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当时在挑选副总理这件事上，周总理深思很久。
当时已经确定了6位副主席，其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三位民主人士，这也可以看出在选择副主席时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影响力，在党内的威望等等。
最后在周总理深思熟虑后，确定了4位同志担任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事务，那么这四位都是谁？他们有何过人之处？
第一位是董必武，这位生于1886年的先辈，曾是清朝秀才。因其深厚的学识与德高望重的风范，毛主席尊称其为“董老”。
早在1903年，年仅17岁的董必武便展现出了非凡的正义感。他因不满当官者对考生的欺压，毅然参加了包围贡院的斗争。1911年，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董必武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革命的汹涌洪流之中，自此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活跃于全国的运动浪潮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董必武作为湖北代表参与了党的一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论资历，他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中的诸多关键节点，论人品，他刚正不阿、坚守正义，论贡献，他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称“延安五老”之一，实至名归。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董必武老先生一直在幕后默默耕耘，与周恩来并肩作战，共同领导地下工作。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依然为了革命事业与国家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自从担任副总理一职后，他在工作中表现得极为出色。
在刚上任的那几年，他秉持着铁面无私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公正执行。60年代在三年困难时期，董必武家中由于人口众多而粮食供应不足，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守原则，严厉告诫妻子和孩子，任何人都不准利用他的名字去谋取私利。
第二位是陈云，他是担任副总理时间最长的一位，从政务院到国务院，连任5届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曾对陈云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我一生有两个老师，徐向前教我如何打仗，陈云教我怎么管经济。”
无论是周恩来总理在领导国家全面建设过程中，还是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等伟大事业时，都离不开陈云先生在背后的精心运筹与深谋远虑。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建树堪称令人惊叹。
尤其是在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期间，在上海进行调查时，他与上海市长陈毅经过多次深入商讨，果断决策停止银元的发行与流通。这一举措迅速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市场，不久之后，人民币便顺利占领了上海市场，充分彰显了政府的威信与决策的英明。
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成员，陈云的革命功绩与思想风范有目共睹。1995年4月10日，陈云因病逝世。
第三位，郭沫若。在大众的认知中，一听这个名字就想到他是一名作家。然而，在他丰富而多元的一生中，其头衔远不止于此。他是集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戏剧家、书法家以及思想家、革命家等众多身份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从个人来说，郭沫若和毛主席之间有深厚的情谊，1945年重庆谈判时，郭沫若曾赠予毛主席一块手表，这块产自瑞士的手表，圆形表盘，表盘“12”数字下有“Ω”符号字样。据毛主席警卫员回忆，毛主席直至去世一直佩戴着这块表。
60年代，毛主席和郭沫若的诗作唱和成为了文化界的一段佳话。例如1961年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当即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他们之间还是“诗友”。
最后一位是黄炎培，早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黄炎培便受邀前往延安。在延安的窑洞里，发生了著名的“窑洞对”。
当时，黄炎培与毛主席的谈话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之久，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率”这一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黄炎培的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将会面临诸多复杂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成为重中之重。
黄炎培学富五车，德高望重，他的学识与见解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独特的思考维度。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向黄炎培请教各类问题，甚至有时在大半夜将黄炎培请到中南海进行深入的交流。
在长期的交谈过程中，两人之间的情谊日益深厚，并且他们还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书信中，黄炎培对治国理念和一些方针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对于那些有益的建议，毛主席总是虚心采纳，而对于一些不太适宜的建议，毛主席也会坦诚直言批评，这种真诚的交流方式彰显了他们之间纯粹而真挚的友情。
这四位副总理，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背景、才能与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与周总理携手共进，共同为新中国的稳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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