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中华灵气在仑山》诗作者：陶钧|中华灵气在仑山|中国书法|书法家|篆刻|陶钧

陶钧现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泠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北京市地方教材指导专家。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

1964年出生于北京。

别署可以居主人，可以先生。

198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篆刻专业本科。

199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200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古代艺术品鉴定方向研究生课程班。

现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泠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北京市地方教材指导专家。

历任北京教育学院书法教研室主任；《中国书法》杂志特约编辑；《书法丛刊》责任编辑。法教育创新特色》等。

参展经历：2012年古萃今承《行书技法宝典》作者六人艺术展：北京展：2012年1月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杭州展：2012年3月杭州师范大学现代美术馆；福州展：2012年5月福建省美术；2013年首届全国书法名师邀请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2014年笔歌墨舞·翡冷翠—不群绘画艺术、陶钧书法作品联展意大利佛罗伦萨贝利尼博物馆；2015年福建美术出版社三十周年书画邀请展福建省画院展厅；2017年“丹青校园共筑梦想”北京市中小学美术教师书画展（指导教师）北京山水美术馆。

主要著述：《书法创作十题》，载《美术新课程教学与教师成长》2009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行书技法宝典·米芾手札》2011年，福建美术出版社；《北魏崔宾媛墓志考释》，载《收藏家杂志》2012年6月；《米芾行书尺牍技法》，《中国书画报》连载二十期书法讲座专栏，2013年3月6日-5月11日；《粗服乱头，不堕野怪—北魏李松墓志考释》，载《中国书法报》2015年6月23日；《李瞻墓志考释》，载《中国书法报》2015年9月22日；《东魏吕盛墓志铭考释》，载《中国书法报》2016年3月29日。

我得宛丘平易法

——读《陶钧书法篆刻作品集》

文／唐吟方

经过三十多年的笔墨耕耘，陶钧兄推出了平生第一部作品集。在出版极为便捷的今天，时间上可能有点晚了，作为老朋友，我仍为他高兴。

中国艺术讲究水到渠成，最高境界往往是自然而然的形成。陶钧的这部作品集，不用说是他长期投身于中国书法篆刻创作探索的心血凝聚，展示了他良好的专业素养，精力所寄，既是他个人成果的汇集，大概也可看成是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浙美书法教育成果的一个检阅。

浙江美院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招收过书法专业本科生，在诸多艺术院校中，浙美是先行者也是积累最深的一家，而且投入教学的都是一流艺术家兼教育家。相隔二十年后重开书法专业，又逢中国书法热的兴起，可谓适逢其时。当时浙美书法专业招收的学生是从各地百里挑一的艺术尖子，社会对他们期待殷切。浙美这一有先见的举措，赶上了一个历史节点，也引发其他艺术院校争相效仿，开办书法专业。陶钧是浙江美术学院1980年代恢复书法专业招生后最先的二届毕业生之一。

我们在回望这段历程时，已有不少亲历者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写下他们的经历感受。考察一个艺术学院的教育理念是否出色当行，学生毕业后的行迹作品是最好的检验，也是艺术教育留给时代最有意义的精神财富。我留意过浙美（后来的“国美”）最初几届毕业生的去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以书法驰名，从事与书法有关或或多或少有关联的工作。如专业书法教师、专职研究人员、编辑或博物馆专业人员。

就我的跟踪观察所得，书法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状态大致可以归纳成几类：第一类处在书坛的核心地带，可以视为九十年代书法风尚的参与者接力者，还是当今书法专门化的推进者。他们大多任职于高校，既传承了老师辈的书法风尚，也把这种风尚传递给更年轻的学生。由于毕业后学生一般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他们的影响力往往以此来接续。第二类毕业生实际上只读了一个专业，对书法并无兴趣，工作后与书法的关系是疏离的，随着工作环境与生活状态改变，书法淡出他们的生活。第三类毕业后选择了一个与书法有关的职业，他们虽然不在书坛的中心，由于与社会各阶层书法人的接触，有机会游离原先的专业背景去思考书法，从而引发对书法创作的一系列反思。陶钧的情形，我以为介于第一第三类之间。

浙美毕业后，陶钧先后在炎黄艺术馆、《中国书法》杂志、《书法丛刊》杂志工作，最后才到北京教育学院任教。相比于陶钧那些一出校门又进学校的同学而言，他的书法观念是在与社会各阶层的书法人有充分的接触和了解的前提下逐步完善清晰化。我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陶钧和那些先有概念的书法家是有区别的，也有别凭感觉自立的那部分书法家。他的书法观形成于“当下”，是契合中国当下文化态势，务实而有可持续性的。陶钧在叙述工作经历时提到黄胄先生曾劝他学画。进入《中国书法》杂志工作，有机会和来自南天北地的书法人打交道，接触到的社会信息更庞杂。而他后在《书法丛刊》的工作经历，作者群的书法立场与前面二类不完全一样，常常站在历史与传承的角度去看书法。后来又在北京教育学院担任专职书法教师，则要求他在书法的通识与专识有所取舍。陶钧三十多年来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重新审视作为当下书法家的路径。

陶钧有一段自述是这样说的：“成功的要素在于对共性的把握，而不是坊间流传的个性与创新。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始终应该是展现至善至美。”我理解陶钧认同历史标准下的书法，其意示明书法不管将来怎么走，都无法脱离中国文化的根基。决定书法未来走向的是人，而决定人怎么去写的是书法人背后的教育和文化蒙养。故陶钧对书法经典极为看重，他强调：“学习传统，首重临摹，遴选经典范本，亦步亦趋，务求必似。通过一系列练习和调整，逐渐完善技法，意与古会。至于个性，是个人固有的习惯，常常阻碍作品达到完善，不仅不足恃，还常常成为掣肘而不自知。真正需要钻研的是千百年来大家公认的正确方法，是为共性”。这段话意思，包括他对前人今人未来的见解，包括他对老一辈学人如启功先生书法的推重，非常符合艺术史发展规律。当然不妨也看作是他以创作兼长书学理论研究、当代书法篆刻批评素养的体现。

我没有和陶钧面对面交流过书法问题，偶尔漫谈所及，大略表示过对书法传统的尊崇与价值的肯定。我愿意把这些看成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又经历过社会磨砺的艺术家的自觉。陶钧保持持久的思考，勤于实践，以平常心对待书法。三十多年一以贯之，按自己的艺术价值观行走。我以为陶钧的心态和他创作的作品是可以互为注释的。

陶钧求学的时代正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书家还健在，他们的书风经历了大时代的淘濯，加上建国后新风气的薰染，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陶钧身上带有那一代最优秀的前辈的气息，保留着那个时期书法人最美好的一些东西。书风纯正雅致，在审美上坚持艺术的真与善，还有充溢于笔墨间的某种温情，兼有古代经典的温润雅致与个性书写的双重之美，外表看起来不动声色，内在表情极为丰富。和九十年代以后的物化、商业化、技术化、工具化、格式化、视觉化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安静憩淡是生活，也是由内心出发的个性书写，还是他积聚三十多年后对抗被异化的呈示。

我对陶钧的篆刻一直抱有好感，隐含着对某种创作立场坚守，同时还是他艺术想象力依旧旺盛的见证。他对篆刻的热情与探索的兴趣一直高昂，艺术的触角始终处在开放的状态，并把追求定位于艺术史经典的框架下，寻求适合印感印味印韵的表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来源于当下与自心。作品集所呈现的他从个体生命体验到形式实验的诸多努力，我以为为当代印坛提供了一份质量极高的创作样本。