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叙事散文的窠套|叙事|古典诗词|散文诗|文学|汪曾祺|沈从文|诗歌

叙事散文有一定的窠套，尤其是一些小作者们写的叙事散文，大多在描述苦难，而且描述的是上世纪的苦难，最终要在结尾处战胜苦难，弄一个光明的尾巴，就算完事了。这种叙事散文的模式很容易发展成一种窠套，让很多作者无法摆脱，也对读者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叙事散文以记事见长，在叙事中抒情或在叙事中议论，都是允许的。很多写叙事散文的作者总是停留在小的境界，要停留在上世纪苦难的岁月，说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受苦的，甚至有的要啃树皮，要吃观音土，要吃草根儿，割草砍柴，放羊喂猪等等，完全是一副农耕文明的样子，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人这样写，还算有一点忆苦思甜的味道。事实上很多人都这样写，或许很多写叙事散文的都在模仿同样一篇叙事散文。被模仿的那一篇写了苦难，模仿的文章们都变成了写苦难的。虽然苦难可以唤起人的同情，就好比悲剧比喜剧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一样，但苦难生活并不是唯一的。虽然作者也有苦中作乐的情绪，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但只是现在来写回忆性的文章，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意思，也有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却不足为据。事后的判断总是会出现极大的偏差，更何况写叙事散文的作者大多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苦难就应该出现，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就应该战胜苦难，而不会问为什么会产生苦难，谁制造了苦难。

虽然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会出现苦难，但叙事散文并不一定非得写苦难，可以写一写美好的理想和情操，写一写精神世界的美好思绪，写一写人生的经验。倘若只是沉迷在苦难之中，就会进入叙事散文的窠套，不能自拔。叙事散文本来是一种非常活泼的文体，并不一定非得有苦难。可是很多作者都认为，写苦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也更容易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尤其在审核方面，审核官会轻松放过这样的文章，等于忆苦思甜，等于让人们了解过去的历史。而这样的文章并不能当成历史，因为都是个人化叙述，而且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当成宣传品是可以的，甚至不能成为严肃的文学作品。很多中学生的试卷上经常引入这样的叙事散文，当成一个阅读理解题来分析，而中学生分析来分析去，却总是不得要领。即便有的中学生做对了文章后面的习题，也不一定对文章有深刻的理解，就更别提对苦难的深刻追问了。

一些作者一旦写叙事散文就要写苦难，而且要写战胜苦难的整个过程，结尾一定是战胜了苦难，加一个光明的尾巴。就好像人们经常唱的激扬澎湃的歌曲一样，中间回环婉转，结尾要拔一个高音，显示激昂和奋进。这样的歌曲多了以后，人们就会产生审美疲劳，尤其是经常听这些歌曲的人，喜欢听一听流行音乐，因为流行音乐不一定按照这种歌曲的模式来创作，不一定非得在结尾拔一个高音，甚至有的像散文诗，平平淡淡，却字字诛心。叙事散文也应该这样，追求风格多样化，而不应该非得写苦难，也不一定非得在结尾加一个光明的尾巴。沈从文写叙事散文写得像诗歌一样，汪曾祺继承了他的衣钵，也把散文写得像诗一样，追求诗化语言，已经形成了一种流派。但很多作者只是模仿他们的语言，却没有模仿他们的构思。用诗化的语言来写苦难，就好像“荷花淀派”的写作一样，明明写抗日战争，却写得如诗如歌。虽然文学有自己的美学理想，要让读者感受到人情美人性美，但不能超出现实太远，应该有对现实真实的反映，应该写出现实的残酷，也应该对产生苦难的源头进行不懈地追索。

很多叙事散文的作者往往忽略了这种追索，只是强调苦难中人性的觉醒，强调光明的尾巴，甚至要大唱赞歌，怎么说都是不公平的，也是创作才情衰减的标志。既然是创作，就要创新，不仅在语言方面创新，而且在叙事技巧方面创新，要在事情真相的追索方面用心，要敢于说真话。长期这样创作，作者就会感觉提升了到了高级的境界，尤其在叙事的时候，会不落俗套，也不会简单地在苦难背景上凸显人性的光辉，而是会追问为什么会有苦难，谁造成了苦难。叙事散文可以写得有情趣，就像是梁实秋、朱自清等人写的叙事散文一样，完全具有开拓性，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虽然他们也写杯酒光景间的小碎光阴，也抒发个人的小情绪，但他们的散文并不落俗套，不会总写苦难，也不会在苦难中凸显人性的光辉，而是回到叙事散文的原点，通过典型事件凸显人物性格，凸显感情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