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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五角大楼内有一家智库,其在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构成中,长期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它就是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ONA)。‍‍‍‍‍‍‍‍‍‍‍‍‍‍‍‍‍‍‍‍‍‍‍‍‍‍‍‍‍‍‍‍‍‍‍‍‍‍‍‍自1973年成立以来,净评估办公室对冷战期间美国的国防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90年代末,该办公室已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致力于对中美竞争的深入研究。过去二十多年里,净评估办公室的研究成果影响了五角大楼对中国的认知,推动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第三次抵消战略。

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廖凯博士近期在“IPP明远讲坛”开展以“净评估方法及其在大国竞争中的运用”为主题的讲座。廖凯博士深入解析了净评估办公室以及净评估方法的起源及特点。他指出,净评估方法着眼于大国博弈,是一种战略评估方法,具有竞争性、诊断性、综合性和不对称性的研究视角,对理解当下中美战略竞争局势以及大国博弈的未来前景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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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凯博士做客IPP明远讲坛并开展讲座

*以下内容根据嘉宾演讲整理而成,略有删减:

净评估方法(Net Assessment Methodology)起源于净评估办公室(ONA)。净评估办公室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内部智库, 于1973年正式成立,其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大国间的长期竞争展开分析,这一初衷延续至今。 尤其是在当前中美竞争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净评估办公室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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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尼克松与由赫尔曼·卡恩等人发起设立净评估办公室。而在此前, 尼克松政府通过兰德公司借调了马歇尔等专家,对美国情报体系进行审查和改进。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净评估办公室

马歇尔是净评估办公室的创始人和首任主任,在五角大楼担任净评估办公室主任长达42年,长期塑造了净评估办公室的研究理念。

冷战期间,净评估办公室的评估报告对美国的战略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净评估办公室的一系列评估报告最终促成了包括美国的“第二次抵消战略”和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SDI)在内的国防和安全政策。 该时期,净评估办公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联。

进入90年代, 由于美国失去了一个苏联这一明确对手, 净评估办公室开始着眼于更长远的战略规划,评估未来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安全环境。在这期间,他们分析了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前景。

他们发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动机的国家,能够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对美国构成挑战。

到了2001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根据净评估办公室的报告,提出了与印度和澳大利亚拉近关系,并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亚太版北约”,以应对和平衡中国崛起的挑战。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导致对中国的战略评估暂时被搁置。直到2011年,希拉里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2014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2017年,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定位为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上述一系列决策背后都有净评估办公室的影子。

可以说,过去二十多年里,净评估办公室深刻影响了五角大楼对对华认知,推动了美国对华战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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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是国家安全和军事行动的执行中心,而ONA则提供深远的战略评估和分析,帮助五角大楼制定应对未来安全挑战的长期战略。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净评估方法的特点

什么是净评估?

净评估这一概念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基于马歇尔的访谈和他人的研究,我对净评估的理解是——它是一种战略评估方法,旨在通过多学科的比较分析,评估国家间在政治、军事、技术等领域的竞争态势,识别战略不对称性,为高层决策者提供前瞻性的支持。

净评估的几个关键词包括“竞争”、“前瞻性”和“不对称性”。

第一个特点是竞争性。

净评估的战略评估是围绕大国竞争展开的,要求明确对手,并针对具体领域或地理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例如针对中美科技领域竞争趋势展开研判。

其次,净评估强调考虑各国的“相对优势”,而非仅仅关注对手的“绝对能力”。通过比较双方能力,能够了解与对手在相对位置上的差异,从而制定战略规划,决定如何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合理分配资源。

第三,影响对手的政策和行为,这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宣传或直接干涉,而是要考虑对手的认知和感知方式,这也是竞争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个特点是“诊断性”。

净评估强调的是诊断,而非提供解决方案。马歇尔指出, “问正确的问题比给出正确的答案更为重要”。

他的观点是,推荐具体的政策可能会忽略竞争双方的动态发展趋势。相反,净评估倾向于通过诊断性描述当前的态势和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对称性,让决策者看到一个更全面的环境,从而能够更灵活地思考应对策略。

简单的比喻是:通过智能手表监测心率,我们能够观察到五年、十年内的趋势,心率或血压有变化,这可能预示某种疾病的风险。相比马上给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方,发现长期趋势往往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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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具有深远的国际关系思想影响。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净评估的第三个特点是多学科的综合分析。

国家战略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因此需要对政治、经济、技术、人口等多个领域展开综合分析和数据评估。

例如,在研究军事竞争时,不仅要评估双方的军力部署和技术投入,还要考虑训练、作战理论、作战计划的制定以及军队体系的整体变革。同时,还需要思考有限的资源,研究如何在国防、维稳和经济建设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此外,政策的制定往往涉及到政治体制、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争端以及决策者的个性等因素。因此,净评估需要依靠多学科的深度研究,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

净评估办公室是如何做的?

具体来说,首先是深度研究。马歇尔本人就是一个例子。马歇尔对“有限理性理论”颇感兴趣,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策制定,包括美国和苏联,都是国内不同利益群体间讨价还价、妥协和争端的结果,政府的决策不会总是理性的。 他进一步接触了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探讨人类决策背后的深层次动因。马歇尔也与相关研究者讨论了这些问题,并为他们提供课题支持,研究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其次是广泛的研究领域,净评估办公室始终追求前沿科技理论和学术研究成果,并积极与学界交流, 例如在生物基因、网络安全等领域开展研究。此外,早在80、9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就开始关注经济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他们开始思考经济危机是否会给美国带来不稳定因素,如社会骚乱等。

第四个特点是长期性及前瞻性。

长期的战略评估可以让我们了解对手的资源分配和在特定领域的投入情况,从而识别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长期分析,净评估还能够识别出许多战略机会,如科技进步和地缘政治变化等。

因此,净评估办公室在战略规划中会考虑长期展望,通常会展望未来5年、10年,甚至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展望20年或30年。 他们非常重视“不确定性”。虽然许多人试图预测未来,比如预测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但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常常会出现所谓的“黑天鹅”事件,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马歇尔曾说,未来是不可预测的,预测中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依然需要进行预测和前瞻性研究,因为这有助于决策者考虑到他们可能未曾想到的问题,并更好地管理不确定性因素。

第五个特点是不对称性。不对称性可以简单理解为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在评估和对比时,目的是找到这些差异。

例如,经济上某国可能发展更快,体量更大,技术上有更多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可量化的差异,如文化、政治体制等带来的决策差异。体制上的差异就是净评估需要发现并利用的不对称性。只有找到差异,才能制定出如何利用对手的弱点、规避自身的弱点,并发挥优势的策略。

另一个净评估关注的方面是认知偏差,特别是镜像思维(mirror imaging)。镜像思维的概念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会假设对方的思维方式、文化、动机与自己相同,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会导致误判和战略失误。净评估办公室一再提醒要避免“镜像思维”。

学者们可能会忽略那些难以量化的信息,因为这些数据不容易发表或进行定量分析。但净评估方法强调,文化等非量化因素在国家间的互动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特别重视认知偏差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净评估方法和工具

净评估方法会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数据。像GDP这样的量化数据较为直观且易于使用,但马歇尔对这些数据也提出了许多质疑。在对美苏进行比较时,研究员创建了数据库,不仅包括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量化数据,还尽可能整理出关于政治体制、组织结构、文化等方面的定性数据,以便呈现整体的画面。

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曾估算苏联经济的体量是美国的50%至60%,甚至达到70%。但马歇尔指出,即便是简单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每个国家或地区的采集方法也各不相同。有些商品在某些国家的CPI中包括,但在其他国家却没有,而且每个商品的权重也不同。

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召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对未来的展望进行讨论。

净评估办公室还会使用多场景分析(alternating scenarios)的方式。 简单来说,首先需要设定目标,比如评估中美在非洲的竞争态势。接下来 确定影响中美竞争的变量,如非洲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因素。然后,通过组合这些变量,构建多个可能的未来场景,基于每个场景提出不同的应对策略,最终进行综合分析。

另一个常用的工具是推演(Gaming或Wargaming)。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处理不确定因素,推演可以通过模拟不同情境帮助决策者提前发现潜在问题。推演通常分为红方和蓝方,模拟对手之间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某些突发的反应可能会出乎预料,打破原有的预期。通过这种模拟,参与者可以在虚拟环境中面对各种突发情况,提高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例如,在华尔街,一些投资公司会让交易员玩扑克。因为扑克游戏与外汇或股票交易有相似的心理和决策压力,能够帮助参与者提高在高压环境中的冷静决策能力。

推演的步骤大致可以概括为:首先,确定评估的区域,比如中美在南海的竞争,或者中美在科技或军事上的对抗。接下来是收集量化和非量化的数据,对比这些数据,通过分析趋势,找到自身和对手的差异,识别不对称性。

例如,美国在思考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时,可能会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改革开放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研究员可能会进一步推演,如果中国经济开始下滑,政权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挑战,进而需要更多的维稳支出。由于资源有限,维稳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国防开支减少。这样一来,美国便可以在识别到这一不对称性,抓住机会,利用中国的劣势进行战略操作。

这就是净评估的核心思路,通过对比和分析找到对方的薄弱点,从而为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以中美科技创新竞争为例‍‍‍‍‍‍‍

最后,为了让这个理论看起来更具实操性,我临时找了一些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的例子,通过一些简单的数据来应用净评估方法。

在投入上,中美的R&D(研究与开发)投入方面,美国的总投入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则位居第二。从R&D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约为2%,而美国约为3%左右(数据为例举,不具有准确性)。如果从购买力平价(PPP)的角度来看,差距并没有太明显。

在科技研究方面,例如根据Web of Science期刊的发表数量,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甚至超越了欧洲。在全球五大专利局(IP5)中,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经大幅增长,占全球专利总量的13%。

在学术合作上,美国与中国的学术合作急剧下降,美欧间的合作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而中国与欧洲、英国的合作则保持相对稳定。

另外,美国对外籍科学家的依赖在理工科(STEM)领域尤为明显。随着美国本土的理工科人才减少,美国逐渐依赖外籍人才,尤其是在尖端科技领域。由于中美科技脱钩等因素,美国华人科技人才流失,加剧了美国对欧洲和印度科技人才的依赖。

最后,某些关键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AI),中国也在迅速赶超。虽然美国在AI领域仍占主导地位,但中国的追赶速度非常快。例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中国高校在AI研究中的排名逐渐上升。

运用净评估方法根据上述一系列情况进行评估,中国正在科创的各个领域、环节迅速追赶甚至赶超美国,美国正面临相对优势的缩小。

面对中国科技领域的崛起,识别到不对称性和优劣势的转化,一个对应的策略是,唤醒一个新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当中国某个技术或行动给美国(包括盟友)带来巨大震撼时,决策者以及社会就能意识到中国带来的巨大国家安全威胁,并迅速推动美国国内支持科技和教育的政策和法案,还能促进同盟友的多边框架形成。

而对于中国而言,则应避免过度刺激美国,防止“斯普特尼克时刻”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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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标志着人类进入太空时代,该事件被认为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技术和科学优势的重大觉醒时刻。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自然,分析中也有一些难以量化的定性部分。例如,中国在理工科领域的学生数量远超其他国家,但在教育方式和创新思维方面,与西方仍存在一定差距。美国的教育系统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而中国的教育系统则更多强调目标导向和效率。

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说过的那句话:

“有些事情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已知的已知) ,有些事情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已知的未知) ,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未知的未知)。”

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发明往往源于意想不到的发现,而不是通过明确的目标设定。“无意识的发现”正是“未知的未知”的范畴。相对应的策略是,中国在培养科技人才的同时,也应更加重视教育方式的改革。

文稿整理|周浩锴

审校|刘深‍‍

终审|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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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凯博士在IPP开展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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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凯博士演讲中

嘉宾简介

廖凯,现任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他于2018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拥有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史硕士学位和瑞典马尔默大学欧洲研究学士学位。廖凯老师的研究经历丰富多样,曾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任职副研究员,并在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和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积累了研究经验。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发表了多篇关于美军战略、国际军事事务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论文。此外,他是海南省拔尖人才,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他还主持了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参与撰写了多篇智库报告,得到各级决策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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