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五朵金花》编剧、昆明市文联离休干部王公浦于2024年12月20日晚在家逝世，享年102岁。王公浦一生都单纯、低调。95岁高龄时曾接受记者采访，一再强调：“不要把我写过头了，人要低头，才能做人。”
两位“贵人”助圆作家梦
王公浦生于1922年9月，正当他求学的年龄，“七七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了他的老家河北磁县，一家人被迫流亡，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爷爷把他送到一家棉花行当学徒，但他并不甘心做亡国奴，而是约了两位小学同学，打算逃离沦陷区，过黄河到洛阳继续求学，可他戏剧性的一生就从这里开始了。当时，他好不容易约到了同伴离家出走求学，途中却被日本的追兵追散，在他仓皇奔逃之际，却又被国民党的军队抓了壮丁，做了国民党的兵，直至日本投降，他才从军队下到地方，为糊口当了小学教员。直到1948年洛阳解放，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发起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才有了人生目标，投身到革命中去，为国家和人民参军！他被编入13军文工团，步行了整整一年才来到了云南，从此，便把他乡作了故乡。
没书读、没学历，是王老抱憾终生的事。这也导致他从来没有评审过任何一级文创职称，一直到退休，都是一个没有职称的著名作家。
王老说他遇到两位贵人，第一位是十三军文工团的团长。1953年，因看到他写的快板，建议他调到创作组学写剧本。第二位是云南军区宣传部冯牧部长，曾带领他下连队深入生活、亲切指导他进行创作。后来，部长把他调到了军区国防话剧团，进行专业创作。王老常说：“我这个木讷、蠢笨的人，是经冯牧部长一手栽培的，是他把我引进创作之门，我从内心深处感恩不忘，我对这位导师充满刻骨铭心的崇敬。”
1956年，王老和赵季康接到北京电影局的电报，让他们去北京商量电影剧本《国境线上》的修改事宜，得到话剧团领导允准后，为了一路同行的方便，他们决定在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基础上登记结婚。他们去派出所办理了登记手续后，才意识到要结婚，没有新房啊？怎么办呢？急中生智向团领导借用办公室三天作新房，三天后他们就启程去了北京，那些新购的衣服床被都只能寄存在保管室。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坐长途汽车到了贵阳后，在金城江转火车时恰巧遇到军区的一个熟人，本来只是一般交往，异地相逢却让王老倍感亲切。当时的车票很难买，只有软卧能够临时买到，这位摄影师的钱却不够买软卧，王老立即仗义疏财，掏出钱给他补上，一起买了三张软卧票。王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自己还傻呵呵的对妻子说：“看，我找来一个伴。”这位摄影师下车走后，妻子才抱怨：“人家不坐软卧，你还垫钱给他买票，真是多事，没有他，我俩住一个包厢，不是更好吗？”“是呀，我怎么这么傻冒。”王老后来才这样想到。
五朵金花背后的故事
1959年初，文艺界掀起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热潮。周恩来十分注重这些为国庆赶出来的作品，对送上来的作品亲自过目，当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后，对当时电影界存在的政治口号太多、缺少美感和轻松愉快的状况很不满意。他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找来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是否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夏衍说：“我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但可以推荐一个人来写。”
夏衍要推荐的那个人就是赵季康。赵季康与王公浦此前从滇剧团那里得知，畜牧场有个为牛接生的姑娘“金花”、炼铁厂找矿石被老熊吓得躲山洞的姑娘“金花”，他们才知道白族里叫“金花”这个名字的姑娘很多，夫妻俩灵感一来，立刻想到用“金花”这个重复的名字来编织一出喜剧。
那么，男主角的名字是什么呢？得知大理州委宣传部张树芳副部长在昆明开会，夫妻二人便连夜找到这位副部长，向他请教白族小伙子的名字。张副部长也是积极配合，最后认为“阿鹏”这个名字最贴切，于是男主角的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
确定了主角名字和人物形象的构思，第二天便动手写了剧本提纲五六千字，第三天修改补充，基本就定下了提纲，直接报宣传部审核。就这样，三天时间就把电影剧本提纲完成了。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接受命令由妻子带剧本提纲去北京向夏衍部长汇报交流，王老带了修改的提纲，到大理补充采访完成剧本。
王老向笔者强调：“赵季康在北京连续两周夜战修改补充剧本，她的工作比我勤奋。”文坛纷纷争论这部著名的剧本到底出于他们夫妻谁之手？五十余年间众说纷纭。而王老仿佛从未受困于这些质疑，一直都说赵季康比他有能力。
《五朵金花》这部影片先后在中外46个国家放映，有的观众，包括贺龙元帅，看了10遍也不厌。当时的陈毅副总理每次出访最喜欢带上这部影片。如今，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五朵金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2000年在全国“百年最佳影片”评选过程中，《五朵金花》被评为10大影片之冠。
“金花”之后
《五朵金花》的巨大成功让赵季康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作为一个作家，作品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认可，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中，赵季康和同为作家的丈夫王公浦度过了生命中短暂而美好的快乐时光。
多年后，王老谈到《五朵金花》的成功，依然很淡然。他说：“仅仅一个星期写出的电影剧本，一个多月完成的剧本创作，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拍成电影，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每一个环节的时间都迫在眉睫，这样的成功是很偶然的。”
然而，快乐总是短暂而炫目的。在可怕的政治运动中，赵季康因之受到了迫害。1966年，赵季康与丈夫王公浦离婚了，结束了夫唱妇和、比翼双飞的甜蜜时光。
对于两人的离婚，王公浦当时想：“这样也好，免得由于我的愚蠢，而使妻子一次次的遭受批判，我真的悲哀的愿意让她离开我，跟着我受罪我于心不忍。”
1962年的春天，王老离婚了。回忆从认识前妻到组成家庭的十年间，王老说他们一直就没有一个真正安身立命的家，一直都在漂泊当中。结婚三天后，就因电影剧本公派到北京、上海；次年一回到单位就被批判、下放到农村改造，借住在村寨傣家；下放第二年，自己好不容易盖了一间茅舍，又因为国庆十周年紧急献礼的任务仓促离开。以后的生活，就是因工作暂住宾馆、住乡下人家。回到单位时，也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凑合着住。而他们的婚姻仿佛是一直在与《五朵金花》谈着一场三角恋爱，每一条线段都相连相交。他们结婚时仓促，到创作、拍摄电影时也仓促；婚姻开始破裂后，电影前途渺茫；电影成功了，他们却离异了，成为三角形中永远各分东西的两个角。
离开王公浦，赵季康再婚后又离婚。1978年，赵季康孤独地离开了她曾经深深爱过又深深恨过的七彩云南，回到家乡浙江。1984年，53岁的赵季康独自到了美国，开始了旅美写作生涯。王公浦和在文山州医院当医生的郑凤玉结婚了。婚后育有一女二子。
雅已 刘 连 杨荣兰
据《昆明文艺》《翻阅日历》《含笑花》等综合
校对 徐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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