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长安城。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骑着马，走在上朝的路上。但他不知道，潜伏在不远处的刺客，正在酝酿一起针对他和大唐帝国的惊天阴谋。
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这一天，武元衡带着两名仆人，主仆三人从长安城靖安坊家中出发赶赴早朝。然而，刚出靖安坊坊门不远，从街边水沟的树后突然蹿出一名刺客，一箭射倒了武元衡的一名仆人；与此同时，第二名刺客则用大棒猛击武元衡的左腿，并将另外一位马夫击倒。随后，刺客将武元衡掀下马来，将其杀害，割下他的头颅后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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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宰相竟然在帝都长安城中被公开杀害，凶手还残忍地割去首级留下无首尸身示威。随着武元衡仆人呼救声的传开，这个消息迅速震动了整个长安城。获悉消息后，唐宪宗立马下令取消当日早朝，并迅速召集其他宰相商议对策。
但事情还没完。
紧接着，又一个消息传来，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长安城的通化坊外遇刺。遇刺过程中，裴度被刺客共击砍三剑。所幸随从王义舍身掩护，刺客在砍断王义的右手后，看到裴度跌入路边的水沟，以为裴度已死，于是迅速离去。
刺客竟然在同一时段，对两位朝廷重臣发起刺杀。一时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唐宪宗下令封闭各个城门实施戒严，并出动禁军护卫其他宰相出入。为防万一，长安城中其他官员纷纷带着家仆和武器出行护卫。坊间流言四起，唐宪宗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禁军和京兆府等各路机构开始全力搜捕刺客，但刺客毫不畏惧，仍旧胆大妄为，他们在长安城中散发纸条，威胁查案人员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态度如此嚣张，让人感觉到了某种诡异。
武元衡对自己的遇刺，或许也有某种感应。
武元衡是建中四年（783）的科考状元，往上追溯，其曾祖父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兄弟。武元衡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才情、文学更是被同时代的韩愈、白居易、元稹所赞叹。尽管出身贵戚家族，但武元衡刚正不阿，唐德宗时期升迁至御史中丞，掌管监察执法，经常与唐德宗咨议国事。有一次，唐德宗私下跟近侍说：“这人真是有宰相的才能啊！”唐宪宗即位后，才华出众的武元衡果然升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宰相）。
就在被刺杀的前一天，武元衡刚和唐宪宗商讨过淮西战事。一年前（814），唐宪宗力主出兵征讨割据叛乱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但满朝文武应之者寥寥，只有武元衡和裴度等极少数人始终支持唐宪宗。此时，平定淮西割据的战事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但是围攻淮西的十几万中央军和地方军却玩寇自重，希望得到朝廷更多的赏赐，而作为各路军队统帅的宣武节度使韩弘更是心怀鬼胎。《旧唐书》载，“（韩弘）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
在韩弘等将帅和兵士看来，只要淮西战役继续打下去，就可以不断拿到朝廷的丰厚俸禄和赏赐，而且藩镇不平，则藩镇之间可以结成一种默契的均衡来对抗中央，从而维持分裂的局势。否则，荡平一个藩镇后，谁能保证自己的藩镇不是下一个目标呢？
对于朝廷主和派的阻挠，以及前线军队将帅的鬼胎，全力主持削藩战事的武元衡自然知道自己触犯的利益面之广，但这位试图协助唐宪宗实现大唐中兴伟业的铁血宰相，始终以毅然决然的态度在推进平叛战争。
在武元衡遇害前一天，他的宰相府中，来了一位成德进奏院的说客。
当时，各个藩镇在长安城和东都洛阳都有自己的办事处，称为“进奏院”。成德进奏院就是位处河北的藩镇成德镇的驻京办事处。
作为淮西周边的藩镇，在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宗看来，成德与淮西唇齿相依，如果朝廷剿灭了淮西的吴元济，那么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成德。虽然王承宗在五年前对抗唐朝中央军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他深知，想要长期、持久地对抗中央军是困难的。因此，他通过驻扎在长安城进奏院中的各路人马四处贿赂打点，游说各级官员主和停战。
然而，尽管多次试图贿赂游说武元衡，但清廉刚直的武元衡就是“油盐不进”，始终力主削藩平叛，对此，王承宗对武元衡恨得牙痒痒的。
武元衡被害前一天，王承宗又派出下属尹少卿前往宰相府进行游说，想让武元衡劝说唐宪宗停战讲和。在受到武元衡的训斥后，尹少卿临走前还恶狠狠地出言威胁武元衡。
或许是有感于削藩大业的艰难，在遇害的前一夜，武元衡写下了一首很有谶语意味的诗《夏夜作》：
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
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
第二天清晨，出门早朝的武元衡在路上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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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被杀后，兵部侍郎许孟容流着眼泪对唐宪宗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宰相遇害横尸街头，却抓不到凶手的，这实在是朝廷之耻！”
而在重伤昏迷数日后，坚决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人传话给唐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
许孟容和裴度的话，让几日来一直被文武百官的畏缩情绪所困扰的唐宪宗终于下定决心：“我用裴度一人，足平恶贼！”
随后，唐宪宗下令将裴度晋升为宰相，接替武元衡一职继续主持削藩战争。唐宪宗还下诏追捕凶手，并悬赏称，谁能捕得凶手，可授五品官，赏钱一万贯。
长安城展开了全城大搜捕。六月初七，也就是武元衡遇害后第四天，有人奏称，在事发前曾经威胁宰相武元衡的成德进奏院中，有一个名叫张晏的吏卒跟事发当天凶手的身影很相似。尽管没有明确证据，但唐宪宗还是命人火速将张晏缉拿下狱拷问。对此，刑事部门反馈的结果是，张晏经过审讯，已经承认自己就是杀害武元衡的凶手。
真相似乎已水落石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担心淮西被平定，“唇亡齿寒”，所以在多番诬陷、贿赂、威胁武元衡和裴度不成后，最终痛下杀手，指使成德进奏院的吏卒张晏等人行刺二人。
可案情似乎并没这么简单。部分朝臣要求继续彻查此案，但鉴于连日来的大搜捕和戒严使得整个长安城人心惶惶，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安抚人心，在武元衡被刺后第25天，六月二十八日，唐宪宗下诏将张晏等人以凶手名义公开处死。案件就此了结，长安城中人心也开始回稳。
而在唐宪宗看来，虽然证据仍显不足，但他想要的“凶手”就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唐宪宗继位以来，先后平定了试图作乱四川的刘辟，以及为乱陕西靖边一带的杨慧琳；随后又挥兵出征，平定了盘踞今江苏镇江一带的镇海军节度使李琦。唯独在元和四年（809）征讨成德镇的战争中，唐朝官军接连失败，无功而返，使得唐宪宗一度颜面扫地。
无论是从平定藩镇割据、恢复大唐伟业，还是从重拾帝王尊严的角度，唐宪宗都一定要拿下成德镇。眼下，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宗最符合他想要的“凶手”定义，况且王承宗也确实狡猾凶悍，不仅割据在外，还贿赂满朝文武，阻止国家平乱大业。所以，“凶手”就是王承宗了。
鉴于征讨淮西的战争仍然僵持不下，为避免双线作战，唐宪宗在裴度和群臣的建议下，放弃了立即征讨成德镇的想法。在对外颁布的《绝王承宗朝贡敕》中，唐宪宗指出：“（王承宗）潜遣奸人，窃怀兵刃，贼杀元辅，毒伤宪臣……但绝朝贡，未加讨除。”
言外之意，朝廷暂且隐忍不发，但削藩大业终将步步推进。
尽管张晏等人被处死，但真凶并未落网，一场针对大唐帝国的更大阴谋，也酝酿待发。
武元衡遇害前一年，元和九年（814），唐宪宗发起了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战争，这让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心急如焚。有感于唇亡齿寒，王承宗四处出击，通过贿赂、恐吓、威胁等各种手段，试图迫使唐朝中央放弃削藩战争。与此同时，李师道更是秘密派出军士，烧毁了唐朝中央储存江淮财赋的河阴转运院，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物三万多斛，这使得征讨淮西的唐朝官军军心大动。但即使遇到这样的困难，唐宪宗也不肯放弃征讨淮西的战争。
一计不成，李师道又开始酝酿新的阴谋。经过长期准备，他在东都洛阳附近招揽了几千人马，打算趁唐朝官军主要集中在淮西前线、后防空虚时进攻洛阳，希望以此“釜底抽薪”，瓦解淮西前线官军的军心。
就在这场阴谋即将发动之际，没想到事有不巧，李师道下属中有个士卒因为受到处罚，转而投降官军，并供出了李师道的惊天阴谋。洛阳留守吕元膺随后紧急平叛，并捉获李师道属下的两个军将訾嘉珍和门察。訾嘉珍和门察在供认计划袭击洛阳的同时，还供出了当初指使刺杀武元衡和裴度，也是李师道所为。
真凶意外曝光。获悉消息后，唐宪宗再次隐忍不发，因为他知道，无论真凶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亦或是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淮西没有平定之前，朝廷只能强忍着，以避免多线作战。
唐军当时确实困难不少。平定淮西的战争从元和九年（813）一直打到元和十二年（817），四年间唐朝的财政负担越发沉重，但各个将领之间，以及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则互相观望，玩寇自重，以致战争进展甚微。在此情况下，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向唐宪宗请求亲自前往前线督战。
临行前，裴度对唐宪宗说：“臣若顺利破贼，必有面圣之日，如果不能成功，定无归阙之期。”
裴度以必死决心请求督战，唐宪宗当场流下了眼泪。
在裴度的统领下，原本一盘散沙的唐朝官军开始相互配合。而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有感于裴度的知遇之恩，也对淮西吴元济的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迫使吴元济将军队主力调往北线应战，导致淮西南线防守空虚。
同年十月初十，名将李愬亲率九千精兵，冒着风雪连夜挺进淮西南线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一举擒获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终结了淮西为时三十多年的割据叛乱。
淮西的平定，极大震动了全国各地藩镇，各个藩镇纷纷表态愿意归顺唐朝中央。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听从朝廷任命入朝为官，并献出了沧州、景州（今河北景县）；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上表请求归顺，其本人甚至削发为僧，挂冠而去……见到各个藩镇纷纷归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亦上表请求改过自新，并向朝廷献出了德州、棣州（今山东惠民东南），还将两个儿子王知感、王知信作为人质送到了长安。
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唐宪宗命令各路唐军共同讨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一年后，迫于唐朝官军压力，平卢淄青发生内乱，李师道父子被部下斩杀，父子两人首级被传送长安。至此，这位下令刺杀武元衡和裴度的嚣张军阀，终于落网伏法。
李师道被杀后，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持续六十多年的藩镇割据，基本消失，“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唐宪宗历经14年努力，终于暂时平定了藩镇割据，故史称“元和中兴”。
6
历史不仅有宏大叙事，还有个体命运。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后，诗人白居易也卷入了此案中。
武元衡遇刺时，白居易刚好就走在武元衡主仆后面，成为了事件的第一目击者。惊睹惨状的白居易义愤填膺，紧急向唐宪宗写了封奏折，请求尽快缉捕凶手。
诡异的是，当白居易主张全力缉凶的时候，为求自保而沉默的满朝文武不仅不讨伐凶手，反而群起攻击白居易以太子左赞善大夫的闲职，竟然敢来干预朝政发表议论，实在可恶至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年，白居易44岁，人到盛年。他母亲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刚丁母忧服满后补官不久。由于朝中没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个闲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即所谓“宫官”，太子宫内的官，不管实际政治上的事。母丧之前，他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议，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习惯。
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贵族和高品官外，官员并不能给后代庇荫，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会有很大的升降变化。在父亲去世后一段时间，白家的经济状况就一度陷入窘境。当时白家在符离（今属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灾，白居易不得不往长兄白幼文任职的浮梁索米求救。
家贫多故，衣食维艰，前程如梦。可以说，白居易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是相当愁苦的。
他后来追认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为自己的近祖，实际上是瞎编的。目的是在注重门阀的时代，以此自高其姓氏与门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会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与青少年时期作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经历有关。
只有在科举路上顺风顺水的时候，白居易才会不无自得地强调，他完全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靠实力取得成功。多年后，他在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中，回忆当年为考进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读书，废寝忘食，以至于内分泌失调，口舌生疮，皮肤无光泽，年纪轻轻就齿发衰白。
好在命运总会眷顾拼命的人。唐代考进士很难，有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9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轻。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后，终于在帝都定居下来。
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上书言事，亟请捕贼雪耻。后来，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越权站出来。
他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其实，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对包藏祸心的李师道有过看不过眼的事。当时，李师道奏请用私人钱财收赎太宗朝名臣魏徵的旧宅，以此为自己树立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对此，唐宪宗宣称“甚合朕心”，并让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与师道诏》。白居易借写诏书的机会，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赐，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有资格收赎魏徵旧宅？他建议，收赎魏徵旧宅这件事，不能让李师道参与，而要中央以官钱收赎，归还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师道，出钱为忠臣魏徵的后裔济穷这么讽刺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次面对李师道指使的刺杀宰相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们对刺杀案沉默不语，但对白居易的仗义执言却一点儿也不沉默。
他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就是说，谏官没讲话，他却先讲，不应该。
这基本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申辩说：“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意思是，我自认所作所为出于忠愤，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要以此给我加罪名，确实就过火了。
然后，平素憎恶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了他另一条罪名：伤名教。这些权贵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目的是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确实是堕井而死。不过，白居易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完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赶着回家，为了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权贵的中伤，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
最终，白居易遭到贬官。先是叫他去做长江以南边远地区的刺史，接着，一个叫王涯的中书舍人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于是追回前诏，改作“江州司马”。
这次遭贬谪的经历，几乎完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在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权贵为什么要集体为难白居易呢？这得从他从政后犀利的政治态度说起。
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运的。他以卓越的文学才能蜚声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职，能够以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双重身份参与朝政。唐宪宗一开始对他很赏识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举措，也得到了采纳。
作为中唐最负盛名的诗人，白居易干预时政的手段，除了谏章、廷议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讽谕诗。
或许，正是这些讽谕诗，让白居易四面树敌。
他在给元稹的信里说：“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随便找一首，感受下白氏诗风：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轻肥》
全诗描述权贵的奢靡生活，直到最后两句，触目惊心。人间冰火两重天。
白居易的讽谕诗，风格大抵如此，因此几乎把权贵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写诗，多的是风花雪月，而白居易却写成了匕首投枪。终于，他也为自己的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赌上了政治前途。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开抨击，或曾以某种类型的恶德出现在他诗中的政敌们，逮住机会，联合起来，让白居易有多远滚多远。
官场险恶，人过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领教到。而且，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却永远无能为力。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这些“忏悔诗”带有浓重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谕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干预现实的讽谕诗写得少了，怡情风月的闲适诗、场面诗、应酬诗越写越溜了。
白居易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半生“兼济天下”转向后半生“独善其身”的分界线。这是极有道理的。
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镇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说：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会不会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他曾经努力过，试图改变命运，改变社会，改变政治，但他失败了。
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
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局面，那个年代，朝堂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他能够改变的。
他的失败与退化，到底是他的错，还是时代的错？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声色，被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但他的纵情声色，是否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呢？
白居易死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享年75岁。死前一年，他对自己晚年风情不减、尽日游嬉有过反思，说“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
那个时候，老诗人应该会想起，他刚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关播住过的宅子。宅子的东南角有一丛竹子，经过他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环境，他于是写下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竹子，正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对自己的人格期许。尽管后来，他把这丛竹子弄丢了，好在，他至死都知道：心中的竹子死了，但心田宁可荒芜，也绝不能让它长出杂草。
中唐时期，理想苦闷的士人，又何止白居易一人？
大历三年（768），韩愈出生。三岁时，父亲去世，韩愈便由长兄韩会带大。后来，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举家迁往南方，到任没多久就去世了。韩愈先是跟着兄嫂郑氏回到河阳老家安葬兄长，又跑到宣州维持生计。至亲离世，衣食匮乏，四处奔波，这就是韩愈的童年。想要让家族脱离窘境，韩愈必须要努力读书，以求入仕当官。
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一个人来到长安打拼。他一连考了三年科举，都没考上。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但想要通过考试，光靠才华可不够，还需要上位者的推荐。考生需要将自己的作品四处投递，然后拜访名流，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是“干谒”。这种行为是普遍的，几乎成为了科举的一个环节。干谒不只是权贵子弟走后门的工具。对于寒微士人来说，也是向上攀爬的绳索，虽然免不了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韩愈不愿摇尾乞怜，也拿不出像样的财富，只能四处献上自己所写的文章，但凡有人肯提携自己，就不吝赞美之词。他一面用文字讲述自己的窘迫，博取同情；一面又说自己是身处“天地之滨”的“怪物”，一旦得水，就上天入地。
经过多年的干谒，韩愈的文采逐渐被人看见。当时，梁肃倡导古文，喜欢质朴的文章，而韩愈深得古文之义，自然引起了梁肃的注意。两人交往不浅，韩愈更是把梁肃当成自己的老师。贞元七年（791），兵部侍郎陆贽主持考试，梁肃担任副手，举荐韩愈。这一年，韩愈顺利地考中进士。
值得注意的是，与韩愈进士同榜者，多是习古文的年轻学子，比如李观、李绛、欧阳詹等人，时称“龙虎榜”。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韩愈古文事业上矢志不渝的朋友。
座主门生、同年进士、文学之友，这些关系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吸引到一起，从而形成圈子。当科举制度不完善时，这就是最普遍的玩法。
韩愈心里多多少少以干谒为耻，也曾埋怨别人专事干谒，不学无术。不过他明白一点，出身贫寒、孤立无援的士人，需要一个进入圈子的机会。正如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所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
考取进士，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想要换上一身官服，还得通过吏部试。韩愈又考了三次，没能得到一官半职。贞元十一年（795），他心情焦虑到了极点，竟然给宰相写了三封信，妄想讨得一官半职，已是病急乱投医了。
此时，韩愈在长安待了快十年，尝尽了辛苦，耗尽了家财，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只能离开长安，另寻生路。走到黄河的时候，他看见有数人手提鸟笼，所到之处，众人回避。原来，笼里都是些羽毛纯白的鸟儿，乃是进献给天子的祥瑞之物。几个禽类大摇大摆走入京师，一介书生失魂落魄不知所归。有时候，人真的比不上一只鸟。
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四处漂泊。之后，他两入藩镇，给人当幕僚，还遭遇了兵乱，差点身家性命不保。世事艰难，岁月蹉跎，他不得不思考一个关乎自身价值的问题。
由于科举制的存在，读书人必须会写一手好文章。可是，一篇辞藻华丽、铺排精美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它既不能扫平割据的藩镇，也不能吓退入侵的外族。吟诗作赋倒是能考取进士、青云直上，不过，韩愈自身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幸运儿始终是少数。如此华而不实的文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可如果文学不再重要，那么读书人又凭什么安身立命呢？
韩愈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文学还有被人看重的理由，那它就必须成为载道的工具。换句话说，文学不能只是为了文学，文学得彰显道德。
在当时，并不是韩愈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韩愈的身边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举荐他的人是梁肃，古文大家。与韩愈进士同榜者，一共23人，梁肃就举荐了8人。在长安，韩愈认识了孟郊、裴度、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大都是古文的倡导者。韩愈在幕府工作时，也曾教导几位青年练习古文，比如张籍、李翱等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学集团。他们认为，华丽的骈文害得人心浮躁，只有古文才能让人们重拾道德。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古代的文人总是怀揣这样一种理想主义：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心”二字。在他们的想象中，最好的时代，莫过于夏商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恪守礼节，遵守道德。朝代更迭，世道日坏，所以要用制度激发人的善性，用文章找回人的道德。历史中有非常多“卫道士”，但他们并非泥古不化的守旧派，相反，极有可能是开拓进取的革新派。韩愈们推崇的古文未必能挽救时局，但是，他们作为朝野闻名的文学集团却能够让政坛刮起风暴。
韩愈刚入长安的时候，科举考试里流行的是“俗气”的骈文，他处处碰壁，是因为文章不受考官喜爱。韩愈离开长安之后，古文运动还在发展，好文章的标准变了。
贞元十五年（799），韩愈作为藩镇使者来到长安，社会上层依旧对他冷漠，但是年轻士人对他明显热情了许多。国子监的学生一起在宫门请愿，要求给韩愈一个博士的官职。此举没有成功，却让韩愈重拾信心，再来长安一试。两年之后，韩愈终于得到了四门博士一职。
渐渐地，人们发现，古文写得好，能够在科举中出彩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学子看到了机会，纷纷拜访韩愈。《唐国史补》中说：“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只要有人来请教，韩愈就把他当成弟子对待，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博取功名。
诗人李贺还未成名之前，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谒韩愈。当时韩愈刚刚送客归来，非常疲倦。但他读到《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时，眼前一亮，立马邀请李贺相见，两人相谈甚欢，结下了友谊。韩愈当时已是文坛领袖，还主动登门拜访李贺，鼓励他考取功名。这对一名落魄的士人来说，无异于枯草遇上了春天。李贺的诗名也是从那时打响的。
李贺参与科举时，有人硬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有一个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所以李贺应该避父亲讳，退出考试。韩愈知道后，立马写了一篇《讳辨》，为之据理力争。唐人避讳甚严，而韩愈不惜与世俗开战，足见其爱才之心。可惜，李贺最终还是愤然离场。
在韩愈的倡导下，古文的支持者越来越多，那么科举也会越来越偏向那些写古文的人。看似纯洁的师生关系，其实与更为露骨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没什么两样。看似重拾道德，其实折射出士人内心的权力欲。
不过，“韩门弟子”多是寒酸文士、底层官吏，韩愈自己也经历过窘迫的岁月。他们越不得志，改变世界的愿望就越强烈，也就越希望一个遵守道德的秩序重现人间。对于步履蹒跚的唐朝来说，这是一股新鲜的血液。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德宗年老，宦官掌握兵权。太子锐意革新，意欲抑制宦官，于是任用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等人，联合宰相韦执谊，想要有所作为。柳宗元、刘禹锡也加入其中。韩愈虽然和刘柳二人是古文的同道，但政见不同。他对于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一些结党行为颇有微词，还曾当着刘柳二人的面，批评他们。
那年冬天，京城大旱，农业歉收。韩愈目睹了饿殍满地、丢女弃子的种种惨状，心中难过万分，吃不下饭，如同一条中钩的鱼。哀鸿遍野的景象就在脚下，朝中大臣却公然撒谎称，禾苗长得很好，不用减免赋税。举朝竟无人出来反驳。于是，韩愈上了一封《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矛头直指视灾民而不见的君臣。上疏的结果却是被贬去岭南的阳山县。这个结果，意料之内。蹊跷的是，韩愈一人上书，但是御史台的同事也被贬职了，这恐怕不是触怒君主这么简单，兴许牵扯到了党争。
贬官的命令一下，韩愈就得动身，甚至连安顿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到任还有时间限制，每天至少要行走两三百里。韩愈一路跋涉，马不停蹄，心中的郁闷越积越多。忧愤之下，他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可能是刘柳二人泄密给王叔文，使他遭受打击。三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掀起了一场革新运动。当时，顺宗已经病入膏肓，大权基本交给了王叔文等人。这些年轻新锐想要夺取宦官的军权，然而他们并无多少实权，还党同伐异，四处树敌，以致孤立无援。宦官立马拥立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唐顺宗被迫成为太上皇，革新集团一击即碎。唐宪宗即位之后，将革新派全都贬出京城。柳宗元、刘禹锡离开长安，韩愈却迎来了回京的大好机会。
在岳阳楼的一次文人宴会上，北上的韩愈与南下的刘禹锡相遇了。那时，韩愈依然耿耿于怀，带着几分怨愤写下了《岳阳楼别窦司直》，里面说道：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
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
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
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
“爱才不择行”，很有可能指的是刘、柳二人。刘禹锡已遭贬官，处境尴尬，还能说什么呢？刘禹锡也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葵草之叶能够为根须遮蔽阳光，我在动荡之中却难以自保。蚁穴能够毁坏河堤，但是谁又能预先知道呢？今时今日只能空叹。
两人都不是小器之人。话说开了，推杯换盏，自然就冰释前嫌。宴会之后，刘禹锡将带着“永贞革新”失败的阴影永远活下去，而韩愈则开始放眼长安的风景。
不久之后，韩愈写下了《永贞行》。诗中措辞严厉，痛骂革新派，指责他们有篡位之嫌，还夹杂着几句对唐宪宗的歌颂。后面话锋一转，像刘禹锡、柳宗元这样的青年才俊，应该和王叔文之流区别开来，没必要贬到“蛮荒”之地。后人却常常以这首诗批评韩愈，说他搬弄文字，夸大罪责，明显是为了讨好唐宪宗。
“永贞革新”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这六个多月的新政并没有多少值得吹嘘的地方。只是一群有才学、有抱负的人就此沉沦，实在可惜。不幸中的大幸是，人生的苦难成就了两位伟大的文学家。
文学与事功，是士人的两个理想，往往不可兼得。孰为轻，孰为重？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里说：“必有能辨之者。”那都是后人的议论了。对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来说，给他们一万次机会，也都会选择事功。
韩愈的诗素来以怪奇著称。元和年间，重归长安，他的诗多了几分凶狠的色彩。
元和元年（806），反叛的西川节度使刘辟在长安斩首。韩愈十分兴奋，感慨于新时代的气象，写下了一首《元和圣德诗》。里面直接刻画凌迟灭族的场面：
婉婉弱子，赤立伛偻。
牵头曳足，先断腰膂。
次及其徒，体骸撑拄。
末乃取辟，骇汗如写。
挥刀纷纭，争刌脍脯。
血腥，暴力，狠辣。堪称刽子手文学。
再比如韩愈为孟郊写的墓志铭，里面提到孟郊写诗时的精神折磨：“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刿目”是刺割眼睛，“鉥心”是切割心脏。刀刃进进出出，切成碎块，这还不够，还要把胃和肾从肚子里掏出来。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活生生的痛苦。这哪里是在写诗，简直是在受虐。
韩愈的文字越来越狠，与之相伴的是，他在政治上的追求越来越激烈。他弘扬儒道，排斥佛老，打击藩镇，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元和五年（810），韩愈任河南令。当时，洛阳城内有许多军人，借身份为非作歹。许多藩镇在洛阳都有家宅，豢养了不少士兵，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会作为内应起事。韩愈上任之后，将这些军人一网打尽。宪宗听闻之后，大悦道：“韩愈助我者。”
我们都知道，唐朝尚武，不过武周以来，科举大兴，文教之风盛行。士人能够治国理政，却不知军事。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军人跋扈。皇帝希望依靠文臣来控驭骄兵悍将，削强藩，平外患。有识之士也觉得士人应当才兼文武。一群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士人出现了，比如裴度、武元衡。韩愈诗文中对暴力、血性乃至血腥的欣赏，其实就是对尚武之志的呼唤，暗合了文人想要驰骋疆场的时代情绪。
从河南任返回长安后，韩愈写下《论淮西事宜状》，坚定了唐宪宗削藩的决心，给裴度、武元衡以强大的支持。虽然上书不久，就发生了刺杀宰相事件，不过主战派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大军奔赴淮西，韩愈亦在军中。
裴度到前线后，诸将得以专力军事，胜利的天平很快偏向朝廷。名将李愬奇谋频出，屡立战功。十月的一个夜晚，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军旗被吹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愬亲率一队精兵在风雪中急行七十余里，意欲偷袭蔡州。当将士得知此行是要入蔡州擒拿贼首吴元济的时候，全都大惊失色，但是不敢违背命令。等到早晨鸡鸣之时，李愬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吴元济的外宅。最后，吴元济束手就擒。这一战，举重若轻，荡平了淮西强藩。
韩愈在军营中，堪称尽心尽力，可书之事有三。第一，他独身入藩镇，见宣武节度使韩弘，劝说其不在背后搞事。第二，他先李愬之前提出偷袭蔡州的计划，可惜裴度没有同意。第三，他趁蔡州大捷，给另一个藩将王承宗写信，使其投降，收获一石二鸟之效。
淮西平后，中兴事业大成，群臣请求刻石碑，记录盛世。韩愈既是淮西战事的参与者，又是古文大家，写碑文一事就落到他的头上。这本是他最荣耀的一刻。然而碑成之后，李愬的妻子，也是宪宗的姑姑，看到碑文，怒上心头。进到宫中，向皇帝痛诉碑文不实。原来，韩愈在碑文中花了大篇幅记录裴度的功劳，却将入蔡的李愬列为普通将领。
碑文一事本质上是一个争功劳的问题。究竟是裴度功劳更大，还是李愬功劳更大？裴度是朝中的主战派，还担任了军事统帅的职责，协调各方，稳定军心，可以说居功至伟，韩碑夸裴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李愬身在最前线，扭转了战局，入蔡州更是极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如果没有李愬，淮西很难迅速平定。所以韩碑漠视李愬战功，也是实情。
韩愈想要突出文臣的功劳，武将自然不答应。在抗议声中，宪宗下令磨去韩碑，另找他人撰写了一文，重新铭刻。
碑文争议证明了一件事，文人“才兼文武”的想法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裴度、韩愈们努力参与军事行动，主要依赖宪宗主战的信心和对主战文臣的信任，在现实中却没有制度保障。哪一天，皇帝开始猜忌文臣了，开始想要和平了，他们就得放手军权。而且，文人参与军事，最多只是指挥，他们无法和士兵建立关系，行军作战必须依赖武将。宪宗之后，武人跋扈依旧，唐朝还有多少文人驰骋在疆场？韩愈的暴力之风，注定只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7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一支由宦官和僧侣组成的队伍，从陕西扶风凤翔的法门寺出发，前往都城长安。队伍所到之处，百姓人声鼎沸。他们夹道围观膜拜，为的只是一睹队伍当中护送的“佛骨”真容。
整整三十年了。
自唐太宗起，法门寺地宫便有三十年一开供养佛骨舍利的规定，如此大唐方得岁丰人和。
当唐宪宗李纯遇上地宫大开之年，同以往的君主一般，他也十分重视。他兴奋得早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就开始派遣队伍前往凤翔，恭迎佛骨回京。
佛骨到达长安，唐宪宗首先要将其置放在宫中，好生供养着。他对着佛骨畅想平定淮西后的帝王霸业，以及自己的长生不老。京城的人们亦为之疯狂，富人倾家荡产，也要施舍给佛骨；穷人为表虔诚，烧灼头顶，近乎自残。
这种氛围，让韩愈忧心忡忡，随即向唐宪宗递交了一篇《谏迎佛骨表》，里面说：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大意就是，佛法传入中国之后，乱象横出，崇佛的王者，大都寿命不长，国运衰微。如此大不敬的话，说明韩愈已经顾不上君臣之礼了，这既是向佛教宣战，也是向皇帝宣战。
韩愈一生最大的事业，大约三件，曰古文运动，曰排佛老，曰道统。其中道统最为关键。
道，是儒家经典里的道理。统，其实就是一段经过筛选的虚构的历史。历史发生了这么多事，纷繁复杂，人们要怎么记住历史呢？那就只能记一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那么，何为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韩愈把代表儒家精神的人，挑选出来，比如周文王、孔子、孟子，然后按时间连缀起来，写成一段历史。不过，韩愈认为，孟子之后就没有继承儒家精神的人了，直到自己出现，圣人的理念才有了传承。所以从秦到唐这一大段历史，属于真理失传的黑暗时期。还有一种视角，是按照秦—汉—晋、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样顺延下来。皇帝的传承是历史的主线。这就是所谓“君统”。
道统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防御的是“异端”的兴起。唐朝君主，大多崇信佛老。虽然儒家还是主流，但佛教与道教隐隐有了分庭抗礼之势。想想看，如果人人迷信彼岸世界，或者向往逍遥自在，那么还怎么回到夏商周那样的黄金时代？所以，韩愈坚定地排斥佛老。进攻瞄准的是“君统”。儒生自战国以来，就有“从道不从君”的传统。道统的存在，提醒所有人，帝王并不是历史的唯一主角，他们如果不遵守儒家之道，也会被排除在“正确”的历史中。
面对举国若狂的崇佛举动，韩愈必须奋起捍卫道统。但这也惹得宪宗龙颜大怒，想要将其斩首。裴度等人极力回护，宪宗还是消不了火，说道：“（韩）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将韩愈贬往潮州。
韩愈刚走，又一道命令下来，其一家老小也必须迁离长安。于是冰天雪地中，韩氏一家相继踏上了南去的道路。韩愈十二岁的爱女，带着病痛，行走在群山之间，又饥又渴，最后死在路上。可谓是家破人亡！
在给侄孙韩湘的诗中，韩愈写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全诗“语极凄切，却不衰飒”（纪昀语），沉郁顿挫，苍凉悲壮。
来到潮州后，死亡的恐惧和被抛弃的失落始终萦绕在韩愈心头。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述说自己的凄惨：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
在残酷的环境下，他的骨气也大不如前。文中，韩愈一再大颂皇恩，并建议宪宗应“东巡泰山”以封禅庆功，讨好皇帝。最后，他说：“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在《谏迎佛骨表》中一再称述的儒家之道，乃至他试图以道统压君统的理想也销声匿迹了。他的道统在皇权的城墙面前，脆弱得就像一个鸡蛋。
宪宗在读到韩愈的信时，对宰相说，昨天看到韩愈的上表，想了下佛骨一事。韩愈是爱我的，我怎能不知道。但是，他作为人臣，不应该说君王崇佛就会短寿。我是讨厌他太轻率了。于是，皇帝重新起用韩愈。雷霆雨露，皇恩浩荡！
在贬谪与宽赦之间，韩愈分明看到了一个跟前期完全不同的“睿圣文武皇帝”。
当年，唐宪宗继位后，常常花时间阅读诸位先帝的《实录》，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的旧事，对先帝的功绩十分敬仰，久久不愿放下。元和三年（808），他曾激动地对着自己的臣子说：“读了国史之后，才知道自己万万比不上先帝们。先帝在世之时，尚且需要宰相臣僚们的同心辅助，如今到我这，岂可能独立治理国家？日后，国事有何失当之处，还请各位卿家尽力匡救。”出于“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的目标，唐宪宗对培养良好的君臣关系十分重视。
那时候，为了避免自己被同一种声音包围，宪宗鼓励臣下对同一件事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多次上谏，反复讨论。如果朝廷上的谏言变少了，宪宗就会感到浑身不得劲。当敢于直言的李绛减少了上谏，他直接抱怨道：“这么久没有上谏，是怕我不能容忍吗？没有事可以上谏了吗？”而对于那些身居要职，却想着“少说少错”以求自保的官员，宪宗也不会放过。宰相郑絪就曾因为“谦默多无事”而被罢了相——臣子要是敢不说实话，不干实事，宪宗就得治治他。
在唐宪宗的积极鼓励下，元和年间，长安朝堂洋溢着一股极其良好的政治空气。敢于直言的大臣，有勇有谋的贤才，一一涌现，如李绛、裴垍、武元衡、裴度、崔群、韩愈、白居易等。这些人，都是创造“元和中兴”治世的中流砥柱。然而，这一切，在唐宪宗大业初成——平定淮西的那一刻，开始发生变化。
面对“元和中兴”的历史功绩，唐宪宗的自信心不断膨胀。
元和十三年（818）正月，为庆祝淮西平叛大获全胜，唐宪宗在帝都举行庆祝大会，下令皇城六军扩建麟德三殿。此时，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都认为战争刚刚结束，国家财政困难并未解决，不宜大兴土木，于是，便让宰相裴度向唐宪宗反映。但这一回，唐宪宗不但没有采纳意见，停止扩修宫殿，甚至勃然大怒，将这两个提出问题的人降职，调至朝外。
数月以后，唐宪宗下了一道诏书，命皇甫镈、程异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任命，百官哗然，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
这俩是什么人？
会搞钱的人。
元和年间，唐朝财政状况并不好，唐宪宗的削藩事业要维持下去，必须仰赖这种“善于敛财”之臣。皇甫镈搞钱，就是薅下层人的羊毛：对待百姓，苛刻剥削；对待士兵，克扣粮料。比如战时规定应支付士卒法定粮食的五成，皇甫镈只支付一、两成。在这种操作下，下层百姓以及许多官员都对他十分不满。
当时意见最大的，莫过于宰相裴度、崔群。二人极力上表反对，并强调自己不可与他们为伍，要退让相位。
这样的话，在当时飘飘然的唐宪宗听来，不像是谏言，更像是一种“威胁”。
唐宪宗并未听从反对之声，皇甫镈、程异二人准时上任。这一坚持，除了要满足自己用钱的需求外，也因为，此时作为君主的权威不可退让。次年，裴度被外放担任河东节度使。
与此同时，唐宪宗走向了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
他求佛问道，并下诏广征天下术士为他炼制仙丹。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他任命术士柳泌为台州刺史，只因柳泌说浙江天台山有仙药，如此任职，方便采炼。诏书一下，谏官们轮奏阻止，但唐宪宗并不理睬。
服用丹药后的唐宪宗，更是慢慢走向了狂躁。
由于丹药让唐宪宗的身体极为不适，他开始暴躁易怒，动辄迁怒于宦官，有的宦官甚至因此被责罚处死。《资治通鉴》对此记载道：“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因此）死者，人人自危。”
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起居舍人裴潾看唐宪宗服食丹药后身体状况不好，便上表劝谏，恳切地说道：“金石的性子酷烈，火烧之后便火毒更甚。如果金丹已经炼成，不如让方士先服用一年，观察它的效果，然后皇上您再吃。”
唐宪宗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又发怒了，将裴潾贬为江陵令。他的执拗，如同他的身体一般，没救了。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奉迎法门寺佛骨舍利活动。他“亲奉佛灯”，如痴如狂，期间贬斥了冒死进谏、反对迎佛骨的韩愈。仅仅一年后，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宪宗因服食金丹感到身体不适，取消了元旦的朝会。此后，唐宪宗鲜少参与朝会处理国政，朝廷内人心惶惶。
这于各方势力而言，是信号，也是机会。
当时，唐宪宗不喜欢太子李恒，而倾向于改立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灃王李恽为储君。由于担心自己被废，正月二十七日，太子李恒和母亲郭氏（郭子仪孙女、升平公主女儿）指使宦官王守澄和陈弘志，将43岁的唐宪宗刺杀于大明宫中。对外，则宣称唐宪宗是服用丹药导致暴崩。随后李恒即位，是为唐穆宗。
公元820年，随着唐宪宗的死去，一个原本属于中兴雄主的时代，猝然而止。《新唐书》评价唐宪宗曰：“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千百年来，在无上的权力面前，“随心所欲”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圣明与糊涂，转变不过一瞬。
而这一年，被贬到潮州的韩愈则按数月前的大赦调令，抵达了袁州（今江西宜春）。不久后，又在这一年的冬季回到长安。回到长安之后，韩愈的官越做越大，锐气尚存。不过，此时已是他人生的暮年。
长庆四年（824），韩愈离世。他一生追求的东西，几乎都失败了——古文运动在他死后渐渐冷却下来，文臣驾驭武将的现象也随着宪宗的离世销声匿迹，佛教融入了中国的思想世界。要等到两百年后，北宋的文官集团才发现了他的伟大。
但此时此刻，唐帝国的秋天落幕了。
凛冬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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