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谁堪称我军最为卓越的“红色特工”，郭汝瑰定然能够在其中占据显著的一席之地。1949 年 12 月，当郭汝瑰引领 72 军 1.3 万将士毅然发动起义之际，早已狼狈逃窜至台湾的蒋介石才如遭雷击，猛然惊觉：往昔那位备受倚重的作战厅长，竟摇身一变成为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共党谍报人员。正因郭汝瑰的隐秘潜伏，国民党军队的一应部署与军事行动，于我军而言几乎如同单向敞开的透明橱窗，毫无隐秘可言。
郭汝瑰的潜伏生涯，可谓是在死亡边缘游走，时刻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鉴于情报频繁外泄，众多怀疑的目光如芒在背，纷纷投射于郭汝瑰之身。故而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似在高悬的钢丝之上艰难挪移，稍有差池，便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即便处境如此凶险，郭汝瑰依旧不改初心，毅然决然地将一份份珍贵情报持续不断地输送至党中央。国民党精心拟定的作战计划，常常是蒋介石尚未来得及过目详察，便已悄然现身于毛泽东的案头之上，为我军的战略决策与军事部署提供了极为关键且精准的依据。
在那攸关国共命运走向的淮海战役之中，郭汝瑰深度参与了国民党作战计划的全程擘画。每一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甫一落幕，郭汝瑰便心急如焚，争分夺秒地将九份绝密作战计划火速交付予自己的联络人——任廉儒，其传递情报之高效及时，为战役局势的扭转与我军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郭汝瑰的帮助下，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相继被围、被歼灭，国民党在江北唯一的重兵集团——杜聿明集团已呈惊弓之鸟。蒋介石、杜聿明都明白，国民党在江北的失败已成定局。要保全“党国”，就必须将杜聿明集团撤回去，固守长江天险，否则国共内战就将提前结束。然而杜聿明该怎么逃，又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这也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必须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围攻黄百韬兵团、歼灭黄维兵团以及全歼杜聿明集团。而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作为关键，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此时黄维兵团已被中原野战军包围，而粟裕则一肩三副重担。
首先，中原野战军缺乏重装备，拿不下拥有机械化部队的黄维，因此粟裕派出5个纵队参与双堆积的主攻任务；其次，华野还肩负着阻击国民党救援部队的任务；其三，粟裕还得时刻注视杜聿明集团的动向。
任何一个重担挑不起来，淮海战役都难说全胜。在粟裕的规划中，解放军将在淮北全歼国民党主力，到那时全国的解放就将大大提速。因此粟裕的压力大得惊人，经常连续几天几夜无法睡觉，血压飙升至220。为了缓解压力，粟裕只好在大冬天用冷水浇头，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清醒一点。
针对盘踞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粟裕做出了一个分析，他认为杜聿明的下一步行动两种可能，一个是固守徐州，一个是突围。蒋介石后方已经没有机动兵力，因此放弃徐州的可能性更大。敌人突围对我军并非不利，让他离开乌龟壳再消灭他最好不过。如果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的防御工事为依托，将大大增加我军的伤亡和歼灭敌人的速度。因此，粟裕决定“围三必阙”，不将敌人堵死，诱使敌军突围
然而杜聿明到底会往哪个方向逃，又成了问题。
11月28日，中央军委突然来电：
“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
中央军委为何做出如此估计呢？原来郭汝瑰再次从南京发来情报：“杜聿明将从两淮地区突围”。根据这样一条重要信报，中央军委才给出了如此建议。
战争情报从来都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真假难辨，如何从纷杂的情报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统帅是一种考验。而这种判断能力，需要极强的智力、极强的决断力、极强的抗压能力以及极强的心理学分析能力。作为统帅，既要了解自己，也需要理解敌人。
收到电报后，粟裕的头脑开始激烈运转。他首先就得出结论，这条情报极不可信，敌人绝不可能向这两个方向逃跑。
首先，敌军突围有三种可能的方向：
其一，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优点是可以迅速摆脱被歼灭的命运，但要迅速解决装载3个兵团的码头和船只是困难，如果遭我军尾击，就将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有被全歼的风险。
其二，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优点是可以避开我军主力，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而且敌人所经之处，曾是我军的两淮、苏中根据地。当地虽然已经沦陷，但群众基础仍在，游击队仍广泛存在。如果走两淮，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必会被我军主力追上并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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