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年的著名诗人、戏曲家尤侗，曾因慕天颜的卓越政绩而盛赞其为‘江南福星’。今天，当《慕天颜集》带着油墨的馨香飞向大江南北，诚可谓‘福星高照’‘福泽众人’。愿我们在这颗‘福星’的映照下，进一步发掘地域文化资源，让更多的优秀典籍成为人们的文化滋养，进而推动中华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12月20日，在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中共平凉市委、平凉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平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慕天颜集》首发仪式上，平凉文史学者、《慕天颜集》辑校者之一的李世恩由衷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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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天颜是有清一代唯一在《清史稿》立传的平凉乡贤。但多年以来，因各方面的原因，他在自己故乡的“生前身后名”，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亦未得到社会的隆崇礼遇，显得有些寂寞。2022年初，甘肃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在平凉有关会议上，曾以慕天颜治理江南的卓越政绩为例，要求领导干部效法陇上先贤，厚植为民情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此，平凉市委、市政府本着发掘地域文化、弘扬乡贤精神、惠泽今人后世的初衷，启动了有关慕天颜文化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的工程。在这个背景下，《慕天颜集》被列为“平凉市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并委托平凉文史学者李世恩、李安乐承担此任，进行辑录和点校。
辑录和点校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一问题，记者专访了李世恩。
记者：我知道现阶段的古籍整理出版，质量是重中之重，只有秉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才能做好高质量、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才能体现学人为传统文献提供的“附加值”。在接到《慕天颜集》辑录和点校任务时，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
李世恩：说起来，也算机缘巧合。作为与慕天颜相隔三百多年的静宁小同乡，我老家与其旁系后人居住在同一个镇上——威戎，且自幼就听说过“慕总漕”的鼎鼎大名（当然，也是仅闻其名而已)。近几年，随着静宁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我们对一代名臣慕天颜的生平事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接受这一任务时，初为欣喜，继之忐忑，后则是勉为其难了。
何谓忐忑？因为慕天颜著作的原版能否凑集齐全，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早年，就听说威戎慕氏有收藏慕天颜著作者，但因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尚心有余悸，故不敢轻易示人。
记者：想必在寻找慕天颜著作的原版的过程，是极其艰辛的。
李世恩：是的，但幸运的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近年来，静宁文史学者时下翁、侯立文、李忠良、马广平、赵福社等先生曾先后登门拜访，收藏者慕江鱼先生出于对先人功德的推崇和对各位学者的信任，慨然供大家或拍摄，或在静宁县档案馆高清扫描，终于让这些珍贵文献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其间，时任威戎镇镇长（现任静宁县政协副主席）王永强、静宁县档案局局长马晓荣助力颇多。慕氏所藏文献，计有康熙版《抚吴封事》七卷（刻本，共八卷，第二卷已佚）、《楚黔封事》两卷（刻本）、黄与坚撰《慕公神道碑铭》（刻本）、慕琛撰《显考鹤鸣府君行状》(刻本)，慕琛纂修《慕氏家谱》（抄本）以及慕天颜神位牌等。这些珍贵文献和实物，上述各位先生在研究、利用的同时，都曾慷慨提供给我们。这次辑校，除慕氏所藏外，尚缺《抚吴封事》第二卷、《督漕封事》《辑瑞陈言》各一卷，以及江南士绅辑录慕天颜等官员政绩和公文的《兴革事宜略》四卷。如果这些著作找不到，《慕天颜集》就会残缺不全。这正如打下了很好的地基，却盖了一个缺门少窗甚至没有墙壁的房子，总归不是个正经匠人干的活儿。
为此，我们网购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慕天颜系列著作(含《兴革事宜略》)复印本，很可惜，该本缺页和漫漶之处甚多，仅可以当作互证的参考资料，而难以作为录入的母本。随后，我们又托人或电话联系，辗转在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说明点校用途并请求有偿复印，但很遗憾，都因各种原因搁浅，一时陷入僵局。最后，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求助于旅居杭州的甘肃甘谷籍老乡、家传创始人朱子一教授，虽然未曾谋面，但得到了他的热情回应。朱教授即刻联系杭州图书馆彭喜双博士，施以援手，在浙江图书馆为我们拍摄了2015年5月台湾影印《稀见清代四部辑刊》收录的道光版《慕中丞疏稿》和《兴革事宜略》共1500多个页面，使清版慕天颜著作悉入囊中，是为“雪中送炭”。同时，彭博士还不厌其烦，热心为我们搜罗到散落各处的慕天颜部分佚文以及林则徐《<慕中丞疏稿〉序》手稿图片，是为“锦上添花”。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对这些珍贵资料和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全部免费，不收分文，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文化情怀和难得的共享理念。
记者：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应该坚定了您把《慕天颜集》做下去的决心。但您前面提到接到这个重任时的心理变化，从欣喜到忐忑再到“勉为其难”，能讲讲为什么“勉为其难”吗？
李世恩：何谓勉为其难？主要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古籍校勘整理这一专业性较强的学问，生怕因自己的浅陋而辜负了古人、误导了读者。为此，我们一边仓促上阵，一边临阵磨刀，期间购置了大量书籍，有今人点校的于成龙、林则徐、吴棠、郭嵩焘等官员奏疏，也有《清代文书纲要》《清朝奏折制度》等理论著作。在边干边学中，逐渐掌握了奏疏的体例格式和主要特点，尤其是在解决了伏伺其间的公文术语和多层套引这两个拦路虎之后，我们才长舒了一口气。
但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在点校过程中，我们首次录入就尽量做到谨慎细致，不要说那些事关经国济民的大事，即使一个小小的数字也要盯对再三。因为我们知道，或许钱粮方面的一个账目，正是研究康熙经济史、灾荒史和赋税史的关键所在；或许疏请旌表的哪个孝子节妇，正是某族某人寻根问祖、纂修家谱的重要依据。录入后，我们举凡三校，每次都能发现新的差错，特别是如遇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竟能惊出一身冷汗。
正因为我们对这一行当的生疏，就更能体谅如我们一样的普通读者对古籍尤其是奏疏阅读的困难。这样，在勉力而为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想着能突破现行奏疏类读本只做句读和校勘的惯例，尝试对其中容易产生阅读障碍的多层套引，用特殊标点和注释说明的办法明确其层次。同时，在每道奏疏和公文之后，都以撰写题解的方式，就其背景、特点和难点予以简析，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以便由题解这一门径而能深入文本之堂奥。
现在看来,《慕天颜集》已基本穷尽了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找到的所有资料（定稿前，因限于体例和篇幅，我们将已录入并校对过的《清实录》《康熙起居注》等有关慕天颜的资料删去）这是我们不再忐忑且深感欣慰的事。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拍卖网上偶遇了个别雪藏了数百年的宝物，如慕天颜《题邑侯刘大人〈遣兴册〉后》《题杨忠愍〈梅花诗册〉二首》墨迹图片。这两个图片，前者虽像素较低且缺开头部分，但勉可认读，很有史料价值；后者在据原图录入后，本打算作为慕天颜书法代表作在图片部分予以展示，但字迹有点模糊，故有些犹豫，可就在交稿前，未料远在北京的原作收藏者泉林先生主动为我们提供了高清图片，真有如神助！
翻阅同类奏疏的现代读本，点校者大都是教授、博士等专业人士。我们作为业余的地方文化爱好者，担此大任，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惶恐之余，唯以勤能补拙来自勖自警。期间寒暑一载，我和李安乐夜以继日，心无旁骛，如同穿越到康熙年间随侍在慕天颜左右的两个“笔帖式”（清代级别很低的文书官员），整天只是抄录、整理其政务日志。初稿完成后，我们送本书学术顾问时下翁先生审阅，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个别疑难问题，也曾求教于庄浪学界前辈王克生老师，得到准确的解答。特别是出版社排出清样后，静宁学者、诗人侯立文先生应邀担任本书总校阅，他用三个多月时间，对全书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校勘，谬误者匡正之，不足者补充之，尤其是对一些句读的更正，堪称精准，令我们心悦诚服。可以说，《慕天颜集》虽然由我们执笔辑校，但也凝聚着许多单位和师友们的心血和智慧。
记者：一部典籍背后的人影绰绰，藏着参与者宏大的文化理想，你们为之付出的智慧与辛劳令人感动。我相信，《慕天颜集》的出版会让更多的学者、专家有更多的机会，对慕天颜的道德文章、执政理念和卓越政绩进行充分的研究和阐释，让古籍的“能量”得到充分释放，也让我们每个人得到丰沛的精神滋养。今天，《慕天颜集》首发，能讲讲此时的感想吗？
李世恩：关于此书，我有三点感想与大家分享。一是这本书，寄托着江南民意。慕天颜第一次得罪去官后，心怀感恩的江南士绅们就辑录和刊印了以慕天颜兴利革弊大事为内容的《兴革事宜略》；复官后，慕天颜又应他们的敦请刊行了历年奏稿，并请德高望重的江南籍大学士宋德宜、状元归允肃等作序。这两部书稿，如同一座德政碑，不仅从民意上反映出江南民间对他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也从道义上体现出士人群体对他的声援和慰藉。
二是这本书，镌刻下历史实录。慕天颜不屑于文人们的雕虫小技，而总以国计民生为念。所以，他数十万字的著作，都是历宦之地特别是江南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荒、水利、司法以至民情、风俗、地理、气象等各个方面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三是这本书，架起了南北桥梁。慕天颜是江南名宦，也是陇上乡贤，不同的身份，一样的情怀。其著作的前两次刊行，是江南人民为甘肃杰出人物树碑立传；而本次出版，则是平凉人民为江南等地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慕天颜及其著作，是平凉乃至甘肃与江南等地的友谊见证，也是加强交流合作的最好媒介。
康熙十五年（1676）清明节，慕天颜在拜览明代诤臣杨继盛所写的梅花诗册后，曾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写下了对杨公的颂歌:“诗卷留天地，高风尚可攀”“鸣鸡风雨后，开卷重咨嗟”。今逢《慕天颜集》第一次以现代读本的形式走进当代、走进读者、走进大江南北，此时，我们也有着慕公当年拜览杨忠愍公手泽时同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