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达到陕北后，很多国内外记者慕名而来，争相采访中共领导人，除了最早来这里的埃德加斯诺，还有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史沫特莱等。
或许谁也没有想到，在采访中，史沫特莱和朱老总之间建立了友好的情谊，从1928年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后，她便极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情况向全世界报道。
史沫特莱在1937年全国抗战前夕，她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早在多年前，她就一直听说了“朱毛”红军十分厉害，所以很想见见毛主席和朱德。
在书中，她曾这样描述朱德：
年过半百的朱德，额角已然布满了皱纹，那些皱纹仿佛是岁月留下的痕迹，默默诉说着他所历经的无数风霜。然而，他整个人看上去却十分憨厚朴实，脸上常常带着慈祥的微笑，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并非如外界想象中的那般严肃。
那时候，与史沫特莱一同来到红军总部的，还有医生马海德、作家丁玲以及翻译家吴光伟。当他们抵达时，朱德总司令满怀着热忱，亲切地向史沫特莱打招呼，史沫特莱按照国际友人之间表达友好的方式，热情地与朱德总司令来了一个亲切的拥抱。
史沫特莱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内心对此感慨颇多，深知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当时，史沫特莱向朱德提出了请求，那就是希望朱德能够将自己的生平经历详细地讲述出来。此后，她常常与朱德总司令进行深入的交谈，试图去了解红军一路走来的战斗征程，探寻朱德的革命道路，甚至追溯到他童年时期的那些故事。这为她后续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指挥。当朱德准备率领部队奔赴抗日前线之时，他关切地询问史沫特莱接下来有何打算。史沫特莱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我同你们部队一起到前线去。”
但意外却突然降临，就在她收拾行李，满心期待地准备出发之际，不慎从马背上摔落下来，更为糟糕的是，她的脊背被马蹄重重地踩伤了，伤势十分严重。剧烈的疼痛让她连腰都难以挺直，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显然是无法跟随部队前往抗日前线了。
在此之后，史沫特莱先是在延安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养，而后又辗转去到西安接受治疗。尽管遭遇了诸多挫折，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奔赴前线的决心。后来，她跟随战地服务团，一路辗转，终于在1937年10月来到了抗日前线。
八路军总部设立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当史沫特莱等人抵达时，前来欢迎他们的是彭德怀以及朱德夫人康克清。史沫特莱见到他们后，两人如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般，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经过一路的舟车劳顿，史沫特莱告知康克清，她打算第二天再专程去拜访朱德。
终于，这一次史沫特莱如愿以偿地对朱德进行了系统性的采访，通过长时间的交流与记录，她积累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直至1941年，这一年，身体状况欠佳的史沫特莱不得不回到美国。哪怕是在生病期间，她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朱德作传的工作当中，最终完成了那本名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传记，为世人展现了朱德波澜壮阔的一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许多外国记者受到邀请来到中国，像斯诺等人都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远在大洋彼岸的史沫特莱同样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兴奋不已、喜悦满怀。她甚至满怀深情地给朱德写了一封长达近万字的信，在信中，她真挚地表达道：我活着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
令人遗憾的是，史沫特莱最终没能再与老朋友朱德见上一面。长期以来，她饱受严重的胃溃疡、心脏病以及失眠等多种疾病的困扰，身体日渐衰弱，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年一般。
1950年5月5日做手术前，史沫特莱提前写下了遗嘱。她在遗嘱中郑重地说道：“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谁也没有想到，手术后一天，史沫特莱便与世长辞了。
史沫特莱临终前，心中始终念念不忘要重回中国这片她热爱的土地。她逝世的一年后，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从此，她可以与众多的革命者长眠在一起，她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以及和朱德之间深厚的情谊，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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