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经历
——记监护郝鹏举乞见陈毅军长的往事
方 纯
1947年春，我在华东野战军二纵四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一天，突然接受了一次与我这个政工干部不相称的特殊任务，即监护刚从战场上投降我军的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兼鲁南靖绥区司令官郝鹏举，并送往纵队部和华野司令部。
郝鹏举原为胡宗南的部下，后投降汪精卫的伪政府，被委任伪军高官。日本投降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1946年1月，他发表声明率部投靠我华东野战军，经双方协议，将其部改编为民主联军。
尽管我军领导对郝鹏举一再晓以大义，坦诚相待，指明出路，宽大处理，但他本性难改，暗中仍与蒋介石有勾结。1947年1月27日，郝又背信弃义，率部叛变，被蒋介石委以集团军和靖绥区司令长官后，更加得意忘形、趾高气昂，很快就奉命率部向我山东临沂地区进犯。
当时，解放战争已全面展开。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奉命于2月26日，对驻扎在鲁南白塔埠地区的郝鹏举部发起突然袭击，仅用了一天多时间，就全歼其两个师，郝鹏举的集团军军部也陷入我重围。郝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残部放下武器投降。
郝鹏举被送到我二纵四师，向师长兼政治委员高志荣再三恳求，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叩见陈毅军长当面请罪。就在这种情况下，师首长给我下达了监护郝鹏举并送到纵队部听候发落的不寻常任务。
这天下午，师首长派来政治部通讯班的6名战士随我担任“护送”。同时骑兵连还要送来两匹马，给我和郝当坐骑，并要求我们当晚就出发。正当我们做上路准备时，师部来的江参谋，突然又向我传达了首长的第二道补充指示，大意是：前线战事吃紧，部队急待转移，骑兵连的马不能来了。郝鹏举原来的马仍还给他骑用，我只能用政治部的一匹退役老马代步了。特别让我意外和担心的是，原护送的只是郝一个人，现在决定除郝外，还要增加随郝一起投降的8个人，其中有四名处长和四名卫士。护送兵力由6名战士增加到一个通讯班12名战士。江参谋看我半天没吭声，着急地要我表态，他说：“时间紧迫，部队另有战斗任务，必须把郝鹏举他们尽快送走，我还要急着赶回去复命。”我同江参谋素有交往，知道他是个办事很周密、认真的人，就坦诚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其一护送人员虽由6人增到12人，但大多是新兵，且武器陈旧；其二，与郝同行的随员，皆为他的心腹和家丁，尤四名卫士一色彪形大汉、个个武功高强，我们恐不是他们的对手；其三，归还郝的座骑，是匹他多年驾驭的骏马，而我骑的则是一匹力衰的老马，万一途中发生意外，只有望洋兴叹了。我还强调要求，如此重任，希望上级指派一位军事干部与我共同负责完成。江参谋对我的顾虑表示理解，回到师部向首长作了汇报。没想到，一会儿功夫，师政委高志荣突然来到我处，一见面就对我说：“你们这些学生干部老把困难想得太多，要知道你们已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而且身带武器，而他们不过是缴械的俘虏，不要顾虑太多……”高政委还一再叮嘱此行任务重大，要敢字当头，敢于负责，还需多用智慧，必须要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他还带来师部警卫连一位富有作战经验的二排长当我的助手，并把我的坐骑也换成了警卫连的一匹好马。高政委的一番话吹散了我心头上的一片疑云，面前这位年轻力壮、英勇善战的二排长又使我信心倍增。我向高政委表示：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好任务！高政委走后，我同二排长和战士们一起，仔细研究了这次“护送”的行动计划。大家一致认为，郝鹏举是这次“护送”的重头人物，余者均为他的亲信和奴才，主仆同行，容易出事。因此，必须把郝与其他人途中隔开。于是决定由我和二排长及我的通讯员和向导，带郝先行半个小时后，余者8人，由通讯班老班长带领全班12名战士随后跟进。
从我师驻地到纵队司令部，有好几十里路程。动身时夕阳开始西下，时间相当紧迫，我们立即上了路。郝鹏举骑在马上显出一副很神气的祥于。尽管他已是败将战俘，但此人狡诈好滑，心术不正，而且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大军阀，据说他跟陈毅军长还有过交注。为此，我们不敢有半点疏忽。刚上路不久，二排长见郝骑马在前，视若无人，一个箭步抢上前牵住郝的马缰，借口道路难行，由他来牵马领路，无形中给了郝一个警示和下马威。
前一个多小时，郝鹏举的情绪还比较稳定。一路上不断扔我搭话，开始只是些闲言碎语，后来就有意无意地探问我军的动向了。他一会儿说陈城此次调集重兵，意图对解放军南北夹击，你们大概对此已有周详的研究和对策吧一会儿又借故问：“你方不是声言要坚守临沂么，怎么又迅速选择我部(指郝部)薄弱环节突破，我看大有主力南下，乱蒋后方之意……”尽管郝鹏举明显想从我这里探侧反应，但他却是又佯装在那里自言自语。我此时一心一意只想着安全起路，全无心思和他攀谈，见他说个不停，就说：“我是文职人员，不参与军事会议，这方面情况无从知道。”他见我态度冷淡，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接着往后走，就接连发生了三起麻烦事。
第一起：郝鹏举在马上突然抱起头来喊头痛，二排长勒住缰绳，他跳下马坐在路边田埂上不走了，说要等他的随员，因为他随员身上带有他常用的止痛药。此时日已西沉，我很着急，就对他说：“不能久等，纵队限今天黑前后把你先达到一处。再电告陈军长何时接见你，如果延误时间，见不着军首长，会铸成大错的”。我还说我的通讯员带有阿司匹林片，你先服两片，还是赶紧上路吧。他听我口气很硬，无奈只好接过通讯员递给的药片服了两片，很不情愿地上了马。
第二起：又走了约三四十分钟，郝鹏举又突然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地呕吐起来。他一边叫着肚子痛，一边溜下马，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又不动了，看来真像肠胃闹病了。我正束手无策时，还是那位地方向导说，附近有个集镇，扶这位“长官”(向导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去镇上找个郎中(医生)看看吧。我想也只好如此，就扶他上马到路边一个大村庄找到镇公所，镇公所的人把我们带到一个郎中家里，经号脉诊断，郎中说只是受了点风寒，结了几包药说是吃了就会见好，无大碍。经过这么一耽搁，天已昏暗下来。可此地离纵队部驻地东大庄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若转回大路势必延长时间，还可能要碰上后队人员，这是我们极不愿意的。于是，就向镇公所的干部打听有无近路可抄，他们说有小路穿庄稼地可以秒近五六里，不过最后还得上大路，再走上十几里得上大路，再走上十几里就可到东大庄了。
第三起：当我们抄近路复上大路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田野寂静无声，郝鹏举在马上低头沉默无语，我们只顾匆匆赶路。我心想，此地距东大庄不远，但愿平安无事到达纵队部就好了。可就在这瞬间，突然远处上空传来飞机轰鸣声，四下里又出现探照灯来回晃动的耀跟光束，远处还有机枪的扫射声。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和亮光，把栖息树头的宿鸟都惊飞了。我们也震惊不安起来，不知遇到了什么情况。特别是郝鹏举骑的那匹高头大马受了惊吓，像着了魔似的长嘶吼叫，乱踢狂跳起来。二排长用尽全身气力死死拉住缰绳，也无济于事。郝鹏举坐在马鞍上被颠得摇来晃去，我很着急，害怕会出意外危险。正在焦急时，突然出现一个念头，我急忙上前抽出二排长身上那把驳壳枪，哗啦一声掰开机头，对准马头，转脸对着郝大喊：“你的马发狂了，已失控制，请快下马暂骑我的马赶路吧!”不想我这个举措顿时起了效应，郝鹏举哗啦一下急速从马背上滑了下来，我这才放了心，赶忙上去扶他。可是他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也不骑我的马，执意步行。他拖着步于缓慢走着，我们也只好跟着他在路上磨蹭，好在向导认出此地离东大庄已不远了。
正当周围静息下来的片刻，又隐约听到大路上传来一伙人的脚步声，我心头不禁又是一紧。正当我犯难时，突然后面岔道飞驰来两个骑兵，见到我们连问是不骑兵，见到我们连问是不是四师来的同志。我连声急答：“是的，是的。”他们说纵队韦国清司令已等候你们多时，急着派我们来巡视接应你们。我不禁喜出望外，顿感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们还转告韦司令的指示：只让方科长一人引领郝鹏举立即进纵队部来见他，其余随员均送往西大庄由六师政治部接管。听到指示后，我立即让二排长快点让郝鹏举骑上自己马随我去见韦司令。并让他带领我的通讯员和地方向导，等后队到达后，一起到西大庄六师营地报到，听从安排。说完我骑上马，两名骑兵一边一个护着郝鹏举，我随其后，急速来到东大庄晋见了韦国清司令员，总算交付了此次不寻常的差事。因为我四师部队当天黄昏时已转移北上，暂驻西大庄的六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张靖华同志早就知道我目前天营可归，提前派其通讯员在等着接我去他处。深夜，整个纵队开拔启程。我随六师一路急行军连走了五天五夜。到达莱芜地区，才见到我师高志荣政委并向他汇报了这次完成任务的情况。
八十年代初期，我已离休，偶然看到一部描述郝鹏举在护送途中如何反复无常、图谋不孰的电视剧，正是我亲自经历的这段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郝鹏举不仅反动本性难改，而且罪恶极大。1947年他叛变投蒋时，竟狠毒地告发杀害了我野战军派驻他部的几位军代表。我们把他送交上级后，在对他继续拘押期间，他又乘我军在胶东地区转移过程中，乘机摆脱看守潜逃，幸为警卫人员及时发觉，终在追捕途中将其击毙。事隔几十年，想起当年这段经历，虽然向领导讲了一点条件，挨了领导一点批评，但总算安全完成了任务，未让这个罪大恶极的战犯逃脱，不禁深为感慨，终生难忘。(二师分合供稿)（选自《铁流11——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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