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一天傍晚，军统特务总部的一名情报官，偷偷潜入周公馆，嚷嚷着要加入共产党，立刻引起一阵骚动，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叶剑英。
当时重庆波诡云谲，街头巷尾遍布特务，国共情报战场更是血雨腥风，蒋介石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枪口对内。为了窃取我党情报，打击我军，国民党经常派遣特务潜入我党。
谁也不确定，这位“不速之客”，究竟是真心要弃暗投明，还是国民党派来的间谍？
冯传庆
这位不速之客名叫张蔚林，1916年出生于无锡一个士绅家庭。他虽然出身富裕，却并非纨绔，而是一个品学兼优，渴望进步的青年。
1936年，张蔚林考上上海三级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校长魏大铭是特务头子戴笠的耳目，负责将学校优秀人才骗入军统工作。
张蔚林也在魏大铭的欺骗下，被转到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8期受训。毕业后，被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台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南京。军统紧急撤离，前往重庆。撤离前，任命张蔚林为景德镇分台台长，前往皖南赣北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
在此期间，张蔚林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导致大片国土惨遭敌人铁蹄践踏，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到处烧杀抢掠、淫掳妇女，罄竹难书。而八路军装备落后，却人人顽强抗敌，总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
这让张蔚林愤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对共产党心生敬畏。他的思想、他的心渐渐向共产主义靠拢。
1938年5月，张蔚林暗中联系赵立耕、杨洸等电台骨干，联名要求军统加薪，搞得上司们焦头烂额。
气急败坏的电台科科长以煽动闹事为名，请求电讯处严惩张蔚林。由于当时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只是挂名而无实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副处长董益三手里。
张蔚林是董益三在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的得意门生，此时共产党日益壮大，军统正值用人之际，这样的电讯人才不可多得。
于是，董益三悄悄压下对张蔚林的指控，并将他调到重庆军统特务总部电讯总台，这可是军统情报中心，可以说是国民党的心脏所在！
然而，这也让张蔚林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从此对国民党大失所望。他越来越渴望一条光明的道路。
当时在中国，最光明最值得中国进步青年骄傲的人生道路，便是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
周公馆
于是，1939年的一天晚上，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文弱青年，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周公馆，嚷嚷着非要见最高领导，说有急事。
周公馆，当时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租住的地方，实际上是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驻地。
特务头子戴笠一听到消息，当即把老巢搬到离周公馆右边百米左右的地方，周公馆左边则毗邻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军统特务肚子里藏着什么坏水。因此，周公馆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
这个时候，来了这么个身份不明的文弱书生，不得不让人心生警惕。警卫可不敢把他往楼上带，只通知值班人员先了解情况。
但青年却非嚷嚷着要见负责人，不然什么都不说。值班人员无可奈何，只得将情况通报给正在楼上开会的叶剑英和曾希圣。叶、曾对视一眼，曾希圣心照不宣地点点头，下楼接见了神秘青年。
青年一见曾希圣，开口说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嚯，这可把曾希圣吓了一大跳，敌人心脏里的人物，怎么突然跑到我们这来了？
不待曾希圣开口，张蔚林就开始破口大骂国民党的腐败，特务们的凶残，然后话锋一转，激动地说道：“我是来回归组织的！我在上海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恨透了国民党，我要离开特务狼窝，请领导恢复我的组织关系，让我到延安去为党效力！”
饶是曾希圣这样的老革命，听到这番话，内心也是翻江倒海，震颤不已。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周恩来同志每次到周公馆，都要一再强调“警惕，警惕，再警惕”！张蔚林所说到底确有其事，还是国民党为了打入我党内部使的诡计？
曾希圣强忍内心震颤，严肃说道：“我们欢迎你为抗日、为人民多做贡献，但党籍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调查研究。在此之前，你应该回去继续做好你的工作，以免暴露身份。”
张蔚林十分感激，点头离开，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叶剑英
没想到过了几天，张蔚林竟带着一个大高个溜了进来，声称大高个也要加入共产党，跟老蒋对着干！
此人名叫冯传庆，是军统特务总部电讯总台的领班及报务副主任。
这事就玄乎了！连叶剑英元帅都十分震惊，立刻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
一个军统情报高官，外加一个电讯骨干，这不就等于掌控了军统所有的机密嘛！可是谁又能保证这两人不是军统派来的间谍呢？
几经商议，组织决定对二人先进行教育与考察，之后再视情况而定。
后来，二人不负众望，冒着杀头的危险，给共产党献上了一份大礼——军统的电报密码！
这意味着，神秘的军统特务机构赤条条地站到了共产党面前，再也没有秘密可言。只要共产党截获军统电报，就能第一时间破译！
于是，周恩来与叶剑英决定，吸纳二人为中共党员，将他们作为打入敌人心脏的突破口。
周恩来
10月的一天，叶帅与曾希圣在周公馆，亲自为张蔚林、冯传庆举行了入党仪式。
后来，张、冯二人又介绍了军统电讯员陈国柱、赵立耕、杨洸、王席珍、安文元入党，在敌人的心脏处成立了我党“红色电台小组”。至此，军统的情报机构完全掌握在我党手里。
虽然特务情报机构从领导到骨干都有我党人员，但如何将情报安全传递出来，却成了大问题。
军统电讯总台戒备森严，进出都有检查，而周公馆附近全是特务与警察，张蔚林与冯传庆来往两处，必然会被敌人发现。
恰在此时，延安派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员张露萍。叶剑英当即任命张露萍为“红色电台小组”的负责人，并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为“红色电台小组”与周公馆之间的情报传输桥梁。
就这样，张蔚林与张露萍里应外合，将敌人的机密情报源源不断的传递出来，包括军统的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情况、军统打入我党的计划等等，一个不落。
这些情报，为我党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枪口对内，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张露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突发情况，给这个隐秘而伟大的谍报小组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0年2月，张蔚林不小心烧坏了3个真空管，真空管是收报机的重要元件，管制严格。张蔚林当下就被关了起来，等待审查。
这本来只是个业务过失，但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却慌了神，担心身份暴露连累组织。于是趁看守松懈时，逃了出去，到周公馆报信。
周公馆听了张蔚林的汇报，认为那只是业务过失，军统关他禁闭，只是为了惩罚他，如果他逃跑被发现，反而会暴露自己与组织。于是建议他在敌人发现前，向他老师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掩护过去。张蔚林立刻奔往董益三家。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张蔚林一逃走，特务们就发现了，稽查处派人到他家抓他，却意外搜出了他与张露萍的暗语，以及军统局成员名单，知道了他的“红色身份”，正在全城搜捕他，还电话通知了董益三。
张蔚林刚敲开董益三的门，就被特务们抓了起来。但他丝毫不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冯传庆等同志及联络站的安全，要怎么给组织报信呢？张蔚林心急如焚。
正在此时，他看到了看守所所长毛烈，他是刚调来的，对情况一无所知，也许可以利用。
于是，张蔚林谎称自己要取钱用，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
毛烈开始不同意，张蔚林便说：“我只是业务失误，最多就是关几天，罚点工资。你也知道我老师是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你今天帮我，我便欠你个人情。”
毛烈开始有些犹豫，张蔚林又许诺，信送到就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上钩，派人把信送到张蔚林指定地点，联络站的地下党得以安全撤离。
而此时，戴笠正在蒋介石办公室挨骂。等他走出蒋介石办公室，立刻下令特务总队包围电讯总台，逮捕了赵立耕、陈国柱、杨洸、王席珍、安文元。
冯传庆机敏，早早嗅出危机，逃了出去报信，但没跑多远就被警察给抓了回来。
一番严刑审讯后，安文元叛变了！他不仅供出了“红色电台小组”的整个组织情况，联络站点，甚至还供出了正在外地探亲的，小组负责人张露萍的地址，使其被特务抓捕。
戴笠立刻派人去联络点抓人，却不料扑了个空，一查才知，竟是毛烈送的信，也不听他解释，当即拔枪将他给毙了。
戴笠看着牢房里的6男1女，男的都是电讯骨干，女的还那么年轻漂亮，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就给6位男青年各一巴掌，怒道：“你们这群蠢蛋，竟然被一个女共党给勾引了！枉我对你们委以重任，信任有加。上刑！”
息烽监狱旧址
可不管戴笠如何诘讯，7人坚不承认，甚至还撕毁了特务们准备的，用以诬陷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自首书”。无奈之下，戴笠将7人转移到贵州息烽监狱。
经过4年折磨，7人依旧咬紧牙关，只字不说。1945年7月14日，特务们将7人带到快活岭丛林，秘密杀害。
英勇就义时，7人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们毫无畏惧，个个自豪而光荣地笑着，勇敢地迎向敌人的子弹，他们知道，胜利是属于他们的，属于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广大百姓的，他们虽死犹生！
如今，英雄早已埋骨青山，但英魂永驻。我们依然可以在这段特殊的历史中，在那惊心动魄的悲壮往事中，感受英烈们不朽的精神，感谢他们的默默付出，让中国能够走向独立、和平、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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