实习完以后回到总部，一直负责我在当地活动的国际部总经理John Cantrell问我：孙博士，你跟我说说，再保险公司跟其他公司有什么区别吗？我开玩笑说，John，我发现一个最重要的差别：我去primary insurance company（直保公司）时，发现大家穿着都比较随意，而到了再保险公司，一个个都是西服革履的。他说，你的观察力很好，再保险公司是直保公司的保险公司。前者的目标客户是被保险人，他们是跟外行人打交道；再保险公司的目标客户是直保公司，那是跟专业人士打交道。

9月份开学了，我回到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这所商学院一直是全美很好的一个商学院，我在的那一年全美排名第8，但它当时已经没有保险专业了。曾有的两位保险“大家”，John Long教授和Joseph Belth（我们都叫他Joe）教授都已退休。Long教授曾任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保险系主任，在财产和责任保险学方面造诣极深；而Belth教授则在人寿和健康保险领域极负盛名，他俩都当过全美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会（ARIA）的主席。Joe不仅在学术界声名卓著，而且在实务界也颇有声望，因为他自己出版了一份“The Insurance Forum”,每一期都会挑一家保险公司的问题来进行评述甚至直接开批，所以，业界挺“怵”他的。我在林肯公司总部实习时，许多高管在得知Joe是我的老师时，都会莫测一笑，然后说，回去给Joe带好。回到学校见到Joe以后，我告诉他，公司有许多人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Joe大笑起来，然后说，they hate me（他们讨厌我）。两位美国教授性格迥异：John儒雅谦和，Joe 豪迈奔放，但一个共同点是，对我这个中国学者都非常友好、热情，他们成为我进入保险学领域的引路人。

我还记得见到Belth教授的第一天，他交给我一张卷子，上面有10道题，好像是与计算复利有关的题目。他说，你先回去把这些题做完，回头我们再说。第二次见面以后，我把题目交给他，看样子他很满意。之后，一个星期他给我上一次课。虽然偌大的教室里就我一个学生，但Joe的嗓音很大，手舞足蹈，激情四射，像是在给200人上课一样。Long教授上课则是轻声慢语，娓娓道来。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美国的责任保险很发达，但是走得太极端（too extreme），这对社会和行业发展都不利。

就这样，两位老师从最基础的问题讲起，把产险和寿险的整个体系为我捋了一遍。其他的课程我也选修了一些，同时，也会参加学院的许多研讨会。

圣诞节以后，林肯国民又把我接回了总部，又到各个部门走了一遍。由于对保险的理论、经营等已经有了一些概念，这次的感觉就跟上次完全不同了。

又上了春季一个学期的课，到了1995年8月份，我就回国了。

说到当时出国，还有一件有趣的往事。

我去学校人事处办出国手续的时候，负责人说“又是经济学院的！”一听这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啥意思啊老师？他说“你们经济学院的人出去以后，换个身份就不回来了”。我说，我不会的，我一定会按时回来的。但他还是不依不饶，继续说，出去的时候都说会按时回来，但最终都没回来。他的叨叨和训斥让我很不悦，于是，我回怼道：谁没回来你说谁去，别跟我说。你怎么就肯定我不回来呢？我估计过去很少有人敢这样怼一个能拿捏你出国命运的人。但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你不让我出国，无所谓。好在他最后还是给我签了字。一年以后回国，我去人事处销假，还是这位负责人。我说，我出国前承诺过，我会按时回来的，怎么样？他很高兴地说，太好了。回到学院，见到院长的一位助理，她对我说，你按时回来真好。院长当时压力很大，许多人说不应当放你出国，你条件很好，出国以后肯定就不回来了。她的话让我回想起1995年春节的时候，我收到的院长的那封信。在那封几页纸的信中，院长跟我详细谈了好多院里的现状和发展规划，但只字未提希望我按时回来之类的话。现在我明白了，他那是在暗示我，希望我如期回国。因为之前滞留不归的先例很多。后来在全院大会上，院长为此还专门表扬了我。

1995年回国之后，有不少单位、机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有一家猎头公司找我去一家外企工作，给我开出的年薪是30 万，我婉拒了，而我当时在北大的月薪是400多元，让这个猎头公司的人很不解。我一个当时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大学同学找到我，说是他们公司想邀请我做中国的总代理，可以在王府井附近给我租套房，我当时在北大住着十平米的房子，但我也没有动心。国家体改委邀请我去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谢绝了。时任经济学院的书记找我谈话，说是学校想让你去做校长助理，你千万不能去呀，因为院里当时送你出国就为了回来建设保险学专业；我说，您放一百个心，我要是喜欢做行政就不留校了。

这一年的出国学习，对我帮助很大，一个是系统地学习了保险学理论，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并且初步了解了国外保险业经营的模式。更重要的是，扩展了视野。一直以来，我一直强调要立足中国现实，借鉴国际经验、国际惯例，跟国际接轨，跟这一年的学习是非常有关的。我从心底里感谢美国林肯国民公司对我、对我们系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大力支持。在公司总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市的两次访问期间，从公司董事长兼CEO Ian Rolland 到各部门的领导都轮番接待过我，每天晚上都有一对部门总以上的公司高管夫妇请我吃饭。公司在中国的国际部总裁Steven Meldrum、上海首席代表王小川、北京首席代表关先生、Howard Margules, 代表崔素芳等，一直都在尽心尽力帮助我们，我至今还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

1995年，孙祁祥与林肯国民集团董事长兼CEO Ion Rolland先生（右）和林肯国民（中国）总裁John Cantrell先生（左）在林肯国民集团总部。

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这边北大保险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和保险学方向的研究生已经于1994年9月入学。

1995 年新春之际，我还在美国，但作为保险专业的主任，总得有点表示吧？于是，我就给1994 年入校的学生发回一个传真，我记得开头两句话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同学们，祝贺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学校，也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多年以后，我经常跟系里的校友和师生调侃自己的后半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保险怎么样，我自己都不敢说我热爱这个专业。只是因为学生们都已经来了，我总得王婆卖卖瓜吧。

当时真的是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零起步。教学规划方面，我们参考借鉴国内外保险专业的情况，据此来规划设计我们专业的课程和教材；师资方面，除了我们自己的教师以外，还从学界和业界广揽人才。我曾经请对外经贸大学的陈欣老师给我们开过课，美国林肯国民上海代表处的王小川博士、北京代表处的崔素芳女士都帮我们推荐过专家开讲座。这些专家学者对我们早期的发展帮助极大，对此我始终心存感激。

没有成熟的课程，没有成熟的教材，连老师都是“东拼西凑”，北大保险学专业就这样“开张”了。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给研究生开了一门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的课程，全英文授课。当时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特别希望能够尽快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并且希望他们能够直接了解国外的发展动向。以我自己为例，我出国的时候连保险的中文概念都不知道，何况英文，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那我现在直接用英文上课，就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将来获取信息或交流不就便捷了？当时上这门课的，除了我自己的学生以外，还有外系的一些学生来选课，包括现在我们系的主任郑伟教授。郑伟是北大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的本科生，国际金融的研究生。我的课程每次3个小时，我会用两个小时左右讲授课程内容；一个小时左右是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辩）论。学生在课堂上很活跃，互动很多。我发现郑伟在课堂上提问和回答问题都非常出色。一学期课程结束以后，我问他，将来毕业以后想干嘛呀？想不想留校啊？他说，我还没想过这事，回去认真考虑一下吧。到了第二年时，他告诉我，我自己好像从小就喜欢当老师，也跟父母商量了，他们都特别支持。就这样，1998年他硕士毕业以后就留校了，2010年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以后，卸任了担任长达17年的系主任工作，由郑伟接任。从2010年至今，他做得非常好。

后来，又有刘新立、朱南军、锁凌燕、陈凯、姚奕、贾若等老师陆续加入。这期间，还有当时财政系的主任李心愉老师对我们系“心向往之”，跟当时的院领导一直表达想过来的愿望，院里最终答应了她的请求。就这样，我们系的师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

因为成立伊始，我们既没有成熟的课程体系，也没有成熟的教材，这促使我想写一部保险学的教材。1996年底，我的《保险学》出版不久，有一次开会遇到中央财经大学的李继熊老师，他对我说，你那本《保险学》写得很好。我听了特受鼓舞，因为李老师是德高望重的保险大家啊。后来，这本《保险学》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先后荣获过许多大奖。教材也在不断更新，现在已经是第七版了。全国有近200所大学在使用，一些公司也将其列为员工内部考试参考用书。

不但是我，我们系的其他老师也都在撰写或翻译教材：风险管理、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精算、保险法等教材先后出版，于是，我们有了自己的系列教材。

2000年2月至2001年2月，我又应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的邀请，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进行了一年的访问研究。费尔德斯坦教授是哈佛大学教授，时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他曾担任过美国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博古通今，学识渊博，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跟随他，我本人的研究和北大风保系的教学、科研也进一步拓宽到社会保障领域。现在我们的课程大类包括商业保险、社会保障、风险管理等，课程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跟国际接轨，每位老师都在很认真地教书育人。

孙祁祥与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

北大风保系从199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999年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2002年第一批博士后入站。保险学专业先后获评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专业课程被评为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精品课程，专业教材先后多次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2017年，国际保险学会（International Insurance Society, IIS）正式公布首批获得“全球优秀保险学科（Global Centers of Insurance Excellence, GCIE）”国际认证的高等院校名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成功入选，获得GCIE国际认证。2024年，北大风保系再次获得GCIE国际认证。由此可见，我们系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也很好。

我每次跟老师和学生聊天，我都会说，对前面几届，尤其是94、95这两级学生，我一直心存愧疚，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成熟的课程，没有成熟的教材，包括我自己，都不是那么合格的教师。但是我们的许多学生却不是这样的感受。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封94级学生苗凯洲在2002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回忆在北大学习的日子里，我觉得您是令我受益最多的一位老师，最使我受益的不全在于您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而是您传递给我们的思维方法、科学研究的原则和为人的品质，以及您对我们课程的精心安排。对于像我这样当时未出过国门，也还未真正踏上研究门径的人来说，您的西学东渐所带来的震撼是极其强烈的，并令我在至今的工作和生活中仍然获益匪浅。”

为什么他说是精心安排的课程呢？我想了想，一个是我们请了很多业界和学界的专家学者来授课，拓展了学生们的知识体系，因为保险毕竟是一门应用型很强的学科，纯理论的灌输是不够的；另一个是我们非常国际化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总体来看，我觉得我们学生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更加国际化一些，视野也更为开阔一些。

我可以跟你分享几个小故事。2000年，我们系96级硕士研究生谢晓迎、杨彤轩同时被全美排名第一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录取。也就是说，该院报考者来自全球各地，最终一共录取了两名博士研究生，他们全部出自中国，出自北大，出自我们系。其中谢晓迎毕业以后直接去美国读书了。她第一次去了纽约一个一般的学校，一年以后她给我写信，感觉太简单，没有挑战，想转到沃顿去，想请我为她写封推荐信。杨彤轩毕业以后先在工商银行工作，一年以后也想去美国读书。当时她收到了四五个学校的offer，第一轮筛选过后要进行电话interview。后来杨彤轩告诉我，“如果当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根本不可能应付这种电话interview”。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到美国开会，见到沃顿商学院的 Neil Doherty 教授，他说：孙教授，这个晓迎好厉害呀，我那天面试她的时候，有一个题目是讲监管，晓迎给我上了一堂课，讲得非常好。后来我见到晓迎，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孙老师，您记得吗？我们上您课的时候，您要求我们每个学期至少要做两到三次presentation，其中我们小组做的一次 presentation 就是监管，我给Doherty教授讲的就是我在课堂上分享的内容。我调侃地说：“押对题了”，然后我们师生都开怀大笑起来。

虽然保险专业设立得比较晚，但是起点还算高，所以很快就“火”起来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其他系的学生，到了大四要考研或者保研的时候，有些都想方设法要到我们系来读研究生。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有个经济系的本科学生尹嘉，系里排名成绩第一，非要到我们系来读研，但当时学院不允许跨系，她哭着给我打电话要来。但这是院里的规定，我没办法，虽然也感到很遗憾。

风保系作为一个新生的力量，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这一方面跟保险业的大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北大风保系的品牌有关。总体来说，我们的系风真的很好、老师很好、氛围很好、师生关系很好。保险这么小的一个学科，要在北大这样一个综合性大学里面，始终保持一个比较靠前的地位，真的很不容易。我一直很庆幸有这些好的同事、这些好的学生。

虽然我一直对 94、95 级的学生心存歉意，但这两级学生特别感恩，他们率先在系里设立了“94开拓奖”、“95先锋奖”，为后面的师弟师妹们带了一个好头。之后的每一级毕业生也都在效法94、95级学生，知恩图报，薪火相传。目前，我们的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一些在高校工作的学生们，也都像我和其他老师一样，成为了这些学校保险学科的带头人。

我们系于1993年成立以后，与学界和业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举办了好几次颇有影响力的活动，包括1999年举办的中国21世纪保险国际论坛。我们当时把中国保监会马永伟主席和香港的保险监督官黄志光先生（相当于内地的保监会主席）都请来了，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和商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商21世纪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大计。

但即便如此，有时举办活动还是感觉有些受限。因为你毕竟只是一所高校里一个学院下属的一个系，有些大机构想与我们合作办一些活动，但会受到所谓机构地位不对等之困扰。于是，我萌发了成立一个研究中心的念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我们向学校递交了成立研究中心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主管机构北大社科部的批准。就这样，由我担任中心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surance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CCISSR，简称北大赛瑟）于2003年9月28日正式成立。

研究中心的顾问团队和研究员团队还是蛮强大的。国内顾问包括刘鸿儒、马永伟、唐运祥、王宪章、戴凤举、马明哲、潘履孚、杨超等，国外顾问包括马丁·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教授）、莫里斯·格林伯格（美国AIG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乔西·伊藤（日本生命保险公司主席）、列文勋爵（英国劳合社主席）、帕特里克·李特克（日内瓦协会秘书长）等。36位中心研究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界、政界和商界，包括美国沃顿商学院、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世界银行、瑞士再保险公司；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保监会、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央宣传部改革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几乎所有的头部公司，包括当时已在国内经营的国外或境外大企业，都是我们研究中心的理事单位。它们从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就一直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成立大会上，我郑重地宣布：“研究中心的目标是：借助中外保险与社会保障领域的重要学术研究资源，加强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密切合作，促进保险及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和知识传播以及实际应用，为思想交流、信息共享、人才培养提供一个国际性的平台，建立官产学研相结合的基地。”

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没有食言。研究中心自2003年成立以来，做了许多事情。包括召开了20多届北大年度赛瑟论坛，出版了13部《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发表了870多期《北大保险评论》，召开了近180次“赛瑟双周讨论会”，举办了70多场“风险、保险与不确定性经济学工作坊”和200多场的保险系列讲座等。这些数字的背后，代表着我们北大保险人对保险与社会保障理论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大赛瑟”已经成为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领域的知名学术品牌，研究中心连续三届蝉联北京大学优秀科研中心，这一殊荣在北大200多家研究中心里面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

说起一年一度的北大赛瑟论坛，有许多让人难忘的事情。记得2005年我们学院举办院庆时，我当时任学院副院长，于是，给时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的项怀诚先生打电话，想请他来做一个主旨演讲，他脱口而说，好的，是北大赛瑟论坛吗？让我在感动之余颇有些惊喜，因为项部长出席了我们2004年的首届赛瑟论坛。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的吴定富每年都会来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他一直强调说，北大赛瑟论坛是个很好的实践与理论交流的平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也是我们的“铁杆”演讲嘉宾。还有一次，我偶尔听到前来参会的学生们聊天说，在他们学院，如果论文被北大赛瑟论坛选中，奖学金评选甚至保研时都会有加分，说明大家都很看重这个平台。

2003年9月28日，刘鸿儒、马永伟、吴定富等领导出席北大赛瑟成立仪式。

保险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学者不能只是安坐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我们系跟业界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一直在深度参与保险业的改革发展实践。

1999年上半年，我们与中国保监会政策研究室共同起草了《中国保险业五年（2001-2005年）发展规划》，这是中国保险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机关拟制这一类的“规划”都是有套路的，通常由回顾、展望、政策措施等几大部分组成。我们换一个角度，首先提出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定位这个问题，分析了保险业的发展现状、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险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目标模式，并进一步提出实现发展目标模式的途径与措施。这算是为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一种理论支撑吧。之后，我们又参与了保险业“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研究论证工作。

2015年4月，“北大赛瑟双周讨论会”迎来了她的第100期。研究中心为此特别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保险业历史回顾讨论会：“中国保险业的匆匆那年（1994--2002）”，对话嘉宾是中国保监会的首任主席马永伟先生和我。马主席深情回溯了他所亲历的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岁月。在谈到国企改革这个话题时，他回忆说，保险业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产寿险分业，第二步是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分开，第三步是股份制改革。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我的团队也有幸亲历或者参与过马主席谈到的上述几项改革，特别是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的股改、中国再保险公司发展战略及改制方案，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战略定位等。在此期间，我与当时这几家公司的主要领导王宪章、唐运祥、戴凤举先生等多有接触。他们的敬业态度、专业精神以及对理论的重视和对学者的尊重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015年4月，马永伟出席第100期“北大赛瑟双周讨论会”。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中国人寿于2001年2月16日给我的来信，信中说：“中国加入WTO在即，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深知改革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现呈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背景资料和体制改革的三种方案，敬请您抽出宝贵时间，留下珍贵意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40万员工真诚地祝愿您和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孙祁祥与人保系统一众女性高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1年成立之后，围绕其定位问题：是政策性公司还是商业性公司，国内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当时，外国保险巨头正在积极准备开掘我国巨大的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一些商业性保险机构也开始对出口信用保险配套的企业资信、商账追收等服务性业务进行渗透。2004年，我带领我们团队开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由此形成了若干研究成果，包括“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贸易强国战略与外贸风险管理”、“对外贸易、出口信用保险与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兼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模式的选择”等。基于这些研究，我们明确提出：“出口信用保险是现代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应当主要由国有或者国家控股的机构来实施，否则可能会成为外国控制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工具。”在坚持政策性独家经营信用保险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了尽快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法规，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例如可以考虑运用部分外汇储备增加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基金、建设有效的出口信用保险监管协调机制等八项政策建议。该成果主要观点经由新华社内参上报，引起中央高层和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由此为中国信用保险经营模式与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在稳定外贸增长、推动转型升级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成为落实我国外经贸战略的重要金融工具之一。

2008年12月5日，中国保监会在京隆重举行保险业纪念改革开放30年座谈会，我应邀作为学界代表发言。当时我提出的许多观点，包括“我们不应当只是简单地从保险具有损失补偿、资金融通等角度来看待和定义保险，而应当从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的高度来认识保险业的地位和作用”、“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完善的保险制度，就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距离，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完善的保险制度”等，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会后，何界生总、王国良总、陈东升总、王真总、谭启俭总等，或者当面向我表示非常认同我的观点，或者发来短信或者打来电话。之后，时任中国保险学会会长的罗忠敏先生多次跟我说，孙老师，您的这些观点应当讲给中央领导听。

2014年第二个“国十条”（《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发表之后，《中国金融》杂志约我撰写一篇封面文章，我在发表于2014年第17期、题为《保险业需要在反思中成长》的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需要从逻辑起点上反思行业定位，从保障功能的偏离上反思发展方式。保险制度起源、发展与完善的演进过程，以及风险客观存在、不断变化的形态，决定了保险业的基本功能与基本价值在于保障，离开了保障这个基本功能就不叫“保险”了。而现实情况却是，保险业长期陷入一种忽视保障功能、片面追求规模增长而达到“做大做强”目标的发展方式，由此形成了总保费规模、资产规模迅速增长与基本保障功能发挥不足的悖论。基于此，我提出保险经营需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保费至上”转变为“保障至上”；从“速度至上”转变为“效益至上”；从“渠道至上”转变为“理赔至上”。我的这些观点，应当说跟当时一片叫好的“主流声音”是不太一致的，但我认为，发表独立见解正是学者的价值所在。几年之后，官方提出“保险姓保”和“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回归。

同时，我还是多家保险公司的董事或独立董事，尽其所能地参与公司治理。

以泰康为例。为了开展养老社区项目，2010年4月，陈东升董事长带着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管考察了美国的养老社区。参访之后我深有感触，在回国的飞机上写下了《让我们快乐优雅地老去》一文。在文章中我提出，当我们说尊重生命时，必须尊重生命的全过程。生命的每一个过程都是美好的：童年的纯真、少年的狂野、中年的潇洒、老年的神闲，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构图。而由于“老人”对社会曾经做出贡献和在晚年时由于“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透出的那份“无奈”，他们有千万个理由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应当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在这个阶段才更能体现出来：全社会对老人的珍重就是对文明的膜拜；年轻人对老人的善待，就是对自己的钟爱。而对老人最大的善待就是让他们能够享受快乐感、具备安全感、消除孤独感。中国的养老之路应当怎么走？商业养老社区应当是理想的选择之一。这篇文章刚在中国保险报的“北大保险评论”上发表，陈东升董事长第一时间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我读了你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我要求挂在公司内网上，让我们30万员工来学习，而且我还建议员工的家属也来读一读。东升董事长很敬重学问、尊重学者。之后，泰康把我这篇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甚至放到了公司商学院以及北京、海南等养老社区的醒目位置。

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之后，我受邀担任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一共13 个人，国外及境外委员9人，这些委员大都是所在国前央行行长或者金融监管机构的首脑；中方委员4人。4人中除我之外，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中国人寿集团原董事长杨明生。在这13名中外委员中，我是唯一一位来自学界的代表。2019年6月，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在上海陆家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第二年新冠疫情以后，有过几次线上会议。后来因为疫情就再没有太多的活动了。再后来金融监管机构又改革了。

2019年6月，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1994年8月我去美国，学习了一年之后，1995年8月该回国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Joan Schmit（她是John Long教授的学生，所以，也算是我的师姐）对我说，祁祥，今年的全美风险与保险学会年会正好在西雅图召开，你可以到西雅图转机，顺便参加这个会议。她还主动帮我向林肯国民保险公司申请了资助。后来我被告知，我是第一位在全美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的中国大陆学者。

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上，师姐Joan为我引荐了Bill Rabel先生。他当时是LOMA（Life Office Management Association）教育部的副总裁。Bill非常nice，在国际保险学界和业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声望。自认识之后，我和他及他的夫人Judy 成为了终生好友。他不仅对我，而且对我的学生、对中国的学生及业界人士，都倾其所能相助，大家都很喜欢他。让我感到万分悲痛的是，2022年，在我荣获APRIA（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Kyobo贡献奖的前几天，Bill因为新冠不幸离世。而就在两周之前，他还在给我的邮件中向我表示祝贺，并说一定会参加当天的颁奖仪式。

孙祁祥、郑伟与LOMA教育部副总裁Bill Rabel先生及其夫人。

从1995年开始，我成为国际保险学会（International Insurance Society 简称IIS）的会员。2001年，受邀担任国际保险学会的学术主持人。该学会于1964年由美国著名的保险学教授John S. Bickley先生发起设立。在我第一年担任学术主持人的时候，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前来向我表示祝贺，因为在当年全球六位学术主持人当中，我是唯一的一位亚洲人，其余的都是欧美学者。

国际保险学会自成立以来，每年都会选择在世界上一个著名的城市召开会议。所有参会者需要缴纳数额不菲的注册费，并承担自己的交通、食宿等所有费用。而对于我们学术主持人来说，除了免缴注册费以外，机票、食宿等也全由主办方承担。通过参与国际保险学会的活动，我在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国际视野等方面都收获良多。因为每年的会议都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办，我也因此去过包括伦敦、温哥华、多伦多、维也纳、柏林、安曼、新加坡、纽约、芝加哥、首尔、马德里、里约热内卢、台湾、香港等在内的许多城市和地区，这也算是额外福利吧。此外，我还在国际保险学会担任过几年的董事会成员，但坦率地说，工作做得不多，因为学会总部在纽约，我不可能每次都长途飞行去开会。而因为时差或时间冲突，线上活动有些也只好作罢。

国际保险学会的年会除了大会主旨演讲以外，还设置若干分会场，每个分会场都会指定一名业界主持人和一名学术主持人共同主持。学术主持人的挑选是很严格的。每场讨论之后，与会人员都要在主办方提供的匿名评分表上打分，包括对议题的设置、主持人是否合格等。然后，主办方会根据每位学术主持人的得分情况来决定，来年是否再次邀请该人。自2001年以后，我连续十多年受邀，由此成为连续这么多年担任国际保险学会学术主持人的唯一亚洲学者，看样子表现还不错。

2014年，国际保险学会第50 届年会在英国召开，在这次年会上，我荣获了“约翰·毕克利创始人奖”（John S. Bickley Founder’s Award），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之喜。该奖是以创始人约翰·毕克利的名字命名的，旨在表彰对保险思想、实践或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每年在全球范围评选出一位获奖人。我是该奖项自1972年设立以来的40多年历史中，获奖的首位中国学者，也是首位女性获奖人。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已故John Bickley教授的女儿玛丽专程从美国飞到伦敦为我颁奖。第二天，我也作为唯一的亚洲人，参加了有英国王子查尔斯出席的一个小型座谈会。

2014年，孙祁祥荣获国际保险学会“约翰.毕克利创始人奖”

往事如烟。回望历史，我们国家整个保险理论学术界的人才队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成长。1995年我是第一位在全美风险与保险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的中国大陆学者，30年后的今天，在全美风险与保险学会、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国际保险学会等国际著名的保险学术机构的大会上，经常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大陆学者活跃的身影。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一方面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国际保险市场的新趋势、新发展和国际保险学术前沿动态；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国际保险学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保险业，认同中国保险学人。就从我们北大保险学科的发展来看，继我于2009年当选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主席之后，郑伟教授于2024年当选为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主席，这也是一个传承。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我感到特别欣慰。

从1993年至2018年的25年间，我担任了17年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的系主任、8年经济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系主任）、8年经济学院院长。2018年，在我卸任北大经济学院院长时，北大组织部在给我的感谢函中这样写道：“尊敬的孙祁祥老师：感谢您在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期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勤勉敬业，甘于奉献，尽职尽责，克己奉公，为经济学院的发展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能受家庭影响，我对当领导、从政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否则也不会一直呆在学校，因为从本科毕业开始，我这一生中就有过许多从商、从政的机会，但我就想当个老师，当个好老师。由于组织信任，同事信任，我成为了一名“双肩挑”的学者。说实话，既要教学，又要搞科研，还要拿出许多精力来做管理，的确很辛苦。我有一个博士生曾经跟我说，刚入校的时候，收到我早上5点多给他回的邮件时感到很吃惊，但之后知道了，这就是老师的工作常态作息表，也就见怪不怪了。我是一个很怕辜负他人信任的人。既然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得好好做。当然，实际上，也因为这份信任，我得到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机会和更大的平台，我很感谢大家的信任，感谢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