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师”是谁?

1960年6月,百忙之中的毛主席,抽时间会见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见到毛主席后,在会谈中提出一个要求,要见一见自己的一位老朋友“王牧师”。

毛主席听到后满头雾水,“王牧师”是谁?赶快安排人去查。

周总理派人着手调查后,不觉大惊,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位斯诺口中的“王牧师”,竟然是我党地下工作中一位“屡立奇功”的大功臣董健吾

当年斯诺能顺利进入陕北,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彭老总等我党的领袖,进行深入的采访和报道,写出《西行漫记》(也叫《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多亏了“王牧师”董健吾的护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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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也深情地描写了这位“王牧师”:

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滚圆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们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我在北平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要等的那个人……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是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

只不过董健吾进入陕北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化名周继吾,所以我党高层领导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就是董健吾。

其实,董健吾是我党地下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他先后在陈赓和潘汉年的领导下,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为革命屡立奇功。

把斯诺安全送到陕北,只是董健吾所立大功中的一件。

董健吾多次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内部的关系,传递信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巨大贡献。

后来苏州的和平解放,董健吾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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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是谁?

董健吾是上海青浦人,出生于1891年,家里也算得上是官宦人家,他的祖父做过好几个地方的县令。

由于祖母信奉基督教,所以董健吾小时候就被家人送到了教会学校学习,1914年,董健吾考取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跟宋庆龄、宋美龄的兄弟宋子文、大外交家顾维钧都是同学。

大学毕业后,董健吾先后在附近的圣公会中学做过校长,之后又回到圣约翰大学任教。

由于同学里有不少大人物,董健吾在国共两党都有极为深厚的人脉关系,这也是他后来能屡立奇功的原因之一。

在董健吾的同学中,有一位叫浦化人的,是地下党员,当时在冯玉祥的身边任职,从事革命工作。经浦化人介绍,董健吾也来到冯玉祥身边,不但做了冯的随军牧师,还做了冯的英文老师。

董健吾虽然信奉洋人的基督教,却有一颗真正的爱国心,1925年,五三惨案爆发,董健吾就在圣约翰大学主动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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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站立者为董健吾

也因为知道董健吾的爱国心,数年之后,1928年8月,浦化人把董健吾发展成了地下党员。

然而,不久之后,由于特务的出卖,董健吾的身份被识别出来,国民党给冯玉祥发电报,要冯玉祥逮捕董健吾,冯玉祥跟董健吾交情匪浅,又同情革命,最后反而把董健吾放走,还送给董健吾200元盘缠,帮助董健吾安全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的董健吾,重新找到党组织,任职于中央特科,他的直接领导,就是当时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大将。

他的主要工作,除了帮助陈赓搜集情报和铲除叛徒,还有帮助党组织营救被被捕的同志、救护我党烈士的遗孤。

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秘密搞了一个上海大同幼稚园,这个幼稚园里接收的,大部分是烈士们的子女,比如彭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女儿、蔡和森的儿子、李立三的女儿等等。

董健吾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进入监狱对犯人进行布道,趁机联络我党被捕的同志,跟他们暗通信息,然后找机会组织营救。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负责起来上海大同幼稚园,为了给这个幼稚园打掩护,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找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让于右任亲自题写园名。

这座大同幼稚园,屹立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救助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遗孤,其中就包括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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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青: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董伯伯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主席只身上了井冈山,领导了秋收起义。

杨开慧则带着她和毛主席的三个孩子,回到了湖南长沙的板仓冲。由于杨开慧同时也在进行地下革命工作,三个孩子主要由姥姥和保姆带着,生活在板仓冲。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回板仓冲看望孩子,却不想被特务侦知,家里被国民党围住,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捕入狱。

杨开慧拥有崇高的革命意志,誓死不向反动派投降,更没有吐露毛主席的踪迹,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于1930年11月14日,将杨开慧杀害于浏阳门外识字岭。

一个月后,得知杨开慧英勇就义的毛主席痛彻心扉,极度悲伤,奋笔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大字。

同时,毛主席的二弟毛泽民也得知了杨开慧壮烈就义的消息,悲痛之余,他十分地关心自己三个侄儿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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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便联络我党地下组织,对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进行营救,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三个孩子被营救到上海,周恩来立刻把他们安排进了上海大同幼稚园。

在上海大同幼稚园,三个孩子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除了党组织每个月给他们的十元补助,董健吾也对三个孩子特别关心,为他们的衣食住行操劳。

这个大同幼稚园虽然是党组织领导的,可是也需要花费很多的钱,这些钱,一部分由宋庆龄先生资助,一部分是董健吾变卖田产家产才换得的,所以,董健吾为了革命和这些孩子,真的是倾其所有了。

然而,就在毛岸英兄弟来到上海没几个月后的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董健吾是顾顺章的下属,为了安全起见,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他一手支撑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就在董健吾刚离开大同幼稚园没多久,毛岸龙突然生病,上吐下泻,不久就被病魔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1932年,上海大同幼稚园再次发生怪事,保育员桂荷英外出之后,一直不回,党组织觉得上海大同幼稚园不再安全,便解散了这座救护了无数革命烈士子女的幼儿园,大部分的烈士子女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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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孩子,才八九岁,差点流落街头,幸亏董健吾收留了他们。

然而,董健吾为了大同幼稚园已经倾其所有,家里又来了两个孩子吃饭,家里的生活一时之间有了很多困难。董健吾这段时间之所以生活特别困难,也是由于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健吾跟党失去了联系。

为了让孩子们少点忍饥挨饿的生活,董健吾不断变卖家里还值点钱的东西,到了后来无可变卖,董健吾便带领家人做纸花、帮人洗衣被,来赚钱维持生活。

难怪后来毛岸英兄弟特别感激董健吾,毛岸青曾经给董健吾的次子写信说:

“回想起我们在上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

就这样,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在董家生活了好几年,直到1936年,董健吾联系到了冯雪峰,才知道了董家和毛氏兄弟的情况。

董健吾趁着去瓦窑堡送信的机会,通过林伯渠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毛岸英和毛岸青一直呆在上海,终究是不太安全,最好是送他们出国。董健吾、冯雪峰跟林伯渠商量,最好把两兄弟送到苏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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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董健吾就联系到了少帅张学良,通过张学良的手下李杜将军,将毛岸英和毛岸青先带到了法国,后来从巴黎送到了苏联。

说起来,董健吾也真是神通广大,竟然可以直接和少帅张学良搭上线,其实,董健吾早就认识张学良。

当初,宋庆龄就曾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提出联合抗日。要去陕北就得通过张学良东北军的防区,宋庆龄跟张学良是打了招呼的,给董健吾造了一个国民党高级联络员的身份,而董健吾见了张学良后,还送给赵四小姐几件古董,让张学良夫妇大为高兴,引为至交好友,所以张学良才肯帮董健吾这个忙。

再之后,宋庆龄再次委托董健吾把斯诺送到陕北,董健吾化身王牧师,带着斯诺在国统区一路过关斩将,把斯诺安全送到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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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得知“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后说:党内有两大奇人

等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弄清楚“王牧师”的真实身份,董健吾当时正受潘汉年案牵连,已经被调查,正“取保候审”,斯诺也就错失了见一见老朋友的机会。

然而,毛主席并没有忘记这位屡立奇功的董健吾。

年底,毛主席让陈赓去一趟上海,去安排一下董健吾的工作问题,毕竟陈赓大将当年是董健吾的顶头上司。

于是,陈赓来到了上海,派人接来了当推拿师的董健吾,陈赓一见到董健吾,就抱着自己的老战友说:“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之后,查清了董健吾并没有“特务”的问题,董健吾接着被聘任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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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对陈赓大将说:

“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周继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奇。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毛主席说的做过和尚的奇人,自然是一代战将许世友上将,而做过牧师的奇人,就是董健吾。

1970年,董健吾得了胃癌,同病魔抗争近一年之后,这位功勋卓著、屡立奇功的革命老人,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