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闫衍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4年12月）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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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政治局会议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效果逐步显现，11月份的宏观数据延续边际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制造业投资尤其高新技术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出口呈现出一定韧性，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面积降幅边际收窄。金融数据也有所改善，M1降幅较10月大幅收窄2.4个百分点至-3.7%，M2和M1剪刀差大幅收窄，表明化债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地方政府的付息压力和融资平台的流动性压力。但与此同时，消费不足问题仍然比较突出，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3.0%，较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1-11月累计增长3.5%，与前值持平。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如何提振消费需求，成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2025年在出口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下对冲出口压力、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点。
一、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主要特征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长势头持续放缓，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边际走弱。11月社零同比增长3.0%，1-11月累计增长3.5%，总体看增速并不高，与工业增加值5.8%的增速相比有2.3个百分点的差距。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从去年三、四季度的高点80%左右，下降至现在的50%左右，并且今年第三季度与第二季度相比，也下降了10个百分点，呈现持续下行态势。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3.8%，即约1/4左右的经济增长是由出口贡献的。整体来看，消费放缓和走弱趋势持续，并呈现出以下四个结构性特征：
一是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分化，服务消费显著偏离常态增长趋势。从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增速的变化趋势来看，服务消费增速放缓趋势更加明显，1-11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4%，较去年大幅下降了13.6个百分点，而1-11月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2%，仅较去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从常态增长趋势来看，当前基础商品消费已经恢复到原有路径，而服务消费增长显著低于趋势线，并与趋势线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表明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大。
二是消费结构分化，与房地产相关消费回落，升级类产品消费上行。当前房地产仍处于下行周期，导致房地产相关消费回落，其增速显著慢于社零额增速，对整体居民消费形成一定拖累。另一方面，通讯、体育娱乐、汽车等升级类产品消费占比波动上行，消费内部结构呈现分化趋势。
三是消费呈现区域分化态势，消费下沉现象突出。一二线城市消费增长走弱，三四线城市消费增长相对走强。2022年以来三四线城市社零增长在总体社零增长中占比不断上升，2022年达到26.2%，较2021年大幅上升了18.1个百分点，虽然2023年有所回落，但14%的水平仍高于其他年份。另外从不同城市的社零增速来看，三四线城市社零总体增速显著快于一二线城市。例如，今年前三季度洛阳社零额同比增长了5.9%，北京则下降了1.6%，消费下沉现象较为突出。
四是消费降级现象依然存在，终端消费的提振仍面临较大压力。疫情疤痕效应叠加前期房地产和股市下行导致财富缩水，居民消费降级的现象较为普遍。2019年以来，食品烟酒消费在居民支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由28.2%上升至今年前三季度的30.1%，恩格尔系数持续上行，消费降级特征突出。另外从我国几个购物平台的营收和经营利润增速来看，以消费降级为代表的拼多多今年上半年营收增长104.9%，经营利润增长198.3%，而阿里、京东营收和经营利润增长基本上为个位数，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消费降级特征。
二、如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之举，加快补上消费短板，把扩大消费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任务的首位。这意味着扩大内需将成为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发力的重点，而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具体包括：“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当前投资已经进入了边际乘数效应递减阶段，消费乘数已显著高于投资乘数，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消费，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具体来看，提振消费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继续发挥“两新”“两重”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今年以来，“两新”“两重”在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及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从当前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分配和使用效果来看，3000亿元（30%）用于“两新”领域，大约拉动GDP增长0.34个百分点；7000亿元（70%）用于“两重”领域，大约拉动GDP增长0.1个百分点。因此，2025年应继续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从今年1万亿元扩大至1.5万亿规模，加大对“两新”“两重”领域的支持，从而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二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持续释放，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范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推动家电、汽车及相关消费品销量增长方面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12月13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万亿元。具体来看，汽车以旧换新带动乘用车销售量超520万辆；家电以旧换新带动八大类产品销售量超4900万台；家装厨卫换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超5100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带动新车销售近90万台。因此2025年应继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力度，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应用于以旧换新的规模，同时进一步扩围以旧换新领域。目前来看，今年上半年第一轮以旧换新主要围绕汽车、家电、家装等商品展开；下半年第二轮以旧换新扩大至汽车、家电、家装厨卫以及电动自行车等商品。2025年应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扩围，将全品类家装家居、农机器具、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
三是拓展服务消费供给，创造新需求，培育新型消费业态。今年8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通过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挖掘餐饮、家政等基础服务消费潜力，激发文旅、教育等改善型服务消费活力，培育数字、绿色等新型服务消费潜力，对拓展居民服务消费起到较为积极的效果。下一步需要从政策上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消费补贴范围，将消费补贴从过去的商品消费领域进一步扩大至服务消费领域，进一步扩展服务消费空间，从而带动整体消费提升。
四是将短期促消费与中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结合，激发消费潜力。短期来看，要将促消费与惠民生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体及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大惠民生财政补贴力度，通过政策刺激和财政补贴来进一步加大促消费力度。中长期来看，需要进一步推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着重解决民生领域的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等短板问题，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意愿，释放居民大规模储蓄潜能。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当前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整体投入还相对较低，未来需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进一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将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改革结合起来，更好的激发消费潜力。
五是重视公共消费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支持作用。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当前公共消费主要分布在社会性功能较强的行业领域，比如公共管理、卫生、教育和科研等，这些领域对于扩大公共消费、推动消费提升发挥着较强的拉动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公共消费在总体消费中占比偏低。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消费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公共消费还有一定提升空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公共消费尤其是地方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受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压力影响，在过去一段时期面临较大的约束。后续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未来在加大公共消费支出力度方面仍有一定的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消费对总体消费的拉动作用。
六是多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目前来看，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名义收入增长依然慢于GDP增长，因此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推动下，预计居民收入尤其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将会有所提升，对整个消费拉动作用会有所增强。目前国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只有43%，这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还存在较大差距。后续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在改革和政策方面做出比较大的调整，例如通过降低居民社保缴费的比例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这些改革和政策调整短期内都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能够有效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短期内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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