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二十四节气

我为什么写二十四节气

我着手筹备撰写二十四节气系列文章,大约在三十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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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开春,我被时任《山西日报》文艺部主任李杜兄的一封“鸡毛信”借到报社,编辑新创刊的《山西晚报》之《夜读》副刊。《山西晚报》创刊后,李杜兄担任分管晚报版面业务的副总编辑。期间,我临时借住在一间狭长且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每当后半夜一个人的时候,深沉的夜色笼罩整座大楼,一片广袤无涯的寂静,我的脑子里便开始盘算如何写好《母亲词典》。对于这本书的初步构想:主体以谚语为词条,以文学笔调来阐发抒写;结构以“天·地·人”为经纬,分别以“时令·风俗”“人情·物理”“饮食·健康”为体例布局,其中“时令·风俗”部分,即以中华传统节日和二十四节气为主要内容。身为农家子弟,我深知二十四节气对于农村农业巨大的实用功能,以及对于老百姓浸淫到骨子里的习俗价值和文化意义,所以我想把它系统而简括地梳理一番,然后书写出来。说实话,那个时候,除了耕田种地的老百姓,没有几个作家学者把二十四节气当回事儿。连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说,你写那些土得掉渣的东西,谁看呢?

2004年春天,我调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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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天,我调入《中国社会报》

后来,我到北京工作,“北漂”生活整日里奔波忙碌,只能零敲碎打写几个词条。直到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天,我被北京某报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我们一家三口也在这一天落户北京。转眼间,一年后的2002年夏天,由于一个特殊“契机”——我的工作莫名其妙“歇菜”整整两年。那几年,我周边,“暗势力”发威,文友们骤减,除了《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和《山西日报》“黄河”副刊,我在全国几乎发不出文章。这样也好。知雄守雌,知荣守辱,顺其自然,复归于朴。我终于有机会可以集中精力时间撰写《母亲词典》。等到2004年春天,我真的迎来了人生的春天!承蒙一位老领导抬爱举荐,我调入民政部机关报《中国社会报》。时任民政部中国社会新闻出版总社党委书记、总编辑,《中国社会报》总编辑米有录兄,安排我负责创办一张“报纸中的《读者文摘》”——对开八版彩色周报《社会周末》,并多次嘱咐我开辟一个“风俗版”。民俗风情方面的稿件较为稀缺,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母亲词典》的部分草稿“顶上来”,首次以“《母亲词典》活页”为副题,在“风俗版”开设“风俗画”专栏。为了避嫌,我署名南牧马。搞笑的是,连报社领导也不知道南牧马是“何方神圣”。一位分管领导拿着刊有“《母亲词典》活页”的版面对我说,你看看人家南牧马写得多好!我笑了笑没啃气儿。伊突然瞪大眼睛发问,你写的?!后来由于《社会周末》减版,砍掉了“风俗版”;再后来,《社会周末》也被砍掉了。多蒙李杜兄厚爱,“《母亲词典》活页”从京城“移师”《山西日报》“黄河”副刊(不定期刊出)——此时李杜兄已回到《山西日报》担任文艺部主任。直至2010年夏天,由时任中央编译出版社某分社负责人曲建文兄责编出版四十多万字的《母亲词典》,已然走过十个年头。这期间,在《社会周末》《山西日报》和拙著《母亲词典》的“活页”中,均有二十四节气方面的文章。

2006年3月,在“两会”期间采访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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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在“两会”期间采访全国人大代表
2007年1月,在《社会周末》开“风俗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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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在《社会周末》开“风俗画”专栏

斗转星移,春秋变换。又过了十二个春秋,亦即2022年初,根据有关方面要求,在全国各级各类媒体开设二十四节气专栏。中国社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文国锋兄提议,在我担任专题部主任所负责的“孺子牛”副刊上,开设贯穿全年的重大选题——“二十四节气专栏”系列文章,并责成由我执笔撰写。从2022年2月7日(立春当日)发表《春到人间一卷之——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到2023年1月19日(20日大寒,21日除夕)发完《大寒过大年 ——二十四节气之大寒》,我将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次第排开重新梳理扩写了一遍。就这样,从1992年开春,到2023年初,整整跨越了三十个春秋。因此,我对二十四节气的感悟理解之深透,铺排抒写之倾情,已经大不同前。记得开笔之初,我问文社长,文章怎么写,篇幅给多大?答曰: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你来写,由你定,该怎么写怎么写,需要多大给多大。确实如此。在写作“二十四节气专栏”系列文章的一年多里,发表时间(应节)与空间(篇幅),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

如何给二十四节气定义

如何给二十四节气定义

据明代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夜航船·天文部·时令》讲:“伏羲始立八节(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周公始定二十四节,以合二十四气。”如果二十四节气从周公创立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然而,尽管3000多年来,二十四节气一直对华夏民族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学界亦未对二十四节气作出充分的文化性、历史性的评估与评价。经过三十多年反复研究、挖掘、积累、思考、斟酌、评估之后,我于2022年2月7日开始在《中国社会报》“孺子牛”副刊开设的“风俗谈”专栏《开栏语》中,对二十四节气作出这样的定义与评价:“二十四节气是华夏先民根据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之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对于我国北部——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事活动,数千年以来一直具有极其宝贵的生产规律总结性和实践操作指导性。所以俗话常说:‘种田无定例,全凭看节气。’又说:‘节气抓不好,一年白拉倒。’可以说,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结晶’,是华夏先民‘天人合一’的伟大发明,是五千年灿烂中华文明的‘标志性事件’。”据我所查阅到的历史资料和现代资讯显示,这可能是第一次从科学角度、实践意义、文化视野、文明高度,对二十四节气作出的历史性评价和初始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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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呈现二十四节气的精神内核

怎样呈现二十四节气的精神内核

面对二十四节气这样一份璀璨而宝贵的华夏文明遗产,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与现实密切关联的重大文化课题,怎样才能更好地书写、解读并广泛地传播?怎样才能在报纸副刊上精准、充分地呈现其精神内核呢?将二十四节气的实用性与科学性,在报纸副刊上比较完好呈现出来,不仅是一个写作技巧问题,还需要紧扣“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这一最核心的本质属性,充分地表达出二十四节气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实践价值,并与我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社会风俗、生活习俗等相互关联起来,从而进行必不可少的深入挖掘研究和田野调查。比如,在“立题”方面,当我写到春天最后一个节气谷雨的时候——谷雨有很多特点,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特点是进入春播的“关键节点”,所以我把标题确定为《谷雨种大田》。同时,还要具体解决什么是“大田”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在撰写《谷雨种大田》时,我数次采访山西农业大学资深农业专家郭平毅教授,搞清楚山西的“大田”指什么,“杂粮”都有哪些品种,等等。同理,我写每一个节气,都要紧紧扣住“农耕文明”和“农业生产”这个大主题,这从每个节气的标题(均采用农谚作题)即可看出——诸如《雨水过,粪土破》《惊蛰百虫动,走马快耕田》《立夏三天遍地锄》《小满临,麦满仁》《芒种忙收》《大暑不热,五谷不结》《处暑立年景》《白露点秋霜》《秋分放大田》《寒露百草枯》等等。为了将诸如此类的“核心内涵”和“溢出效应”充分表达出来,就必然要求拓展文学副刊的承载疆界,从思想内容、科学内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为此,我在《浅探拓展副刊的承载疆界——以开设“二十四节气专栏”为例》论文中总结了“四对八个性”。

经典性与现代性。二十四节气是华夏先民最伟大的有关“天人合一”的创造发明,即使再过千百万年,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作用和指导意义。可以说,二十四节气具有原创性与规律性、经典性与现代性。因而,要想让二十四节气之类的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就必须深入挖掘、研究、解读、传播中华历史文化典籍,诸如《逸周书》《礼记》《大戴礼记》《淮南子》《周髀算经》等等。再如,具体写到不同地域惊蛰时节的“惊蛰种瓜,车载船拉”,乃至小满时节的“小满前后,点瓜种豆”,就得对传统文化经典中的瓜——即如《易经·姤卦》中的“以杞包瓜”,《左传·庄公八年》中的“及瓜而代”,《诗经·大雅·绵》中的“绵绵瓜瓞”和《诗经·小雅·信南山》中的“疆埸有瓜”,以及《豳风·七月》中的“七月食瓜”和《豳风·东山》中的“有敦瓜苦”等,都是些什么瓜——有所了解和研究。倘要作进一步深入了解,尚需对古代农书有所研究。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西汉氾胜之著《氾胜之书》(辑本)有种植杂粮“九谷忌日”之记载:“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谷子),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此非虚语也!”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辑本)亦有“草灰防蠹”之记述:“四月立夏节后……草始茂,可烧灰。”并讲道:“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慝将萌;煖气始盛,虫蠹并兴……以灰藏毡、裘、毛毳之物及箭羽。”诸如此类,种植杂粮要注意避开其“忌日”,草灰可当作绿色天然防虫剂……古籍中的这些详实记载,既有经典性,又有现代性,既具史料意义,又不乏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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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写《清明昨日寒食节——二十四节气之清明》,至少有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为什么叫清明?二是清明与寒食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三是古代清明(寒食)的假期如何安排?所以我这样写道:

“满街杨柳绿似烟,画出清明三月天。”关于清明,《岁时百问》讲:“万物生长于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三统历》云:“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明·张岱《夜航船》亦讲:“清明万物齐于巽。巽,洁也,齐也。清明取洁齐之义。”时至清明,已入深春,莺飞草长,清波粼粼,桃红柳绿,风清景明。

清明作为节气,有起源于周朝之说。据张岱《夜航船·天文部·时令》讲:“周公始定二十四节,以合二十四气。”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冬至和清明。清明一般在每年阳历的4月4日、5日或6日。今年是4月5日3时20分3秒交清明(即农历三月初五)。节气也称气。古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共七十二候,各候均以一个物候现象相应,称候应。清明三候是:初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鴽,牡丹华;三候虹始见。这早在《逸周书·时训解》即有记载:“清明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又五日虹始见。”

“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说起清明,就不能不谈到寒食。据传说,寒食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的贤人介子推的。春秋时晋文公(重耳)与介子推等诸臣逃亡去国十九载,返国后封赏功臣,独介子推无封无赏。传说子推作《龙蛇歌》而讽之:“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入深渊,得其所安;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子推遂偕母隐于绵山(今山西省介休市东南)。文公悔悟,烧山逼令出仕,子推抱树焚死。时人为悼念子推,于其忌日禁火冷食。后相沿成俗,谓之寒食。介子推之事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寒食大致在清明的前一二日(亦有前三日之说)。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隋·杜公瞻注:“按历合(寒食)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到唐代朝廷明文规定,寒食节禁火三日,具体日期为:冬至后一百零四天(俗称“大寒食”),冬至后一百零五天(俗称“官寒食”),冬至后一百零六天(俗称“小寒食”)。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寒食(指‘大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冬至后一百五日(指‘官寒食’)最盛。”正由于寒食有“大寒食”“官寒食”“小寒食”之分,而民间却又往往笼统地称之为寒食——大致在清明的前一夜禁火,因而俗话常说:“清明昨日寒食节。”东汉时期,太原郡寒食禁火竟长达一月。据《太平御览》记:“周举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然而,“风俗”一旦形成,是很难一下子“革”掉的,故不少地方每到寒食,仍长时间绝火冷食,以致当政者不得不用行政命令来强制禁绝这种“陋习”。据魏武帝曹操《明罚令》:“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笔者的家乡就在雁门关外,属于《明罚令》所说的雁门郡所辖。记得童年时期,每到寒食、清明节前几天,村里的奶奶和母亲们便用白面捏寒燕儿(形如燕子),蒸熟后用线穿起来挂在门楣或屋梁上晾干,可作小孩儿们的干粮(零食)。现在为了传承传统风俗文化,当地文化部门这几年也组织妇女在清明节这天捏寒燕儿,但是时间节点却选得未必恰当。所谓寒食、寒燕儿,是因为寒食节禁火不吃热食才叫寒食,才叫寒燕儿;如果寒食这天大兴蒸爨之事,还叫什么寒食、寒燕儿呢,岂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前几天给九十二岁的老母亲打电话询问,我们小时候看您捏寒燕儿,那是在啥时候?母亲毫不犹豫地说,清明前两三天,家家户户捏寒燕儿哩。大嫂在旁插话说,我们老家陕西榆林也是清明前两三天捏寒燕儿。前文引述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亦有佐证:“清明节……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枣?”的“?”读如糊,是饼子一类的食物。据《玉篇·食部》讲:“?,饼也。”想必古代到寒食那天不生火、不做饭,全家人只以干饼子和寒燕儿之类的“寒食”充饥。尽管我们童年时代的寒燕儿,早已变成孩子们所垂涎的干粮,但由此亦可见“风俗”之影响深远。

“寒食花开千树雪,清明火出万家烟。”到了唐代,寒食与清明两节由于日期相近,便逐渐融为一体,几乎成为同一个节日。唐·元稹《连昌宫词》云:“初届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俗谚亦云:“冬至离春四十五,一百零六到清明。”也就是说,冬至后一百零六天,既是寒食节,又是清明节,可见两节已渐渐“合二为一”了。据唐·杜佑《通典》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制曰:“寒食上坟,《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至此,寒食被作为“用展孝思”的“法定节日”确定下来。俗话说:“清明到,儿尽孝。”唐·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寞重泉哭不闻,潇潇暮雨人归去。”由于寒食禁火,故清明取火曰请新火。“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在清明这一天,皇帝亦将新火赐予近臣,以示恩赏。唐·韩翃《寒食》诗写的便是公侯大臣受皇宫赐火:“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宋·王禹偁《清明》诗写的则是穷书生乞火:“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寒食、清明成为“法定假日”,亦始于唐代。据宋·王溥《唐会要·休假》:“(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二月二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又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寒食一日,再加前后三日,共计七日假,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黄金周”啦。宋承唐制,寒食、清明亦放假七日。北宋·庞文英《文昌杂录》:“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清明前二日为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间以(冬至后)一百四日始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北人皆以此日扫祭先茔,经月不绝,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后来人们于清明节扫墓,便一直奉行“前三后四”或“前三后七”之古俗。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由于唐代以后,寒食、清明既是“法定节日”,又是“法定假日”,所以除了祭祖扫墓而外,尚有春游、踏青、插柳、放风筝等风俗。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又云:“清明去踏青,不害脚疼病。”(刊于2022年4月2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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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写到《秋分放大田——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最大特点是“春分秋分,昼夜平分”以及“秋分放大田”和“先社后秋分,来年好收成”等,所以我写秋分的重点放在三个“关键点”上:一是“同度量”,二是“放大田”,三是“何为社”?

写秋分的诗句,历来美词金句多矣。不过愚以为,宋代词人谢逸的“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对秋分之描述至为精当而精确。

秋分,一般在阳历每年9月23日或24日,今年是9月23日(即农历八月廿八)9时3分31秒交节。据《逸周书·时训解》讲:“秋分之日雷始收声,又五日蛰虫培户,又五日水始涸。”大意是:从秋分这天开始不再打雷,再过五天冬眠的动物与虫子培固洞穴,再过五天地上的积水就会干涸。《礼记·月令》亦云:“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并说:“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培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吕氏春秋·仲秋纪·仲秋》亦与前述大同小异:“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俯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其中“同度量”等句之大意,是说仲秋之时日夜均分,所以要在此时统一和校正各种度量衡器具,以备秋后籴粮粜粮之用。度,指丈量长度的木制尺子等;量,指木制量器如升和斗等;衡,指权衡重量的木杆秤等。秋分这一天,由于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故称“日夜分”。汉代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云:“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的最大特点,就是昼夜平分,凉热平均。俗话说:“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宋代诗人方回亦有句:“春分秋分昼夜中,天上地下度数同。”

秋分时节最大的特点,是“秋分放大田”。今年的秋分还有一个特点,是“先社后秋分”。

先说“秋分放大田”。北方的秋收,一般是从白露开始的。在写上一个节气白露的时候,我曾写过:“每年白露以后,北方地区便陆续开镰收秋。俗话说,‘白露十天满山黄’‘白露青黄不忌刀’‘白露秋分,庄稼封根’,等等。在我的故乡塞北,有‘白露收黍,秋分割谷’‘处暑找黍子,白露放大黍’‘白露砍高粱,寒露打完场’‘白露高粱秋分豆,寒露谷子走上场’之说。”其实,从白露开始收秋,一直要收到秋天的最后两个节令寒露(今年是阳历10月8日)与霜降(今年是阳历10月23日)之间。近日跟二哥通电话聊到“出”山药(土豆)和掰玉米的时间,二哥说,现在咱县平川地很少种山药,在北山上的山地种山药怕霜冻,一般“出”得早,在寒露前后就“出”了;掰玉米也是在国庆节以后的寒露与霜降之间,俗话说“寒露百草枯”,寒露与霜降后就没得收了。

故园应露白,凉夜又秋分。每年秋分之后,白昼,一日比一日短;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对于秋庄稼来说,“秋分前,一天三熟;秋分后,三天一熟”,留着不收割也没意义了,庄稼熟不了了。老话常说“处暑不出头,割的喂老牛”,何况到了秋分呢,更何况“秋分不割,霜打风磨”,成熟的庄稼人不收让天收地收了。所以俗话说,“秋分没生田,准备动刀镰”“秋分放大田,寒露一扫光”。这个“放”是放倒的意思。在我的老家,两个人交手,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倒在地,叫“放倒了”“放翻了”,特有气势。因而,把大片大片的庄稼割倒后,齐刷刷摆放在广阔的田野上,叫做“秋分放大田”,一眼望去,满目金黄,特有气势!尽管我们山西是农业小省,但却是全国的杂粮大省。主要杂粮高粱、黍子、谷子,都是在白露、秋分和寒露期间收割。当然,晋南、晋中与晋北,山地、坡地和平川,收割的次序是有前有后的。前文说过“白露收黍,秋分割谷”,现在又说“秋分收黍子,寒露割谷子”,这就是差异所在。总之,秋收季节,龙口夺食,诚如俗话所说:“秋分两头忙,种麦又打场。”还说:“三秋大忙,全家上场。”

再说“先社后秋分”。“社日”在我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题材。最有名的大概是唐代诗人王驾的《社日》诗:“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还有宋代诗翁陆游的《秋社》诗:“明朝逢社日,邻曲乐年丰。稻蟹雨中尽,海氛秋后空。不须谀土偶,正可倚天公。酒满银杯绿,相呼一笑中。”王驾咏的是春社,陆游赞的是秋社,总之是为了庆丰年,畅饮杯中物。俗话常说:“社酒治聋。”放翁的另一首《秋社》诗亦云:“书因忌作闲终日,酒为治聋醉一杯。”只是不知依据何在?

回想三十多年前,知道我一直关心关注时令节气和农村风俗问题,父亲与大哥、二哥专门为我留心收集农谚俗语。父亲在村里是有名的庄稼把式,对大哥在这方面的“学问”,多少有些轻蔑意味。记得某年回老家过中秋节,我向父亲询问农谚“山怕白露川怕社”的社是什么,父亲说,社就是秋分。但大哥却说,社是社,秋分是秋分,他曾经听村里的生财老汉说过“先社后秋分,来年好收成”,可见不是一回事。父亲不悦。不过,那一回是大哥说得对。

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但却不是一个固定的日子。俗话说:“夏至三庚入伏,立秋五戊为社。”也说“立春五戊为社”。就是说,立夏以后第三个庚日开始数头伏,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是春社或秋社。今年春社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阳历3月16日(即农历二月十四,戊辰日);春分在阳历3月20日(即农历二月十八),“社”在“分”前。今年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阳历9月22日(即农历八月廿七,戊寅日),秋分在阳历9月23日(即农历八月廿八),依然“社”在“分”前。俗话说:“先社后秋分,来年好收成。”祈望来年五谷丰登粱满仓!

汉代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白虎通义·社稷》曰:“王者何以有社稷者,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合称社稷,乃国家之象征。“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收;秋祭社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故称“春祈秋报”。古时为庆祝秋天的丰收,各村各户都要举行“社会”活动。汉代崔寔《四民月令·八月》云:“是月也,以祠泰社。祠日,荐黍、豚于祖祢。”祠乃祭祀之义。又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秋社》记述:“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齑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姜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请客供养。”这种庆社活动,热烈,隆重,而且普遍流行,唐宋以来尤盛。只是到了民国之后“咸与维新”,大多数人就不知道社为何物也。(刊于2022年9月23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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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与时效性。二十四节气的最大特点,就是前面所讲过的,“数千年来对我国北部——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事活动,一直具有极其宝贵的生产规律总结性和实践操作指导性”,因而具有恒久的实践性与经验性、实用性与时效性。怎样才能把这几个性准确地表达出来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掌握、运用、发挥好谚语(特别是农谚)的实用功能和语言工具作用。俗话说,“庄户人不懂二十四节气,白把种子撒进地”。而二十四节气中每一个节气,都可以用大量谚语来表述。以小满为例:从气候来看,“小满小满,不热不寒”;从农作物的生长期以及当下该干什么农活来看,“小满临,麦满仁”“小满三天遍地黄,再过三天麦上场”“小满割不得,芒种割不及”;从当令时鲜来看,“小满苦菜秀”“小满桑葚黑”“小满见三鲜”(所谓“三鲜”,在北方不同地区略有差异,有说黄瓜、蒜苗、樱桃,有说油菜、黄瓜、樱桃,还有说是桑葚、樱桃、黄杏)“小满三日见三黄”(杏黄、麦黄、茧子黄);从地区差异来看,无霜期比较短的晋北地区是“小满前后,点瓜种豆”,而黄河南岸地区却是“惊蛰种瓜,遍地开花”“惊蛰种瓜,车载船拉”,等等。每一个节气都要准确地踏着时间的节点,一个节气“三候”,一候五日。比如“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小暑至”。这不就是它的时效性吗?而且,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一个节气,都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用多种谚语来表述;这些丰富而生动的谚语,无不反映出节气的实用性与时效性。

即如,在《小满临,麦满仁——二十四节气之小满》写到“小满苦菜秀”:

小满苦菜秀。据《礼记·月令》讲,春天“其味酸”,夏天“其味苦”,秋天“其味辛”,冬天“其味咸”。故小满吃苦菜最“正点”。苦菜的生长特性及其食用和药用功能,李时珍《本草纲目·菜部·苦菜》均有阐释:“【释名】荼、苦苣、苦荬、游冬、褊苣、老鹳菜、天香菜。【集解】﹝桐君药录曰﹞苦菜三月生,扶疏。六月花从叶出,茎直花黄。八月实黑,实落根复生,冬不枯。﹝时珍曰﹞苦菜即苦荬也,家栽者呼为苦苣,实一物也。春初生苗,有赤茎、白茎二种。其茎中空而脆,折之有白汁。胼叶似花萝卜菜叶而色绿带碧,上叶抱茎,梢叶似鹳嘴,每叶分叉,撺挺如穿叶状。开黄花,如初绽野菊。一花结子一丛,如茼蒿子及鹤虱子,花罢则收敛,子上有白毛茸茸,随风飘扬,落处即生。﹝士良曰﹞蚕蛾出时不可折取,令蛾子青烂。蚕妇亦忌食之。【气味】苦,寒,无毒。【主治】五脏邪气,厌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肠澼渴热,中疾恶疮;久服耐饥寒,高气不老;调十二经脉,霍乱后胃气烦逆;久服强力,虽冷甚益人。【发明】夏三月宜食苦菜,能宜心和血通气也。又,凡病痔者,宜用苦苣菜,或鲜或干,煮至熟烂,连汤置器中,横安一板坐之,先熏后洗,冷即止。日洗数次,屡用有效。”唐代大诗人元稹《咏二十四气诗·小满四月中》诗云:“小满气全时,如何靡草衰”“向来看苦菜,独秀也何为”?可见,“苦菜秀”已经成为小满到来的标志。苦菜在我的故乡也叫甜苣,另有一种叫白毛(叶子的表面有一层微细的白毛),有别于苦菜。俗话常说:“熟油苦菜,各人所爱。”我从小看母亲做熟油苦菜,具体操作程序为:把苦菜从田地里用铲子挖回来,择洗干净,煮熟,再用凉水浸洗两三遍,攥干,切碎,然后浸放在凉水中,可随时攥干拌食。食用时,先将一把长柄大铜勺放在火上烧到灼热,倒入一羹匙胡麻油,加入切细的葱丝和捣碎的辣椒面,快速泼在苦菜上,“嗤——啦”一声响起,冒出扑鼻的香味,口水随之而出。撒点盐,倒些醋,拌几下,尝一口,微苦清香,打凉败火,那叫个美气!难怪《诗经·邶风·谷风》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刊于2022年5月20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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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写《谷雨种大田——二十四节气之谷雨》,重点在于:

谷雨,谷雨,雨生百谷。《通纬·孝经援神契》云:“清明后十五日,斗指辰,为谷雨,三月中,言雨生百谷清净明洁也。”《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亦云:“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明人张岱《夜航船》亦讲:“谷雨,言滋五谷之雨也。”谷雨已是深春时节,家家户户忙于下种。俗话说:“谷雨立夏,不可站着说话。”宋代文豪欧阳修《归田四时春夏二首(之一)》诗云:“春风二月三月时,农夫在田居者稀。新阳轻暖动膏脉,野水泛滟生光辉。鸣鸠聒聒屋上啄,布谷翩翩桑下飞。碧山远映丹杏发,青草暖眠黄犊肥。”欧阳公的“农夫在田居者稀”,与王建的“人家向田不归宿”,歌咏的都是谷雨前后农民下田播种的诸多辛劳。

俗话说:“谷雨种大田。”在我的家乡晋北,谷雨下种的大田庄稼是什么?我打电话问“老庄户”大哥。大哥说,咱们这里的大田庄稼就是玉米、高粱和谷子。他还念叨,“谷雨种谷子,立夏种糜子”“芒种三天种黍子”,胡麻也在谷雨前后下种,“谷雨种胡麻,七股八圪杈”,打得籽多。我问西葫芦和西瓜啥时候下种?大哥说,“小满前后,点瓜种豆”。最后大哥感慨地说:“走京城,逛买卖,不如犁铧翻土块!”可见“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在大哥心中根深蒂固。

为了把老家的大田庄稼搞得更精准、更科学一些,我特地请山西省农业厅的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位资深农业专家郭教授。郭老说,三晋大地南北跨越七个纬度,气温差异较大,所以庄稼种植的时间也就不同。山西全省共有5700万亩耕地(良田),大致玉米2000万亩,小麦1000万亩,黄豆(大豆)500多万亩,高粱多用来做酒做醋,种植情况根据酒醋的产量而定,大约有百十万亩吧。这些就是大田庄稼。其他都是杂粮,山西在全国来说,是“农业小省,杂粮大省”。我问什么是杂粮?郭老说,主粮以外的粮食就是杂粮。我问杂粮都有哪些?郭老如数家珍。他说,山西杂粮有四类,一是谷类,如谷子、黍子、糜子等;二是豆类,如红小豆、红芸豆、绿豆、豌豆、蚕豆等;三是薯类,如马铃薯(山药蛋)、红薯等;四是其他类,如荞麦、藜麦等。郭老还特别介绍,他负责主持培植的1000亩谷子基地,距离我的家乡交界处不甚远,每年固定在谷雨后四五天——具体说就是每年的4月25日开始播种谷子,亩产年年过千斤。(刊于2022年4月18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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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性与科学性。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一个节气,都是一个内蕴积聚丰富、知识藏量巨大的“信息宝库”,有的节气甚至还蕴藏着历史文化、天道人文的“大学问”。即如,写春分与秋分,必然要写到春社与秋社;写春社与秋社,也必然要从“立春(立秋)五戊为社”谈起;写“五戊为社”,关乎天道人文的“十天干”即不可或缺,关乎历史文化的“封土为社”“江山社稷”亦不能不谈;写“封土为社”,就会写到远古祭祀“社神”的集会,就会写到“社会”的雏形……因而每一个节气,都具有集群性与散发性的知识点。其中不少知识点,还会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盲点”。再如,我们常用“黄钟大吕”来形容音乐或文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然而“黄钟”与“大吕”最初的本义又是什么呢?“黄钟”指古乐“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大吕”指六种阴律的第四律。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规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六律”包括“阳六律”和“阴六吕”,合称“十二律吕”,简称“十二律”。之所以要谈到“十二律”,是因为在我国古代传统历法上,农历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纪年月日时——每年用“十二地支”纪十二个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与“十二律”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是相对应的。所以写二十四节气,是不能避开“十二律”的。正好大雪是每年农历子月“应律”第一天,子月又恰好“律中黄钟”,所以我以《“黄钟大雪”》为题来写大雪。还如,小麦会开花吗?这对不少人(包括农民)来说,有些含糊。有鉴于此,笔者在《小满临,麦满仁》一文中写道:“宋代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云:‘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飞。’山西老歌《汾河流水哗啦啦》也唱道:‘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看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也许有人不知‘麦花’为何物?在每年农历的三四月份,北方最晚要到五月份吧,是大麦、小麦的扬花期和灌浆期,它们的‘花’,就是每颗麦粒尖儿上吐出来的比米粒还要小的小白粒儿,小得像雪霰一般,所以范成大才说‘麦花雪白’。”并以农业种植方面的科学知识补充道:“冬小麦的生育期分为十二期:播种期、出苗期、分蘖期、越冬期、返青期、起身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开花期、灌浆期和成熟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到小满前后,就是小麦的开花期、灌浆期和成熟期。所以俗话说:‘小满临,麦满仁。’”这样,就把知识性与科学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就以《春不分不暖,秋不分不凉——二十四节气之春分》为例吧,我在整篇中侧重于写“社”与“社会”的由来:

唐代诗人权德舆《二月二十七日社兼春分端居有怀简所思者》诗云:“社日双飞燕,春分百啭莺。”宋代词人晏殊《破阵子·春景》词云:“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新社即指春社。所谓“社日双飞燕”和“燕子来时新社”,比《逸周书》所说的“春分之日玄鸟至”,要更准确一些。因为,燕子古名玄鸟,而且也的确很神秘而玄乎。它们总是一夜之间突然群体出现,到处飞来飞去;到了一定的日子,又突然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不得而知。不过据古人观察,它们是“社来社去”——春社而来,秋社而去,所以在古诗文中,燕子亦称社燕。

关于社,多说几句。可以说,社是中华民族的“感恩节”。但什么是社?如今知道者已经很寥寥。上古之时,人们为“求福报功”“报本反始”而祭祀社稷之神;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以古人之朴素思想来看,有人民,有土地,有粮食,不就象征着有“江山社稷”吗?据《孝经纬》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相传社神为后土句龙。《礼记·法祭》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国语·鲁语上》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亦有相同记载。汉·蔡邕《独断》记述更详:“社神,盖共工氏之子勾龙也,能平水土。帝颛顼之世,举以为土政,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凡树社者,欲令万民加以肃敬也。”有关夏商周三代的祭社活动,古籍均有记载。《史记·周本纪》对周武王灭商后于次日举行的盛大祭社仪式,记述得十分详细。《周礼·地官》曰:“州长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读法”,即趁着人民祭祀集会之际,颁读有关政令法令)孔颖达疏:“岁时,谓岁之二时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收;秋祭社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故云祭社州社也。”祭祀社神的供品大多“出于民之所自供”,故在民间形成了祭社的节日——春社和秋社。

社并不像二十四节气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日期,它是动态的,一般在春分和秋分的前后。据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二社日》记述:“《统天万年历》曰: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也就是说,春社,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今年在3月16日,农历二月十四,戊辰日,春分前四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今年在9月22日,农历八月廿七,在秋分前一日)。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因庆祝“社日”而聚会在一起,称之为“社会”。这是“社会”一词的最早来源,也是我国“社会”形成的雏形。譬如唐代诗人柳棠有句:“未向燕台逢厚礼,幸因社会接余欢。”那么,什么是“社会”?或曰:“社会”具有哪些特点?今之所谓“社会”,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一定的文化。古代的“社”即完全具备这几点,只是“具体而微”而已。《管子·小称》云:“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则共置社。书社,谓以社数书于策。”《孔子世家·索隐》亦云:“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群居置社,册名于籍,这不正好是一个小型社会——亦即“社区”吗?(刊于2022年3月21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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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些远古的“冷知识”暂时还得不到合理的科学的解释的时候,我秉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如写《寒露百草枯——二十四节气之寒露》之“爵入大水化为蛤”:

关于“爵入大水化为蛤”,需要多说几句。在二十四节气之七十二候中,有关“化”的物事即有“鹰化为鸠”(惊蛰)、“鼠化为鴽”(清明)、“腐草化为萤”(大暑)、“雉入大水化为蜃”(立冬)等。其中“爵入大水化为蛤”,《礼记·月令》亦有“季秋之月,爵入大水为蛤”,而《大戴礼记·夏小正》则曰“九月:雀入于海为蛤。盖有矣,非常入也”。可见,这里的“爵”即“雀”也。对于这些“化”到底确不确实?我一直认为:一是这些物事与今天所说的物事是不是一码事?比如“爵”和“雀”是不是确指现在人们所说的麻雀?我看到很多人对于“又五日,爵入大水化为蛤”,直接译成“再过五天麻雀钻入海中变成蛤”,这样说确切吗?如果不准确、不确定,我主张还是“存疑”为好。二是远古先民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譬如《国语·晋语九》记载:“赵简子叹曰:‘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赵简子作为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代雄主,何等精明睿智!但他所说的“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属于因袭前人之观点,同时也有其认识上的局限性。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有“蛤像联句”之记述,唐人张希复有“虽因雀变化,不逐月亏盈。纵有天中匠,神工讵可成”之句,可见张希复已经怀疑“雀”是怎样变成“蛤”的,所以才发问“纵有天中匠,神工讵可成”——它们之间是怎么“化”成的?同理,前述那么多“化”,到底是如何个“化”法?均缺乏有理有据有效有力的科学依据、数据和证据,因而我还是建议“莫作强解”“付诸阙如”的好。(刊于2022年10月8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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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性与文学性。把“二十四节气专栏”开在《孺子牛》副刊上,就要展现出副刊文章的特色。换言之,撰写“二十四节气专栏”系列文章,最忌讳的就是把它写成从网上搜罗一大堆资料,然后再攒成一篇堆砌材料的说明文。故撰文时,在注意占有材料的独特性和对材料之独到的分析与研究前提下,还要特别注重文章的趣味性和文学性。这就要求作者“在场”——即“我在”讲述,并要注入“情愫”——即带有感情色彩,情感是艺术的本质。《谷雨种大田》如此开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谷雨来临,它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春到人间一卷之》这般结尾:“时逢立春,一家人动手制作春卷、春饼,‘聊把一尊酒,共寻千里春’,多好!”

再比如,写到《大寒过大年——二十四节气之大寒》中的三个重点片段:

第三是备种备耕:大寒气过,农事将起,把五谷的种子预先淘选准备好,把耕田种地的各种农具也要一件件修整好,以备开春后使用。就像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十二月》所云:“遂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上文中的“耦耕”“合耦田器”,均指两个人合作耕田耙地,《论语·微子》即有“长沮、桀溺耦而耕”的记载。我在童年时,曾亲眼看见过父亲和二哥于春天翻耕土地之后,一起赶着两头牛踩着木耙“合作”耙地的情景。俗话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其实,到了春天,已然是“田家几闲日,耕种从此始”,庄稼汉都忙乎起来了;而真正的农事筹划与布局——诸如来年五谷种什么?哪块地里种啥好?什么庄稼上啥粪?哪些庄稼要倒茬?往往要未雨绸缪,依据历史经验判断,须事先做好周密计划,因而也可以说,“来年之计在于冬”,或者说,“来年之计在大寒”。

俗话说:“大寒须守火,无事不出门。”魏晋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傅玄《大寒赋》云:“若乃天地凛冽,数极地否,严霜夜结,悲风昼起,飞雪山积,萧条万里,百川咽而不流兮,冰冻合于四海。”《逸周书·时训解》亦云:“大寒之日鸡始乳,又五日鸷鸟厉,又五日水泽腹坚。”其大意为:大寒一候“鸡始乳”——我个人理解,“鸡始乳”指当年孵出的小鸡,到大寒便开始下蛋了。为此,我打电话咨询专业养鸡的姐姐,姐姐说,早些年家养鸡一般到农历四五月份,老母鸡“扎窝”孵小鸡,小鸡到腊月前后就开始下蛋了。据说,小鸡最初下的蛋营养价值很高,大约相当于“牛初乳”吧。

俗话常说:“小寒大寒,打罢春过年。”不过,“打罢春过年”的说法,不够严谨。我一直认为,将农历的“年”叫做“春节”,也是不够严谨的,所以在我的文章里,一般把“春节”称作“大年”。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关于“过大年”的演变悠久而复杂,毋庸赘述。只是“春节”这个名称,在我国乃是辛亥革命之后“咸与维新”的产物,改用公历(格里高利历)纪年,把公历的1月1日称作“元旦”;鉴于夏历(农历)每年一月一日恰在干支历法中表示季节变迁的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前后,故将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正式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具体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开始实行。

毫无疑问,采用公历纪年与“国际接轨”是很有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春节”这个名称——既然农历“春节”是因为在立春前后而命名的,那么,第一“春节”不能离立春太远吧?譬如,马上要过的农历癸卯兔年“春节”(2023年1月22日),离今年即农历壬寅虎年腊月二十九的大寒(2023年1月20日)仅有两天,而与来年即农历癸卯兔年的立春(2023年2月4日)却相差了13天。有的年份如农历癸未羊年,大寒与除夕是同一天(2004年1月21日),第二天就是农历甲申猴年“春节”,可是距离立春还有半个月呢。虽然这是特例,但严谨而准确的命名,应当把所有特殊情况都要考虑进来。第二是在农历“春节”到岁末除夕的一年里,总得有一个立春吧?然而,在农历纪年里,要么一年里没有一个立春,要么一年里在正月和腊月先后出现两个立春,这种情况也是并不鲜见的。譬如,即将来临的农历癸卯兔年(2023年—2024年)就是“双春”年,而紧接着农历甲辰龙年(2024年—2025年)却是“无春”年。如果说农历的“春节”是由于临近立春而命名的,在有一个或两个立春的年份过“春节”尚可,但是连一个立春都没有的“无春”之年,怎么还叫“春节”呢?在中华传统节日里,与节气和“星次”相关的均属于阳历,如立春、清明、冬至、数九等;与农历月份相关的均属阴历,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重阳节等,这是由于我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不得不说,当年民国政府在“春节”的命名问题上,把属于阴历的“年”与属于阳历的立春,硬性地绑在一起作为“参照”,是不够科学的。(刊于2023年1月19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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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如,写到《惊蛰百虫动,走马快耕田——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我如是讲述:

据《礼记·月令》记述:“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礼记·月令》是以月为时间单位的,譬如以孟春、仲春、季春来划分时令,故仲春二月之惊蛰,介于雨水和春分之间——以月来表述节令比较笼统,不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逸周书·时训解》是以“五日一候”的“候”来表述的,故相对要精确一些:“惊蛰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我国古代先民的农业耕种经验之积累,最初是以大自然的某些物候作为参照的——什么花开的时候干什么,什么鸟叫的时候种什么。即如,惊蛰一候“桃始华”,“华”即花也。惊蛰前后,杏花、桃花、梨花次第开放,我们故乡的民歌即有“桃花花红来杏花花白”的歌词。桃花的确是鲜红而醒目的。但杏花却有黄色的、浅红色的和白色的多种;而且白色也不是纯白,在白色花瓣的根部,浅浅的又有些淡红色的点染,所以宋代诗人杨万里咏杏诗云:“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然而梨花却是真正的纯白,洁白如雪,诚如唐代诗人岑参以梨花譬喻白茫茫漫天飞雪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二候“仓庚鸣”,“仓庚”就是黄鹂。伴随着春雷发声,歌喉婉转的黄鹂鸟也开始清唱了。三候“鹰化为鸠”,“鸠”指布谷鸟。鸠是鸠鸽科部分鸟类的通称,有41属309种,可谓种族庞大。而其中一种“鸠”的叫声很特别,一般是双音节的“布谷,布谷”,所以叫布谷鸟。不过,我童年以来在故乡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是三个音节的“咕咕——鸠!咕咕——鸠”,所以故乡从来就把它叫做“种咕咕”,有“种谷谷”之谐音。前年春天回故乡,跟母亲在姐姐家小住几日,我又听到了它那熟悉的叫声,故特意分辨并确认了一下,没错,就是三个音节的“咕咕——鸠!咕咕——鸠”,而且“鸠”的落音很重,颇有号召力!这使我回想起童年时光,每当听到“种咕咕”在树上发出“咕咕——鸠”的叫声,我便和顽皮的小伙伴们齐声大叫:“咕咕——鸠!打连——豆!打下连豆喝稀——粥!”(刊于2022年3月7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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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在”,不只讲大道理,也讲有趣的故事。这种“我在”叙述的行文风格,以及带着感情色彩的形象描述——我的故事,我的观点,我的意见——这是典型的散文化写作,可以增强文章的趣味性与文学性。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二十四节气即使最晚从“周公始定二十四节”的西周初年算起,三千多年以来已然惠及华夏万亿兆民,并且仍将千秋万代继续惠赐下去。这是华夏先哲最辉煌灿烂的创造发明,也是对中华民族最伟大而深远的恩荫贡献。因而继承、弘扬、挖掘、研究、解读、传播好二十四节气之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媒体并媒体人和文化人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

说不尽的二十四节气

说不尽的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最经典的案例。在我看来,二十四节气的发现、发明与创造,对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渊永滋养,远远超越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功不在禹下。

二十四节气在我的故乡塞北叫做节令。俗话常说:“节令不饶人,年龄不饶人,算盘珠子不饶人。”“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冬穿棉,夏穿单,春秋穿裌衫”——“节令不饶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人过四十五,半截入了土”——“年龄不饶人”;“加减乘除,欠债还钱”——“算盘珠子不饶人”,等等。所以故乡人很少说节气,而是口口相传叫做节令。节令,更加明确其具有命令型、规定性以及规律性与地域性。特定的地域性,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因而有时在某本杂志上,看到某个未曾深入了解北方的南方作家突发宏论,由一叶飘落而大谈“立秋”什么的,总觉得有点那个。倒不是说,在下沾染鲁迅先生笔下赵太爷之流的官爷脾气,不许阿Q姓赵;而是二十四节气的“天人感应”性,确乎具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特定地域性,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综合征”,而天时、地利、人和又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相处则必有亲近、了解、相伴、相知在。我的女儿现在深圳工作,我和老戴前不久去看她,市井中,商店里,地铁上,饭堂间,到处可以看到很多人还是大裤衩光脚穿拖鞋。在这里,大冬天白昼气温还在20℃上下,夜间也很少低于5、6℃,一年360天,四季不分明,有300天燠热如盛夏,即使冬季,充其量只相当于北方的初春与秋末,怎么能够感受到二十四个节气的“节令”变换呢?从未离开南方的人,见过“白露百草枯”的萧瑟景象吗?看过“黄钟大雪”时节的冰天雪地吗?未见识“鸿雁来宾”(寒露)与“雁北向”(小寒),就不会晓得“鸿雁来”(雨水);不了解“蛰虫培户”(秋分)与“蛰虫咸俯”(霜降),就不可能理解“蛰虫始振”(立春)乃至于惊蛰。诚如古谚所云“南人不识雪,北人不识梅(梅子)”“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皆因未曾见识过也。

2024年12月中旬,与老戴在深圳虹桥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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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中旬,与老戴在深圳虹桥公园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2022年夏天,当我为报社开写“二十四节气专栏”系列文章一段时间之后,单位一位同事拿着一张沪上大报对我说,看人家的二十四节气专栏,每个节气加上配图出一个专版,很有气势。我赶忙接过报纸拜读,乖乖,这不是把咱《母亲词典》里的几篇文章“照搬”上来了吗?联系该报版面负责人,比照落实之后回复:一是把稿费寄给我,二是约我另写一个节气。我没有应允,亦未作深究。作为报人,我很明白,报纸的责任在于把关不严,关键在于作者——不,是剽窃者。剽窃者不仅敢于明目张胆生吞活剥巧取豪夺,而且还会明火执仗振振有词能奈我何!你胼手胝足爬梳剔抉伏案书写几十春秋,整理出一篇大部头文章,好比打造了一个精美而坚固的红木箱子,里面装满金珠宝器;而剽窃者却像《庄子·胠箧》里所讲的“巨盗”那样:“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庄子真是伟大,看透世相百态;不过庄生亦未曾料到,如今这些“巨盗”们,有的竟然装扮成附庸风雅的小蟊贼矣!俗话说得好,“山上就数老虎厉害,地上就数不要脸的厉害”。厉害了,小蟊贼们!

也许有人会说,写二十四节气,所有的历史资料,所有的俗谚俚语,你能用,别人也能用,谁都可以用嘛。然也,然也。问题是,《新华字典》里所收录的字,你能用,我也能用;可是别人用这些字写成的文章,你就不能照抄照搬了吧?同理,从在下《母亲词典》里“笨贼偷碾子”似地整篇整篇“搬运”,光天化日之下“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这是没有违法而具有可行性的吗?其实,以二十四节气之天高地迥涵浑深厚包罗万有,其内涵太丰富了,其外延太宏阔了,又有谁能够说得尽写得完呢?倘有志于作此学问者,只要沉下心俯下身,用心观察,实践,领悟,开掘,是不难做出属于“自己的文章”,而不是挖空心思削尖脑袋去做一个“剽客”。做学问写文章,难免涉及引用文献资料(文章和观点被广泛引用,说明创新性、权威性大,影响力、认可度高),然而引用是要标明出处与作者的。学术是有规范法度的,学术不端是不被允许的。有道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作为文人学者,就算缺失了“礼仪”,“廉耻”总还要讲一点吧?

刊登二十四节气的《中国社会报》“孺子牛”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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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二十四节气的《中国社会报》“孺子牛”副刊

我曾在《说冬至》一文中谈到过,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问“为邦”——怎样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孔子讲的第一条就是“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因为夏历最符合古代中国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自然节律——直到今天仍然合若符节。谈到农历二十四节气,自然会想到农历、阴历和夏历。不过,这三者的关系问题,太大太深太复杂,且按下不表。谨就夏历及二十四节气简单说两句。夏历要比二十四节气出现得早,创制于夏朝,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尽管二十四节气也有产生于商代或周代(我取周代说)、早已应运于农业生产实践的说法,但真正纳入历法,则最早出现在创制于西汉早期的《太初历》(公元前104年颁布)。夏历其实是阴阳合历,要比西方简单粗暴的数学分段法制定的公历或曰阳历,先进不知多少倍。所以我一直认为,夏历以及二十四节气,是华夏先民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它带给华夏世世代代亿万兆民深广而绵长的福泽,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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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太阳鸟”中国文学年选杂文卷主编。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

来源:谚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