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于读书，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见解。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能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学习，还能读有所获，学以致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纵观毛泽东的读书治学之道，归纳起来离不开四个字——“攻、获、用、巧”。
毛泽东同志能很好地把读书与工作结合起来，案头上总有他正在读的书。图为1961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伏案工作，办公桌左侧摆放的图书为《资治通鉴》。
“攻”书到底的钻研精神
对于这个“攻”字，毛泽东曾这样解释：“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显而易见，“攻书”在于“挤”和“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历来都是将书本学深悟透的“不二法门”，这种看似最累、最原始的“攻书之法”，恰恰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研习之道”。
一是温故知新“反复读”。对于一些经典书籍，毛泽东总是经常翻看，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感悟，正所谓常读常新。正如他自己所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即使在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仍旧坚持“反复读”。他时常和身边人提起：“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这既是一种读书的精神，又是一种读书的方法。这种精神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中有显明的体现。在其读书批注中，时常能看到“一读”“二读”等字样。将不同时间写下的笔记进行对比，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他对某些观点的理解是愈发深刻的，这也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常读常新的学习态度。
二是不同观点“对照读”。在阅读时，毛泽东往往将观点相异甚至相左的书拿来对照着读，而不仅仅是只从某一方观点出发去读书。例如，在读《拿破仑传》时，他不只看一个国家学者的著作，而是同时阅读多个国家不同学者撰写的《拿破仑传》和相关著作，并把它们拿来对照，更全面、客观地了解拿破仑。再如，当他研究美国历史时，让人去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将相关著作统统借来，并特别交代：不光要找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文献，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相关论著。在研究《楚辞》时，仅1957年12月期间，他便借阅了50余种古今学者对《楚辞》的注释及研究的书籍。
三是“五到之法”结合读。在读书时，毛泽东较为注重“五到”（即眼到、耳到、口到、手到、心到）并用。不光自己吟读，他还经常组织读书小组，在一些场合请人念诵、给人讲解，交流分享读书的体会和收获；此外，他常在书中作批注，最大限度地发掘书籍的价值……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我们无从作出准确考量，但从他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留存的藏书中不难看出，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不少书目里都留下了批注。
学有所“获”的探索精神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深思细研。在青少年时期，阅读量就已远超同龄人，并且对于书籍种类的挑选也颇有心得。他早年大多阅读经典之作，为了达到更好的阅读效果，特别注重写读书笔记。例如，阅读《伦理学原理》时，为了更好地理解该书，他在书眉和空白处撰写了大量批注，共计1.2万余字。而《伦理学原理》这本著作总共才12万字，可见毛泽东的批注是多么的翔实和全面。仔细翻看这些批注，大致可分为课堂随笔、文章摘抄及读后感悟等形式。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毛泽东提倡要多读书、读好书，绝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他经常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提醒自己。“古人的话，老师的话和一些名流学者的话，不一定都对。所以我们看书、读报、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
以研读马列著作为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就认为，全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远远落后于实际，而这与中国革命建设的丰富实践极不匹配。为此，他不仅积极创办党成立后的全国第一所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基本学习内容。他还率先垂范，在研读著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在研读哲学过程中，他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在对历史的探索过程中，他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钻研至深，特别注重以史为鉴。这些都对其以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世致“用”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始终注重密切联系实际读书，为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而读书。密切联系实际读书，是他最重要、最根本、最有效的读书方法，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弘扬的精神。
毛泽东提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着眼于现实实践，紧密围绕中心工作，是他阅读的需求主线。他读书，贵在应用。在不同历史时期，他阅读的方向和重点也是各有不同。例如，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了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的阅读紧密结合时事及国情，为中国革命实践找到理论依据；抗战期间，他的阅读主要围绕和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开展理论创新，从而更好指导实践；解放战争时期，他阅读的主攻方向是学习和研究国际局势的变化、革命战争的规律以及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他致力于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问题，通过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根据、思想智慧及解决办法等。
“用而生巧”的创新精神
毛泽东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典范。这种创新理念不仅体现在他的读书方法上，还体现在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讲理论，他坚持要在实践中创新，不能脱实向虚。搞调研，他同样坚持要在生活实践、工作实践中创新。正如他自己经常从阅读研究报纸和史籍中发现重要问题来搞调查研究，经常从群众牢骚的言论中找寻调查研究的方向等。
科学性、实践性和群众性是毛泽东创新理念的特质，更是其读书“用而生巧”的源头。以调查研究为例，他认为，要及时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形成新思路，最管用的办法就是调查研究。他曾敏锐地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毛泽东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当你的学识足够渊博的时候，你就似站在了山巅之上，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但是如果学识不够，那就只能在暗沟里摸爬滚打，十分艰难。”在阅读时，他兴趣广泛，哲学、历史、科技、艺术等均有涉猎，且在很多学科中有极高的造诣，这与他勤于学习、借鉴创新是密不可分的。他还经常借古言今来阐释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比如，他提倡用“古今中外法”去研究问题。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令人耳目一新。善于将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是毛泽东创新理念的又一重要体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非常善于总结。比如，他结合多次战役的实践经验，创造性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战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同样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总结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作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摘编自《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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