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前言
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在重新谈判条约和结束治外法权的努力中，采用了一系列政治策略。
作为日本政府及其司法系统的最直接代表，警察是一种宝贵的公共关系工具。因此，通过警察培训和英语教育，日本政策制定者试图培养理想化的公务员，在西方游客和他们对不文明日本的恐惧之间充当调解人。
与此同时，日本警察被定位为守门人，他们可以为日本内陆地区向混合居住的平稳过渡铺平道路。本文通过考察日本警察的各种角色，反思了现代国家如何雇佣警察，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
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
1853 年夏天，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和他的 "黑船 "舰队来到日本，这是日本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重大体验。佩里带来了一系列要求，执政的德川幕府最初拒绝了这些要求，但后来被迫接受。
美国人对日本的 "开放"，使其与西方帝国有了更广泛的交往，导致日本在 1858 年签署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被称为 "安西条约 "。
他们不仅能够防止英国的鸦片贸易扩散到日本，而且还避免了混合居住和在日本城市建立大规模的外国租界。相反，《安西条约》迫使外国人居住在孤立的条约港口，如横滨小村，离德川的首都约30公里。
日本政府重新谈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几乎在《安西条约》墨迹未干时就开始了。尽管政府谈判人员取得了一些让步，但许多日本人认为这些条约是对他们国家的羞辱性打击。恢复日本主权和结束治外法权带来的耻辱，最终成为日本修订条约努力的核心。
但在19世纪60年代，由于日本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与国内问题和纷争作斗争，修订工作没有取得进展。
日本的武士地位群体的成员--对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感到沮丧和愤怒--是许多国内动乱的推动力。这种动荡催化了长期以来的怨恨，是结束德川家族对日本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的核心。
1868年的内战导致了新的领导层，这在名义上将日本长期无权的天皇提升到了权威的位置。一群来自西南地区的武士和来自京都的宫廷贵族管理着新的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
为了确保其在国外的合法性，明治政权在1868年初向西方帝国的代表保证，日本将遵守以前德川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
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此感到高兴，宫廷贵族岩仓富美是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1869年称《安政条约》中规定的治外法权是 "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耻辱 "。
岩仓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发现西方的接受能力：帝国主义列强对条约的修订挥之不去，不相信日本在法律现代化或文明成就方面取得了进展。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发现它没有什么可以作为重启条约修订谈判的激励因素。
乍一看，岩仓的任务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失败，因为日本人在国外期间没有在修订条约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这次出访在另一个方面是成功的，因为它为日本新政府的高层人士提供了一个直接了解西方对现代文明日本的期望。
访问团仔细观察了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习俗和机构。使团成员带着对西方现代性的第一手知识回到日本，并加强了向西方学习他们可以采用什么方法来确保日本安全和主权的愿望。
与岩仓使团同时，明治政府还向美国和欧洲派出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团，调查被认为是西方力量基础的特定机构。由于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的核心问题，海外的日本人特别关注法律和刑法制度。
其中有一个来自新日本法务省的小组，在1873年前往欧洲，其明确目的是研究欧洲各国的现代警察系统。
文明开明的警察
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政府在着手建立一支西式警察部队时，有两个主要目标。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非常实际的：在一个仍被内战和革命的后果所震撼的国家中确保秩序。这个问题在东京的情况下尤为突出。
作为德川家的前首都，该城市仍然居住着被新政府认为有潜在颠覆性的人口。事实上，在1873年底回到日本后，川治建议在东京建立一支大型的、集中的警察部队，以确保城市不受干扰。
川治建议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国内安全的内政部，对东京的警察部队进行业务控制。川治的报告阐述了为东京警察提供中央财政支持的重要性，认为首都是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城市。
然而，川吉并没有忽视警察的那些不太实在的方面。川治此行既是为了了解西方对文明的期望，也是为了了解欧洲机构的结构。在他的报告中，川治建议，可以用一支现代化的警察部队来提高日本在西方国家心目中的地位。
中央政府热情地接受了川治的建议。他的上级完全采纳了川治的许多建议，并任命他为重组后的东京警视厅的总警监。
川治在早期任期的特点是关注其官员的外貌和举止。1875年，警视厅发布了两套法规；第一套是关于警察对日本政府官员的行为。条例要求警察在与任何公众交往时都要严肃、冷静。
警察的广泛行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如187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Keisatsu shugan的警察手册所表明的那样。这本书的字面意思是 "警察的手和眼睛"，由川治俊吉撰写，并在警察中广泛流传。
川治的文本结合了任务声明和实用指南，无疑是了解日本警察早期定位的最重要文件。正如他在1873年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一样，川治在《京松书简》中最直接的关注点是警察能为日本的安全做些什么。
他把国家比作一个身体，把警察比作一种治疗内部疾病的药物："警察行动的扩大只会大大促进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健康 "。
但是，即使明治政府为了支持其政策目标而试图使其机构现代化并推动日本文明的发展，诸如条约修订等问题在国内事务中还是处于次要地位。武士身份群体成员的持续不满导致了日本西南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最终导致了1877年的萨摩叛乱。
萨摩起义被证明是对日本政府的最后一次重大国内武装挑战，为该政权提供了所需的喘息空间，使其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国际政策和条约修订。即使日本继续按照西方的路线进行现代化，政府的决策者们也在探寻西方大国的弱点和机会。
明治领导人利用一切可能的优势。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推动了条约的限制，以重申日本的司法主权。正如埃里克所指出的，各种法律案件宣称日本有权起诉和裁决涉及外国人的案件，从而削弱了外国领事在条约港口的法律权威。
除了东京筑地区的一小块外国飞地外，日本政府试图将西方人限制在东京和大阪等日本主要人口中心以外的条约港口。在条约制度的前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也适合美国人和欧洲人。
在日本的大多数西方人都满足于留在条约规定的定居点，在那里，距离使他们远离普通日本人，治外法权使他们免受日本司法的制裁。
受过教育的官员
19世纪8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为了生意和娱乐而试图到条约港口以外的地方去冒险，这是一个未曾预料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末，德川谈判代表对外国定居点的选址进行了严格要求，确保它们位于主要大都市的外围。
西方列强忍痛割爱，因为很少有人想到，三十年后旅行者会争相访问日本内陆。严格来说，条约的文字不允许外国人在定居点以外的地方冒险。
然而当地的实际情况是，西方游客可以到外面冒险，但只有在通过日本外务省获得护照的情况下。对进入内陆地区的控制，为日本政府在修订条约时提供了为数不多的筹码之一。
明治政权利用这一权力来施加最大的压力。尽管日本政府从未试图取消西方游客进入内地的机会，但它确实确保其护照制度是限制性的、不方便的，并且尽可能地令人讨厌。
这项政策的一个后果是，外务省要求所有在条约港口以外旅行的外国人定期向日本政府官员报到。所谓的政府官员就是警察。到19世纪80年代，基于首都模式的警察机构已经扩散到全国的每一个县。
尽管川治俊吉于1879年去世，但他在首都警察厅的继任者和内务省的官员继续努力使日本警察西化和现代化，以支持更广泛的政策目标，包括条约修订和废除治外法权。这也是导致重写刑法和民法、培训日本法官和整顿监狱系统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
虽然敬松书院已经流传了几年，但在1880年，日本政府加强了对警察教育的正式努力。在川治俊吉去世后，他的副官安藤典道代替他写信给内务省，建议在东京为巡警建立一所警察学校。
建立这样一所学校的意图与川治、安藤和政府中其他官员的武士背景相符。在日本的武士身份群体中，自我修炼和正规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内务省于1880年2月成立的警察学校不仅是日本第一所警察学校，它也比西方第一所此类学校早了三年时间。
东京警察学校成立后不久，就编写了一本大量的教科书供学生使用。《巡逻员教科书》是一本近700页的巨著，分两卷，包含了大量关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警察的预期行为和职责的信息。
第一卷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一般的警察条例和警官的外貌。这包括第一卷中超过40页的内容是关于身体举止和制服的规定。这些规则中有些是具体的：其中一条规定描述了警察在面对外国政要时应该如何举止。
另一些则是广泛的，例如对警察何时、何地以及如何穿着制服的严格要求。这些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帽子的倾斜度、外套的合身度以及允许携戴的剑的种类（如果有的话）。这些规定的范围显示了明治政府对其警察的公共形象的关注。
该文本的其他部分更注重于警察的职责。如前所述，日本政府希望巡警能够处理各种问题。《巡逻员教科书》第四章将这些职责归入 "警务 "标题下。根据该文本，警务职责包括 "卫生"、"风俗和礼仪"、"国家事务 "和 "与外国人交往"。
后一节包括了一系列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期望，与警察处理日本公众的方式不同。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限制了警察对日本大多数外国人的权力。
山县是教育的有力倡导者，也是建立第一所日本军事学院的指导者。现在，作为内务省的负责人，山县在1884年建议在东京建立一所新的警察学校，负责管理日本警察。
这所学校的课程与它的前身没有很大差别，学生们主要接受法律和警察程序方面的培训。作为补充，学校更加注重举止和礼节，学校的普鲁士教官就是一个例子。
这些德国警察官员的加入是山县为给日本警察带来军事风格的 "口水和抛光 "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山县的学院还包括对日本警察的英语教学。
同年，第一本专门为日本警官设计的英语教科书出版了。尽管在条约港口存在着众多的国籍，弗朗西斯-普伦凯特在1886年3月确认，"英语是远东的语言，甚至比法语是欧洲大陆的语言还要多"。
结论
二十世纪的黎明揭示了一个与四十年前截然不同的日本。随着治外法权的废除，最近对大清帝国的军事胜利，以及在台湾的殖民存在，日本要求成为帝国大国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因此，日本参加1904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是庆祝日本在文明项目上取得成功的一种方式。
到了明治后期，日本政府无疑为其现在国际公认的警察部队感到自豪，并将日本的西化警察作为证明该国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证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并不是偶然： 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很早就认识到警察作为公共关系工具的宝贵作用。
在整个明治时期，政府官员和警察自己都明白，警察可以而且应该不仅仅是犯罪调查者或秩序维护者。
如果得到适当的培训和教育，警察也可以被用来支持具体的政治和政策目标。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修订条约的高峰期，警察被定位为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之间的关键调解人，以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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