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皇权至上时代的平衡游戏|中国式分权|兵权|君主|宋朝|宦官|平衡游戏|皇权

如果以宽泛的尺度评判，权力分散和制衡理论，并不是西方首创或独有。在古代东方的专制体制下，君主们非常熟悉如何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下属。

最好情况莫过于让属下们彼此争斗、竞争、猜疑和妒忌。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他们必然会向高踞宝座的统治者逢迎谄媚，摇尾乞怜。如此一来，君主们的皇位就更加稳固。

军事权制衡

对丛林法则的古代帝国而言，最重要的权力始终是兵权。在古代中央王朝，对兵权的制衡，也始终是皇帝们最优先的考虑事项，有兵权就可为所欲为，兵权旁落则意味着大势已去。

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对兵权的掌控。特别是继唐和五代十国乱世之后的宋朝，由于其开国君主赵匡胤本就是靠夺取兵权上位的，宋朝统治者们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篡位没几年，赵匡胤就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从此，宋朝奉行极力打压军事将领的立国原则，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全面碾压军队的高官。这也体现在宋朝的军事制度上：三军统帅自然是皇帝本人。在平日，枢密院在名义上是军队最高指挥机关，分别统领禁军和厢军；率臣，为禁军出征或镇戍时临时委任的将帅，统领地分属三衙的禁军。

可以看到，宋朝时，研究军事决策、平时指挥军队，以及战时将领的权限都被限制的很清楚，以免出现一个部门或一个强人就能调动并指挥军队的情况出现。如此还不足以令宋朝皇帝们心安，北宋的更戍法更是规定军队定期更换驻地，而将帅不随军转移。因此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现象，也导致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每况愈下。

此后，一脉相承的大明则有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一个将领不能长期带领一支军队，以免这支军队成了该将领的私人部曲，不服从朝廷的权威。具体操作上，兵部在战时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完全做到了“战管分离”。

而且和宋朝的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一样，尽管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差，但也保证了军权无法威胁到皇权。皇帝的高枕无忧才是最要紧的第一要务，多打几次败仗也无伤大雅。

对地方上，明朝各地要员明确区分军事和行政职能。由总督负责军务，巡抚掌管民事，两者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互为掣肘。才不至于像唐朝的节度使制度那样，让地方势力坐大。

可见，由唐及宋再到明朝，皇帝们对军权的掌控越来越牢固。类似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屡屡上演的权臣干政，武装造反等情况也少了很多。这也是皇权进一步牢固的第一步。

科举制和皇权集中

科举也是加强皇权的重要手段

除军事方面，皇权寻求对国家各个层面的绝对掌控。隋唐以前，世族大家一直是皇权的有力竞争者。尽管他们表面上臣服于皇帝，但私下里拥有极大势力，对皇权的长治久安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正因如此，科举制应运而生。按朱元璋的话说，是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除僵化天下头脑，收揽天下人才，科举的另一大作用就是架空世家大族。

汉魏以来，中央帝国选拔官吏往往使用举荐制，也就是所谓的“举孝廉”。现实情况中，“举”出来的孝廉往往是世家子弟，魏文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强化了世家在帝国人事上的天然优越性和垄断性。到了南北朝，随着皇权的衰落，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当时的文豪左思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是对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社会景象的辛辣白描。不仅对穷苦看不到希望的底层人不利，对皇权同样不是好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君主制和专制制度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去中间化”，也就是去除稳固的中间阶级。一旦去掉了中间的钉子，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限制皇权的专制。

皇权利用科举制充裕人才来源，也掐断了豪族对帝国官职的垄断。事实上，皇权和底层联手对付贵族的例子，在人类文明史中屡见不鲜，比如萨珊皇帝就曾利用民间的马自达派来反对宗教贵族。但当霍尔木兹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之后，代表底层的马自达派也就像夜壶一样被塞进了床底。对底层来说，科举尽管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或中彩票还要难，但毕竟有了翻身的一丁点指望。这点指望，正来自于天子的垂恩，这也就使他们更加感恩戴德、体沐皇恩！

他制衡手段

除科举制，魏晋以降，帝王们用了很多手段以图达成削弱世家的目的。

比如，让比较小的官身居要职。在曹魏明帝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少府杨阜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帝愈严惮之。中书舍人即其中的代表。

显然，在汉魏之际的九卿权限还较大，并不太忌讳那些在皇帝身边如后宫主管、黄门侍郎之类的小官。这也令皇帝们“严惮之”。为解除皇权这方面的限制，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加强那些

汉魏时，中书舍人只是一个小官职，但因位近至尊，掌传宣诏命，所以地位日趋重要，到了南朝刘宋时期，中书舍人可“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于中，实权日重，中书侍郎之任遂轻。”

中书舍人慢慢架空原本位高权重，对皇权形成一定制约的中书监。与此过程对应的，则是原本的三公九卿职位逐渐职能化，原本是决策层，如今决策是在皇帝的宫闱之中和几个密友商定，九卿六部慢慢沦为了橡皮图章和执行机构。

到明清两朝，这样的结构则充分定型，并于清朝的军机处达到顶峰。军机处尽管凌驾于所有正规部门之上，但仍只是皇帝决策的执行和咨询机构。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清朝的皇权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除这些机构外，皇权还很擅长利用宦官和外戚进行权力制衡。整个东汉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外戚和太监的夺权史，并最终以地方豪族的崛起而告终。对于生养在深宫的皇帝来说，他们最信赖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太监，而不是外面满口“之乎者也”的士大夫们。太监无法生育，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将权力传给下一代，也就永远不会有“改朝异姓”的危机。

此外，相比于朝臣，宦官对皇权的依附性更高，往往换个皇帝，某个太监的地位就会受到极大的变动，因此他们也绝对会为对自己有利的皇帝出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