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审开庭背景
案件回顾
余华英，1963 年 12 月 29 日出生在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一户普通人家。其童年较为坎坷，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去世，17 岁时父亲又离世。1984 年，余华英与重庆大足籍男子王加文结婚，后生下女儿王梅花，但王加文有偷鸡摸狗的不良习性，夫妻二人在村民眼中风评不佳。
1992 年，王加文因涉嫌盗窃被抓，余华英母女失去生活来源，她把女儿交给王加文的哥嫂抚养后，前往县城一家面馆打工。在此期间，她结识了比自己大 20 岁且都有家室的龚显良，二人在未解除各自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因经济能力无法抚养且是私生子，二人便通过中间人将男婴送到河北邯郸，以 5000 元的价格卖掉，从此余华英开启了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路。
自 1993 年起，余华英陆续伙同丈夫王加文或同伙龚显良拐卖儿童，他们作案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如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先后拐卖了 17 名儿童，并将这些孩子均拐卖至河北邯郸。这些孩子来自 12 个家庭，其中有 5 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 2 个孩子，有的孩子被她拐走后中途还遭到遗弃。
例如 1993 年 2 月 28 日，余华英和龚显良在贵州省安顺市熙郊公园附近，以带被害人谌江华、谌江海去游戏机室玩游戏为由，将谌家二兄弟从安顺哄骗到贵阳，因觉得哥哥谌江华年龄较大不好卖，便将其留在贵阳一家游戏机室打游戏，随后把弟弟谌江海带到河北邯郸市，以 3500 元 - 4500 元的价格卖给他人。哥哥谌江华从游戏机室出来后，幸得好心市民送至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才回到安顺家中。
1994 年 10 月 7 日，余华英和龚显良在安顺西秀区汪家山附近，以去买好吃的为由，把王某龙、王某能两兄弟从安顺拐带至河北邯郸市，余华英分别以不同价格将兄弟二人卖给他人抚养。1995 年，5 岁的杨妞花被余华英拐卖到邯郸市某村，买家是聋哑、单身的王某芹，他买下杨妞花是为给自己的儿子做养女，杨妞花回忆在被拐路上，因自己是女孩 “不好卖”，余华英对她很差，不仅多次威吓，还用开水烫她的头。
2002 年和 2003 年，王加文和余华英又联手拐卖了李聪、陈才勇等儿童，他们的作案手段往往是利用家长的疏忽，以带孩子去玩、买东西等借口将孩子骗走，然后通过火车等交通工具运往邯郸，通过当地的中间人寻找买家进行交易。
2004 年，余华英和王加文在云南再次作案时被抓，当时二人分别谎称自己叫 “张芸” 和 “王伟”。9 月 27 日，大姚县法院判处 “张芸” 和 “王伟” 犯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余华英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执行期满后返回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居住。
直到 2022 年 6 月 6 日，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对被拐女孩杨妞花被拐卖一案立案调查，6 月 30 日，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后续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司法审判程序，其拐卖儿童的犯罪行径也逐渐被更多地揭露在公众面前，这一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重审缘由
余华英此前就曾因拐卖儿童罪受到法律的审判。2023 年 9 月 18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2023 年 11 月 28 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开庭。二审庭审后，检察机关经过严谨审查发现，余华英存在漏罪未处理，部分犯罪事实还不够清晰，为了全面查清余华英的全部犯罪事实，确保司法审判的公正、严谨，不漏掉任何犯罪情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24 年 1 月作出二审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
于是在 2024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10 时，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在这次重审过程中，经过公诉机关进一步的补充侦查以及对相关线索的梳理，发现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人数从原审时认定的 11 名增至 17 名。这些新增的犯罪事实涉及多起案件，例如一些之前未被发现的拐卖行为以及新确认的被拐儿童身份等情况。
检方新查明的 4 起犯罪事实中，还有 2 名为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一同拐卖的情况。正是基于这些新发现、新查明的犯罪事实，案件需要重新进行审理，以对余华英的犯罪行为做出更准确、全面的司法判定，这也就有了此次备受瞩目的重审二审开庭，让这一案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也让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公正的审判结果充满期待。
二、庭审现场聚焦
到庭人员情况
在此次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的庭审现场，气氛凝重且严肃，众多被害人及家属纷纷到庭参加诉讼，他们的神情中满是对公正审判的渴望以及对罪犯的愤恨。杨妞花便是其中一位引人注目的到庭者，她早早地来到了法庭，眼中透着坚毅与决绝。想起曾经那段被拐卖的痛苦经历，她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而今天，她要为自己，更为那些同样遭受苦难的家庭，在这里见证法律对余华英的最终审判。
和杨妞花一样，其他被害人及家属也怀揣着复杂的心情坐在法庭之中。有的家属眼眶泛红，强忍着泪水，他们等待这一天已经太久太久，那些失去孩子后的日日夜夜，充斥着痛苦、思念与煎熬，如今，他们期望通过法律的严惩，让余华英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每一个家庭都承载了太多的悲剧，有的因为孩子被拐，父母忧思过度，早早离世；有的家庭从此支离破碎，生活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笑与安宁。他们深知这次庭审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亲自到场，让法庭听到他们的声音，感受到他们对正义的强烈诉求。
他们坐在一起，彼此间或许不需要太多言语的交流，却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懂那份同病相怜的痛苦和对严惩罪犯的坚定决心。这一场庭审，对于他们来说，是多年来痛苦挣扎后的希望曙光，也是让那些破碎家庭重新找回一丝慰藉的重要时刻，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等待庭审的正式开始，等待法律给予一个公正的裁决。
庭审关键环节
庭审过程中，对余华英拐卖儿童的具体过程以及诸多犯罪细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首先，对于新增被拐儿童的相关情况成为重点梳理内容。例如，在检方新查明的犯罪事实里，涉及到一些之前未被发现的拐卖行为，像有的孩子所在家庭与余华英及其同伙原本是熟人关系，却没想到被其盯上并实施了拐卖。如卿素华一家，他们与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相识，因为都是川渝人，走动较为密切，王加文常来逗孩子，让孩子对其毫无防备，结果王加文竟趁他们不注意，伙同余华英将孩子偷走拐卖至河北邯郸，这样的案例让人既愤怒又痛心。
还有陈友鱼的儿子，陈友鱼曾把王加文当作好友，热情招待，没想到王加文却心怀不轨，在 2003 年 12 月 8 日，以带孩子出去买糖为由，伙同女儿将陈友鱼的儿子拐走，随后交给余华英卖到了河北邯郸，让陈友鱼一家陷入了长达 21 年的痛苦寻子之旅。这些新增被拐儿童的情况，在庭审中被一一核对、查证，力求还原每一个犯罪场景。
其次，在诱骗、拐卖环节的核对上也极为严格。余华英等人的作案手段大多是利用家长的疏忽，采用各种看似平常却充满恶意的借口来哄骗孩子。比如，以带孩子去玩游戏机、买好吃的、去城里逛逛等理由，将孩子从熟悉的环境中骗走。像 1993 年 2 月 28 日，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州省安顺市熙郊公园附近，以带被害人谌江华、谌江海去游戏机室玩游戏为由，将谌家二兄弟从安顺哄骗到贵阳，后觉得哥哥谌江华年龄较大不好卖，便将其留在贵阳一家游戏机室打游戏，把弟弟谌江海带到河北邯郸市卖掉。还有 1994 年 10 月 7 日，余华英和龚显良在安顺西秀区汪家山附近，以去买好吃的为由，把王某龙、王某能两兄弟从安顺拐带至河北邯郸市，再分别卖给他人抚养。
余华英在法庭上虽然对拐卖的基本事实无法否认，但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却试图进行抗辩，比如拒绝承认向被拐儿童投喂不明物，否认虐待过被拐儿童，甚至将责任推卸到同伙身上，称是被威逼胁迫才去实施拐卖行为。然而，诸多证据和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有力指证，让她的这些辩驳显得苍白无力，整个庭审过程都在严谨地围绕这些关键环节抽丝剥茧，只为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正义得以伸张，给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公正的交代。
三、余华英其人其事
早年生活经历
余华英于 1963 年 12 月 29 日出生在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的一户普通人家，在家中排行老四。她的童年较为坎坷，小学二年级时母亲便离世了，17 岁那年父亲也去世，早早地经历了亲人相继离去的痛苦，生活的轨迹也由此开始变得波折起来。
1984 年，21 岁的余华英在云南大理游玩时结识了重庆大足籍男子王加文，随后两人结为夫妻，她便跟着丈夫回到重庆大足的老家落户，并在三年后生下了一女。然而，在村民们眼中，夫妻二人的风评不佳，王加文有偷鸡摸狗的不良习性，两人都不是勤劳肯吃苦的人。
1992 年，王加文因涉嫌盗窃被抓，这使得余华英母女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维持生计，余华英无奈将女儿交给王加文的哥嫂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可以说，这样不稳定且缺乏关爱的早期生活环境，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性格塑造以及价值观的形成，为她之后走上拐卖儿童这条罪恶道路埋下了隐患。原本应当在家庭温暖与正常的社会伦理观念下成长的她，却因为生活的接连打击，逐渐迷失了方向，没能建立起正确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致使其在面对生活困境时，做出了违背人伦、违法犯罪的错误选择。
犯罪之路开启
余华英走上拐卖儿童的犯罪道路，最初竟是从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子开始的。在丈夫王加文因盗窃被抓后，余华英独自到县城面馆打工期间，结识了比她大 20 岁且都有家室的龚显良，两人在未解除各自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同居，并产下了一名男婴。但当时他们经济能力差，无力抚养这个私生子，同时也可能出于对这个孩子非婚生身份带来的诸多顾虑，二人便通过中间人将仅仅两个月大的亲生骨肉送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了 5000 元报酬。
或许是尝到了这种通过拐卖儿童来获取钱财的 “甜头”，又或许是被生活的困窘以及内心的贪欲彻底蒙蔽了良知，余华英自此开启了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路。自 1993 年起，余华英陆续伙同丈夫王加文或同伙龚显良，将罪恶的手伸向了更多无辜的孩子。他们作案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像云南、贵州、重庆等地，都是他们物色目标的范围。
他们有着一套相对固定的作案模式，常常会选择在一个城市租房住上一段时间，然后混入当地的社会圈子，去物色那些父母白天在外务工、把孩子留在家中的潜在目标家庭。余华英甚至还会利用自己的女儿，通过孩子之间天然的亲近感，去拉近与目标孩子的关系，降低对方的警惕心。而在诱骗孩子时，他们则会采用各种看似平常却充满恶意的借口，比如以带孩子去玩游戏机、买好吃的、去城里逛逛等理由，将孩子从熟悉的环境中骗走。
例如，1993 年 2 月 28 日，余华英和龚显良在贵州省安顺市熙郊公园附近，以带被害人谌江华、谌江海去游戏机室玩游戏为由，将谌家二兄弟从安顺哄骗到贵阳，后因觉得哥哥谌江华年龄较大不好卖，便将其留在贵阳一家游戏机室打游戏，把弟弟谌江海带到河北邯郸市卖掉。1994 年 10 月 7 日，余华英和龚显良又在安顺西秀区汪家山附近，以去买好吃的为由，把王某龙、王某能两兄弟从安顺拐带至河北邯郸市，再分别卖给他人抚养。
就这样，在 1993 年至 2003 年的十年间，余华英等人先后拐卖了 17 名儿童，并将这些孩子均拐卖至河北邯郸，这些孩子来自 12 个家庭，其中有 5 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 2 个孩子，有的孩子被她拐走后中途还遭到遗弃，给众多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让一个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思念与煎熬之中。
四、受害者的痛苦与坚持
家庭破碎之痛
在余华英拐卖儿童的众多受害者中，陈友鱼一家的遭遇堪称典型，也是无数个被拐儿童家庭破碎的缩影。
陈友鱼曾经和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是多年的好友，关系好到彼此信任、相处融洽。他们相识于一次偶然的下棋时光，发现彼此是邻居后，更是越走越近，空闲时经常一起下棋、吃饭，生活中的往来让陈友鱼打心底里把王加文当作可以信赖的兄弟。
后来陈友鱼一家因工作原因搬到了云南丽江，可即便换了地方，也没让这份友情疏远，陈友鱼还热情地将自己的新住址告诉了王加文。2003 年，王加文带着女儿前去拜访陈友鱼，陈友鱼自然是热情款待，未曾有丝毫的防备之心。然而，就在这看似平常的相聚背后，却隐藏着王加文的险恶用心。
当时，王加文亲口表示自己只有个女儿，“想抱一个男孩来抚养”，陈友鱼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并未多想这句话背后的深意。可就在 12 月 8 日那天，陈友鱼下班回家，听到妻子说王加文带着女儿把儿子带出去买糖了，起初他也没太在意，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孩子迟迟未归，联想到王加文之前说过的话，陈友鱼顿感不妙，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当即断定是王加文拐走了儿子，心急如焚的他立刻飞奔到王加文住的宾馆，可惜还是晚了几分钟，就这样与王加文失之交臂，而他的儿子也从此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孩子被拐走，对于陈友鱼一家来说，犹如天塌了一般。妻子因为思念成疾，在痛苦和对儿子的牵挂中含恨病逝，原本温馨美满的家庭瞬间支离破碎，欢声笑语不复存在，只剩下陈友鱼独自承受着这份痛苦和自责。他无数次地懊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留个心眼，为什么要轻信所谓的朋友，可再多的悔恨也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
在那些失去孩子后的日日夜夜，陈友鱼的生活被痛苦、思念和煎熬填满。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还留存着儿子的痕迹，儿子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玩过的玩具，每一样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时刻提醒着他孩子的离去。曾经幸福的家，如今变得冷冷清清，没有了孩子的嬉闹声，没有了妻子的笑容，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这破碎的家庭里，艰难地面对每一天。
像陈友鱼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余华英的拐卖行为让一个个原本充满希望和爱的家庭，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亲人间被迫分离，家庭的温暖被无情地剥夺，只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漫漫寻子历程
孩子被拐后，陈友鱼踏上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寻子之路，这一路的艰辛，旁人很难感同身受。
从儿子失踪的那一刻起，陈友鱼就没有停止过寻找的脚步。起初，他和妻子几乎走遍了丽江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有儿子线索的地方，见人就问，逢人便打听，可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然而，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陈友鱼坚信儿子一定还在某个地方等着他们去找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陈友鱼开始前往全国各地去寻找儿子。在 2003 年到 2004 年期间，他去过莆田、黄石、新县、安溪、石狮、厦门等等地方，只要听到哪里有可能的线索，他就毫不犹豫地奔赴过去。
寻子的过程中，陈友鱼吃尽了苦头。为了节省开支，他风餐露宿，住过最便宜的小旅馆，也打过地铺、睡过桥洞，有时候饿了就随便吃点干粮充饥。可即便生活如此艰苦，他也从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因为儿子就是他生活下去的希望，是支撑他继续前行的动力。
多年间，寻找儿子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底变得一贫如洗，可即便如此，陈友鱼也觉得只要能找到儿子，一切都是值得的。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尽管他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却始终没有得到儿子的一丁点线索。
在这漫长的寻子岁月里，陈友鱼的妻子因为过度思念儿子，病情不断加重，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离开了人世。妻子临终前的嘱托，让陈友鱼更加坚定了要找到儿子的决心，他知道，只有找到了儿子，才能给妻子一个交代，才能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有重新团圆的那一天。
直到 2023 年 9 月，王加文在重庆被警方抓获，陈友鱼才终于有了儿子的线索，得知儿子被拐走后交给了余华英，又被卖到了河北邯郸。经过漫长的等待与牵挂，2024 年，苦寻儿子 21 年后，陈友鱼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儿子，这一刻，所有的痛苦、艰辛在父子团聚的那一刻都化作了泪水，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的坚持总算是有了结果，也终于可以给逝去的妻子一个交代了。
陈友鱼只是众多寻子家长中的一个代表，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父母，为了寻找被拐的孩子，耗尽了自己的青春、钱财，甚至健康，他们在全国各地奔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只为了能找回自己的亲生骨肉，让家庭再次团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父母之爱的伟大和坚韧，也让我们看到了拐卖儿童犯罪给这些家庭带来的沉重灾难。
五、案件宣判及影响
二审宣判结果
2024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备受瞩目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众多被害人及家属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到庭参加诉讼。经过严谨的庭审流程后，在当日下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庭作出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此次宣判意味着这一案件基本尘埃落定，毕竟按照两审终审制度，余华英案已到达终审阶段，此裁定为终审裁定，余华英无法再次上诉。而按照刑事诉讼程序，该案后续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待核准适用死刑后，便会进入最终执行阶段。
回顾整个案件历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 2022 年 7 月，余华英就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2023 年 9 月 18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时余华英提出上诉。2023 年 11 月 28 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开庭，二审庭审后，检察机关发现余华英有漏罪未处理，建议发回重审。2024 年 1 月 8 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发回重审。
2024 年 10 月 11 日，案件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经公诉机关进一步侦查梳理，发现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人数从原审时认定的 11 名增至 17 名。10 月 25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可余华英依旧当庭表示上诉，直至此次重审二审宣判，法律给出了最终且公正的裁定，让余华英的累累罪行得到了应有的审判结果。
社会警示意义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的宣判，对于整个社会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有着极其重要的示范和警示作用。
拐卖儿童犯罪，一直以来都是社会难以言说的痛，它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孩子的人生，更是无数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像余华英一案中，诸多受害者家庭支离破碎，亲人离散，有的父母因孩子被拐忧思过度，早早离世，有的家属则在漫长的寻子岁月中饱受煎熬，耗尽了青春、钱财乃至健康。这一案件的宣判，彰显了法律对拐卖儿童行为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向全社会表明，拐卖儿童这种违背人伦、天理难容的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它能够对其他潜在的拐卖犯罪分子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打消他们的侥幸心理。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不法分子认为拐卖行为不容易被发现，或者即便被抓也能逃脱严惩，然而余华英案的结果让他们清楚看到，只要犯下这样的罪行，无论如何狡辩、隐藏，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同时，这一案件也提醒着社会各界要更加重视拐卖问题，共同加强防范。对于家庭来说，家长们要进一步提高警惕，时刻留意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比如教导孩子不轻易跟陌生人走、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和礼物等，让孩子从小就具备自我保护意识。学校也应当将防拐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中，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安全演练等形式，帮助孩子们掌握识别危险和应对危险的能力。
而从社会层面来看，政府相关部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对流动人口等方面的管理，堵塞犯罪分子可能利用的漏洞；媒体等各界力量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传播拐卖儿童犯罪的危害以及防范知识，提高公众对此类犯罪的警惕性，让每个人都成为防范拐卖儿童犯罪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此外，这一案件的宣判也给众多仍在寻亲路上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和慰藉，激励着他们不要放弃寻找亲人，也让全社会更加关注拐卖儿童问题，推动更多的力量参与进来，助力被拐
作者声明：内容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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